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六月初，曾国藩向咸丰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肯终制折》，在这道奏折中，他淋漓尽致地说了不愿回江西军营，要求在老家守孝的真正原因，共有三点：
一是手无军权。他说自己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招募的官勇，不是国家正规军，所以虽能征善战，而有功人员却不能像国家正规军一样补授实缺。他本人简直丢脸丢到家了，即使是补授小缺这样的芝麻小事，他也必须向当地巡抚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舞士气。
二是手无政权。他不无痛苦地说，他以兵部侍郎职务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财权，又没有赏罚之权，所以处处掣肘，时时碰壁，碰得我常常鼻青脸肿，我的皮肤病和眼病就是被碰得心情压抑而得的。兵饷没有保障，常常受到断饷的要挟。
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曾国藩悲痛万分地说，我是以团练大臣招募士兵，只奉有出湖南省作战的圣谕，并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所以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与排挤，有人甚至故意借此奚落，让我窘迫难堪到极点。
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曾国藩在信的最后直接地阐述中心思想：领导湘军的人必须要有军权、政权和钦差大臣的头衔，否则很难击败长毛。而我是个三无人员，所以我回江西前线毫无意义，请皇上还是让我在老家守孝吧。
这意思已再明显不过，要想让我曾国藩出山，必须给我权力。
后来很多学者们都说，曾国藩这次上疏太不明智，险些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但换个角度想，曾国藩这次的上疏正是最明智之举，而为何明智，连当时的他自己都无法知道。他争的那些权力，表面看是为自己，实际上是在为湘军争。这就是后来湘军上下能死心塌地跟随他，将他奉为神明的原因。做领导的，什么领导力、执行力、吸引力都不重要，最关键的就是为属下们争利。做到这点，人心就尽在掌握。（摘自《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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