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湖南党史陈列馆资料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展的调查研究不下60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到各地调研不下57次、约2851天，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调研。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党形成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这是毛主席的巨大贡献。
一、毛主席极其重视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等等。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重视调查研究内含三个前提：
一是关心群众生产生活。1934年1月于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根据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情况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这一年毛主席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主席多次要求全党关心群众生活，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解放以后，毛主席特意要求警卫战士要来自全国各地，不要集中于某些地区，各地都要有一些。毛主席经常让战士们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作调查研究，了解各地的情况。
二是相信群众的智慧。毛泽东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提出：“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毛泽东提醒人们：要善于发现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研究总结的鲜活经验包括“代表会议”“检查制度”“群众生活”“劳动力调剂”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并提出这些好的经验和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三是决策一定是建立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 他在撰写《兴国调查》这篇调查报告时特别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二、调查研究是毛主席一生的工作习惯
调查研究好像是毛主席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习期间，1916年暑假，毛泽东和蔡和森相约走出长沙，到外地“游学”。两个身无分文的穷学生，徒步游历了浏阳、湘阴、岳阳，在洞庭湖的南部绕了半圈。离开岳阳后，两人已是身无分文，只得“行乞”而归。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走了3个县的20多个村庄，加深了他们对社会、农村和农民的认识和了解。
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请已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的萧子升一起，再次开启了他的校外“游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个县，行程900余里，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丰富了社会知识，对农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仅大革命时期至少有七篇调查报告得以保留，后来收入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分别是：《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和更为复杂的世界，党内大多数同志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机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针对当时的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我们有责任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
到了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历时两个多月，他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随后，他又用了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为进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并提出：汇报材料中“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两个多月来中央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认识成果。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时，曾这样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调查，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三、毛主席调查的功课做得很足
1、调研准备充分。毛泽东一生开展的多次调研活动，在调研前都一般会做准备，经过“打腹稿”，事先思考调研方案，有些调研他还拟定调查提纲，列出大纲和细目，做足各项准备。例如在韶山银田寺座谈中，他提出的调研问题就有：区乡农会的组织发展如何？农会干部的成分怎样？办审公道不公道？农会办了些什么好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他最终取得了丰硕的调研成果。
2、高质量召开座谈会。毛泽东非常重视通过大范围地开高质量的座谈会以听到真话。他每次召开调查会，规模、人数都会视情况而定，座谈会对象尽可能具有广泛性、代表性。例如在1927年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的调研中，毛泽东调查的对象就比较广泛，包括各县的党、政、工、农、团，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和一般人员，参与人数较多。在韶山银田寺调研中，毛泽东善于启发在场每一个人的话匣子，让大家敞开心扉发言。当时现场有30多人，大家一起讨论，甚至还相互争论，在大家的争论中，毛泽东通过去粗取精听真话，自己对实情的辨别也就越来越清晰。
3、与调查对象交心。毛泽东开展调查，善于通过全面掌握基本情况和典型访谈的方式，与对象以心交心，了解真正的实情。例如，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在韶山200多天，大半的时间都在进行调查。针对不同类型的典型，他一家一家走访，一个人一个人长谈，并尽可能扩大覆盖面。社会上对组织开展的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表扬和批评，他都认真倾听、虚心接受。对于农民运动中的“农民问题”，解决得好的和坏的情况都去了解，以全面掌握基本情况。192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找来老家的壮年佃农张连初，诚心与他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了解他家里的基本情况，包括粮食、猪油、茶叶等支出情况，以及粮食收成、喂猪、工食等在内的收入情况都进行详细记录。他通过“以心交心”“解剖麻雀”的方式，搞好典型访谈，了解真正实情，为下一步决策和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4、调查具体细致。《寻乌调查》主要是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说在这之前“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自开始从事调查研究活动以来，他认为：“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在寻乌，毛泽东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人员从20多岁到60多岁，有杂货店主、职员、小商贩、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等不同职业。调查报告中介绍了寻乌的全貌，重点讲了“寻乌的商业”。里面所列各个行业的情况，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为什么要如此细致？毛泽东道出了真实想法：“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毛泽东认为自己到了寻乌，才有了这样的机会，“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
5、解剖麻雀式调查。在《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篇调查报告中，采用的就是这种调查方法。为了解中国佃农的生活状况，毛泽东找来自己家乡的壮年佃农张连初，首先了解他的家庭基本情况，进而详细分析他家里包括食粮、猪油、灯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之部”，以及包括“田收”、喂猪、工食省余等在内的“收入之部”。通过分析这些详实的家庭情况，毛泽东得知：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这户细农“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由此毛泽东分析道：“穷苦佃农总是老实者多精明者少，在生存竞争十分剧烈之今日农村，此点关系荣枯极大”；“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毛泽东认为：“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中国佃农的苦难，“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
四、毛主席的研究做得很深刻
毛泽东认为，必须首先把基本情况调查研究透，把研究方法搞对头，“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1925年12月，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通过分析，明确分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1927年3月，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
1928年10月，他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找到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充足证据。
五、有力推动其他人调查研究
毛主席不但自己经常调查研究，而且倡导和推动各级干部调查研究，教其他同志调查研究的方法。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延安时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尽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
早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七部分就是专门论述“调查的技术”，内容非常详实，包括（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2）调查会要到些什么人？（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4）要定调查纲目，（5）要亲自出马，（6）要深入，（7）要自己做记录。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自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进入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为此，他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次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
在三次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留下了许多调查研究的精彩篇章，这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毛泽东发起的这次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毛主席调查研究的理念、方法至今闪耀着伟大的思想光辉，是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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