李洪岩：吴组缃论钱钟书

吴组缃论钱钟书

李洪岩

1979年5月9日，一位海外学者向钱钟书问到吴组缃。钱先生表示过他们的同学关系后说：“吴组缃是一位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一事，始终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自从《鸭嘴涝》（后来经老舍先生建议，改名《山洪》）出版后便搁笔了。”

这番话使我很想了解一下吴先生对老同学钱钟书是如何评价的。十年之后，1989年5月2日，笔者拜访了吴先生。谈到槐聚诗人，吴先生说：

“钱钟书与我只是普通同学，我们都晓得他是个‘书虫’”。吴先生的皖南口音显然串了不少调儿，但却仿佛小锤敲老钟，底气十足。“我常常到他屋子里去，他的笔记本有这样一大摞。”吴先生打个表示有一尺多高的手势。“书架上也有一摞摞的。我进他屋，只见他眼睛闭着，从笔记中抽出一本，一看，'哎呀'，打自己的头――记错了。摆进去，又抽一本。”

“会说，喜欢与人聊天。不过一般人他看不上，不理你。那时清华有个学生很特殊，搞地质的，个子特别矮，坐在马桶上，脚落不到地，叫徐元配（音）。钱先生最喜欢与他聊，吃饭时也在一块聊，没完没了。现在，钱先生与周振甫先生就是这样的关系。一般人同他也聊不起来，同我就聊不起来，因为钱先生太博雅。解放后，他几次问我：‘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我说‘不知道’”。吴先生哈哈大笑。

“清华不分班、系，来往都很亲密。4月1号起咖啡室开门。我们下午打过球洗过澡后，就去喝咖啡、酸梅汤、红茶，吃点心。有一次曹禺对我说，钱钟书在那里喝茶，还不叫他给你开英文禁书看？（书库随便看，但书太多，摸不到门）我就叫钱钟书给我开三本。他随手拿起一张写外国字的稿纸，一下写满正反两面，开出40多本，包括作者姓名、内容特点……

“钱钟书在我们同学里很出名，读书博得很。赵万里当时25岁，给我们讲版本目录学。一次他说：不是吹牛，某书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有两个学生都讲：不是那回事情呀，只有他见过吗？我们也见过呀，而且同他介绍的就不一样。这两个学生就是钱钟书与吴晗。”我听至此，立刻想起1932年3月26日出版的《清华周刊》37卷5期上，有钱先生的《辰伯（吴晗）以诗见赠大佳调以二十八字》一诗：“精研博综一身兼，每读高文竟不厌；余事为诗亦妙绝，多才多艺太伤廉。”真是好汉怜好汉了。吴先生接着说：“钱钟书表示，那个版本他见过许多次，同赵万里讲的不一样。我从中调拨，‘下一次你站出来讲嘛，难道咱们清华无人了？’我很佩服赵万里！本来，他计划讲十个题目。第一个题目落下这个笑话后，他留下七八个题目请钱钟书和吴晗讲。赵万里的学问很了不起，可钱、吴能给他挑错儿。”

吴先生还感慨地说：“1933年毕业后，伦敦大学请钱先生讲英国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英国讲英国文学，一般人岂非班门弄斧？”

吴先生对钱先生的叙述，据我考察，是可信的。那话中流露的真挚情感，尤其可敬！我至今还记得吴先生那兴奋的表情，流溢着青春的自豪感！

本文原刊于《人物》1992年第1期。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