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的正月，母亲在土炕的半片烂竹席上，生下了她一生中的第五个儿子，就是我。
极度的营养不良，产后的母亲已经虚弱得没有力气抱我这个同样瘦成猴形的婴儿了。母亲干瘪的乳房跟夲没有奶水可吃，奶奶便用甘草煮的水代替乳汁灌给嗷嗷嗷待哺的我。
母亲看着围在炕头边上的四个半大不小的儿子，个个衣不遮体，又看看刚刚来到人世间的我，因吃不上奶水而哭闹不止，母亲眼中流露出无比的辛酸和无奈。
此时正值农村包产到户前夕，人们的生活虽然渡过了五八年、六零年食草吞灰的可怕年景，但离温饱还很遥远。母亲那时候想的最多不是奢望我们吃好穿好，而是如何活下去、如何能够顺利的长大成人。为了我们弟兄五个，母亲用她瘦弱却依然坚强的身躯付诸了行动并为此奔波操劳了一生。
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填饱肚子是母亲每天面临的最大的难题。那时全家人的口粮是按农业社生产队每户所挣的工分分配，当时爷爷因病干不了重活，只挣着半个工分，哥哥们年龄都太小也没有那个能力，全家能挣工分的也就父亲、母亲和奶奶，而且还是两个缠着小脚的女人。三个人的口粮要养活那么多的嘴，显然是不够的。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何况我家是五个半大小子呢！
我两岁的时候，一个漆黑的晚上，母亲把我们兄弟五个哄睡着后，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揭开空荡荡的存粮瓦罐，颗粒无有。明天五个儿子醒来了一个个喊着“妈妈”我该拿什么充饥了？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母亲心中酝酿，为了一炕稚嫩的小生命她只能豁出去了。母亲下定了决心，挺而走险就去偷着掐生产队的苜蓿。
苜蓿长成是喂牲口的好饲料，在小苗时期人亦可食用且还有营养。母亲深深的知道偷着掐生产队的苜蓿是不允许的、是罪恶的，被抓住了会在村上挨批斗、扣工分。但母亲顾不了那么多了，在道义和孩子的生命之间，母亲义无反顾地选择救她的孩子们。
母亲是旧社会遗毒的受害者，两只脚被无情的缠成小脚，除大姆脚趾是半曲外，四个脚趾头连同半拉脚面都蜷曲在脚底，如同破壳未伸展的小鸡，只有缠上厚厚的裹脚布才能颤颤巍巍的行走。
母亲深一脚浅一脚，摸到了一块苜蓿地，刚蹲下身子掐了几把，生产队巡夜的发现了，喊叫着追过来了。母亲听见喊声，转身就跑，漆黑的夜晚，在那崎岖的山路上，母亲慌乱中一脚踩空，掉下了一处悬崖。那几个巡夜的见状也慌了，急忙通知了家人。父亲和大哥赶到悬崖下，找到母亲时，母亲手中还紧紧捏着那把苜蓿草。
母亲被摔断了几根骨头，无法动弹，是父亲和大哥用一个担粪的竹框抬回家的。躺在炕上的母亲浑身是血，脸上青肿得没有了人形，眼泪刷刷的流但没有呻吟一声。
几个哥哥慌乱的哭开了，而我却被母亲可怕的样子吓得躲得远远的，傻傻的看着。第二天，父亲在二十里外请来了一位郎中，捏了捏断着的骨头，开了几副草药，算是得到了治疗。一向深明大义的母亲深知自己所干的事让家人蒙羞，所以顽强的咬着牙忍着撕心的疼痛，让那些断了的骨头自然恢复。
半年后，母亲可以下地走了，小脚加上受伤，走路更不稳当了。母亲的断骨没有接好，自然恢复的，所以背也驼了，胸腔也歪了。但母亲没有丝毫的怨气，看着几个娃娃一个赛如一个的心疼，母亲的眼中充满了知足和欣慰。欣慰自己还活着、欣慰我已经可以到处乱跑了、欣慰哥哥们可以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小活了。
太阳升起又落下，落下又升起，贫穷的曰子亦是如此重复着。
母亲是位能干勤快又手巧的家庭主妇。为了养大她的五个儿子，母亲必须学会更多的求生技能。
每年临近冬季，母亲就到生产队种过的菜地里捡遗落的菜叶和菜根，背到村旁的涝池边洗了。我问母亲："菜叶和菜根干什么用？"母亲说："用来压冬酸菜，我的娃就有菜吃了。"
压冬酸菜是个体力活，母亲把捡来的菜叶和菜根切碎煮熟，再捞入一布袋中，把多余的水分挤压得干干的，母亲说这样压出来的酸菜才放的久，不会坏。
都说瓜菜半年粮，一缸母亲做的冬酸菜便是全家大半年拌饭的主菜了，也是母亲利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给全家获取的一份额外的收成。
母亲就这样拖着近乎残疾的身躯，扭着一双小脚，奔波在生产队繁重的劳动任务中，操劳着一家人的衣食温饱，日复一日。
转眼间，最小的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一块钱的学费和书夲费还不是问题，母亲仰仗着两只母鸡产的蛋还尚能应付。但看着赤着脚、光着屁股乱跑的我，母亲又犯难了，总不能让自己的儿子这个样子去学校吧。
母亲把自己的一件已经掉了色的外套脱下来，顺着缝子小心翼翼地拆开，又打发我拿上两个鸡蛋去合作社(当时的商店)换来了两包煮青(一种染料)，自已烧水动手染起了旧布。经过母亲染晒又重新裁剪缝制，我上学的新衣服做出来了。
有了衣服，还没鞋子，母亲便自己动手做起了鞋。
做鞋是母亲的强项，只要瞅一眼脚就知道鞋子尺码的大小。母亲平时把穿烂的衣服拆成布头，都收集起来，有空了就糊贴子(一种做布鞋的材料)，拼好一层布头抹一层浆糊，然后再压一层布头，这样糊上七八层，然后粘在土墙上阴干，取下来就是一块硬邦邦做鞋用的衬了。
母亲做的最好的是鞋面左右有两道松紧的鞋子，母亲把它形象地称作"豁豁擤鼻"。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第一次给我做那种像模像样的鞋。因为要去上学，样子就得好看点，平时做的都是不用松紧的圆口鞋，因为一尺松紧又要好多钱，母亲没钱买。
母亲剪好鞋样，纳好鞋底，就着昏暗的灯光，一针一线的缝着，灯光把母亲的影子拉得大大的印到土墙上，如一面静座的佛。
我穿上母亲给我缝制的衣服和鞋子，高兴得蹦蹦跳跳去了学校，可母亲从此就再也没见穿过外套。我不知道母亲从哪儿学来的染布手艺，也惊奇没念过一天书的母亲居然能裁剪和缝制出那么合身的衣服。
在母亲的任劳任怨中和无私忘我的呵护中，我们一天天长大。母亲用她颤颤巍巍的小脚，用她驼着的瘦弱身躯，撑起了这个家，用自己的屈辱，换来了我们活着长大的尊严。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有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没有生下一个女儿。她多么希望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儿给她梳梳头，擦擦身。母亲一直盼望着能生一个女儿，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这个愿望就从此破灭了。
母亲的妹妹六零年逃荒定居在了内蒙，小姨和母亲恰恰相反，母亲生了五个儿子，小姨却生了四个丫头片子。于是两姊妹商量着想相互调换一个，这样双方就都有儿有女儿了。最后，母亲确定拿我换一个女儿。
在我上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期，小姨如期来我家串亲戚来了。没住几日便要返回，临行前，母亲流着泪对小姨交代着什么，随后把不明事理的我推到小姨跟前，然后头也不回地快速扭进了厨房，把门重重从里关上。小姨抱起我，快步朝村外走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着了，大声哭着挣扎着喊妈妈。可任凭我怎么挣扎，小姨就是不松手，嘴里大声哄着我："胜儿不哭，姨抱你去内蒙吃白馍馍，穿新衣服，吃洋糖。"我一听到小姨要抱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母亲，越发哭的厉害了。就在即将走出村口的时候，透过蒙蒙泪眼，我看见母亲跌跌撞撞朝这边追来。追到跟前，母亲从小姨怀里一把夺过我，揽到怀里抱头痛哭，嘴里喃喃地说着："没女儿就没女儿吧，我不换了，胜儿跟妈妈回家走！"小姨见母亲反悔了，于是悻悻地一个人回了内蒙。
母亲不光是勤劳善良的，聪明能干的，更是一位贤惠孝顺的好媳妇，母亲用她的宽容和忍让，紧紧地把家凝聚在一起。
这是奶奶告诉我的一件事，那时候二哥才刚刚出生。
五八年，六零年，通渭的农村可以说是人间地狱，饿殍遍野。人们吃光了野菜挖光了能吃的草根，就连树皮都被剥着吃光了。榆树皮还算好吃的，人们把榆树皮剥下烤干砸碎，再用石碾子碾细，和一点点面在锅里搅成一团，黏乎乎的吞下去也可充饥。到后来树皮也没有了，人们就吃麦衣灰。烧麦衣灰还有窍门，不能烧得太过，太过就成小灰了，吃不成了。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哥不合时宜的来到了人世，那时大哥才三岁。父亲被征赴会川参加引洮工程去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那时，全家一天的供应只有一把面，一把面连一碗汤也烧不稠，怎能养活一家人？母亲和奶奶为了能让全家人活下来，想尽了一切该想的办法。
后来省上的救命团来了，每个人分到了不多点儿救命的粮食。爷爷是男人，饭量重，他实在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饿害怕了的爷爷怕家人吃了他的那份口粮，居然那时候提出了分家，他一个人另起了炉灶。奶奶不忍心丢下他们，依然坚持和母亲还有姑姑，两个哥哥相依为命。
爷爷一个人过，自然就吃的饱一些，有时候他一个人吃不完，也不给母亲他们，留着自己应急。奶奶说有一年的秋天，爷爷种的菜瓜结了不少的瓜，给母亲他们给了两个，其它的都攒起来了，自己一个人吃。后来瓜烂了，爷爷就"啪"的扔到了院子里，母亲看见黄黄的瓜瓤，也不管是好是坏，急忙拿了个盆，跪在院里，双手把那些溅得满院都是的瓜瓤撮了回来，掺了一把救济面，烙成了馍，分给饥肠辘辘的家人们吃。
爷爷后来尽管很心疼我，但在这件事上，我对爷爷的做法还是多少有看法的。
即便如此，母亲对晚年的爷爷还是端吃撑喝，嘘寒问暖，尽到了一个儿媳妇应尽的义务，沒有因过去的这些事而有所怨恨、怠慢爷爷，直到爷爷去逝。
往事如烟散去，又常留心间徘徊。
如今母亲的儿子们都已成家立业，也因各自的事业散居东西，母亲也走过了八十几年的风雨苍桑，满头银丝了。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哪儿都不愿去，就想陪着父亲守着住了一辈子的老院子，看着朝阳晚霞，盼着过年过节儿子们回家来，喊一声："妈！"
来源：陇上芳草地、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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