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毅
从刘邦起兵到汉王朝定天下，从始到终都能看到儒生参与的影子，他们在战时拿着刀枪去拼杀的作用不大，但在和平年代，逐步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其中，公孙弘职位算是最高的一个。在他身上有哪些优劣得失之处，值得我们效法和记取呢？此文主要探讨这个问题。
书生起码应该具有的优点就是书读得要好。汉武帝当政后，公孙弘两次应召贤良文学之士，第一次是在建元元年，他已六十岁，但考试及第，被以贤良征为博士。皇上派他出使匈奴，回来报告情况，不合汉武帝心思，认为他无能，以养病为托词免官，他回到了山东老家。看来外交和军事不是他的长项，头一个回合便败下阵来。
第二次是在元光五年，朝廷又诏征文学之士，菑川国仍然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又到长安应试，这次有百余人，他的对策被天子擢为第一，成了状元郎。公孙弘第二次被拜为博士，皇上委派他出使西南夷，视察民情。他回来奏事，百般陈说西南夷置郡无所用，武帝不听他的说辞。
看来，他在政见上和皇上有分歧，皇上意在开疆，公孙弘却持保守。不过，政见归政见，能力归能力，书生只要能考试高中，就算是尽了本分。
诚然，书生唯务读书，但读书不单纯是为了考试及第，而是为了多闻博识，多闻博识才能为皇上提供咨询。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
“公孙弘恢奇多闻……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
这是公孙弘做为儒生能获得提拔的第二个优点：多闻博识，用儒术逐渐征服汉武帝。
其第三个优点是俭节。公孙弘曾说：
“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
都尉汲黯说公孙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因为这个事，皇上亲自过问了他。公孙弘回答说：
“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衣，诚饰诈欲与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为霸，亦上僭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此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
公孙弘的书读得活泛，这番话说得公庸得体、滴水不漏。既能引经据典，不偏不执，于己又能明贬实褒，且扬人之长，道人之忠，给皇帝以谦让君子的印象。难怪被拜为丞相，封为平津侯，他这三寸不烂之舌，锻炼得锋利着呢。
公孙弘第四个优点是不与皇上廷争面折，避免事情搞砸。史书中说：
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
他曾与汲黯及其他同僚约好在朝堂上提出谏议，届时汲黯先行发言，公孙弘推辞未作表态，继而转向支持帝说。史书中写道：
“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
皇上问公孙弘事情原委。公孙弘说：
“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这个话说得实在是耐人寻味，但皇上以此为然。故左右幸臣愈是诋毁公孙弘，皇上愈是厚遇他。
俗话说，家有千万，主事一人。不能大小事都与皇帝争得面红耳赤，皇帝的威信是需要大臣去理解和维护的。元朔三年，公孙弘被拜为御史大夫，权力炙手可热。当时已在西南夷、东边沧海和北地朔方设郡。公孙弘一直坚持认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汉武帝组织朱买臣等重臣与公孙弘辩论设朔方郡之便。共发十篇策论，无一支持他的观点。公孙弘立即认识到自己的短视，向皇帝道歉说：
“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
能少数服从多数，不死倔烂强，也是为人处事的一大优点。
公孙弘还有一个优点是不推卸责任，不恋栈。在他任丞相期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他认为这是宰相的失职，上书皇上说：
“`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今陛下躬行大孝，鉴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厉贤予禄，量能授官。今臣弘罢驽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
人贵有自知之明。古人作文虽有诸多谦让礼貌、虚以委蛇的应酬之语，但公孙弘的这段奏章是真诚的，实在的，知道自己一个书生出身的份量，谨小慎微，主动承担责任而让贤。可能正因为如此，皇帝才愈发看重他，让他位极人臣。
公孙弘的缺点，据史书讲：
“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卻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
公孙弘是个胸府颇深的人，内心虽有忌恨，但能藏住事，在人情复杂而又险恶的朝堂上，哪怕佯与人善，也是必要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大家一起共事，怎能没有磕碰，但不能无辜构害人命。公孙弘未做葬良心的事，说他“阴报其祸”有揣测之嫌。
主父偃的被杀，有两样罪行：其一“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其二是“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劫其王令自杀”。
第一项罪名主父偃认账，第二项不认账。武帝想放他一条生路，公孙弘主张诛之。这是个量刑的不同。倘若主父偃无罪，杀他则有悖天理，而有罪则另当别论。
至于董仲舒，是自己论说灾异而犯事，杀头之罪。皇上赦免他，公孙弘提议他事奉胶西王亦无不可。
总之，公孙弘虽然一介书生，行义修德，又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汉兴八十余年，正好征召贤良，以广儒学，因以举弘为首位，不能不说是读书人的幸事。他能做到“从一而终”，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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