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
到2015年9月为止，根据被调查者自己说的情况，在18-61岁的全体中国人里面，共产党员已经占到13.1%（标准差0.9%），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已经占到29.9%（标准差1.9%）。两者相加，具有任何一种信仰的中国人，已经占到43%，快要接近一半人口了。所以，在精神上，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世俗国家啦。
那么，这些信仰，对于信徒的性关系和性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可能十分可笑或者没什么意思，但是对于那43%的各种信徒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愿意提供以下的现实情况，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性关系：有过多个性伴侣吗？（是不是始终专一？）
在2015年，凡是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男女，自己一生中曾经有过夫妻之外的其他性伴侣的人占到44.9%，可是在那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男女里面，却只有38.1%。与此相类似，在已经结婚或者同居的宗教信徒中，有过外遇（婚外性行为）的占到33.7%，可是不信宗教的人却只有26.0%。二者归一就是说，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人，“不专一”的人都比不信宗教的人更多。
这可能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一种宗教都是更严格地约束信徒的各种行为，怎么会在性关系方面出现“颠倒过来”的情况呢？可能的解释只有三个：
第一，也许是因为，在现今的中国，各种宗教对于性关系的规定，其实已经放松了，所以各种教徒的“性出轨”才会比非教徒还多。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虽然各种宗教对于修改修改的规定没有放松，但是中国目前的信教者很可能并没有那么虔诚和坚定，所以教规就不再起作用了。
第三，我们可能需要反过来看问题：也许恰恰是那些有过“性出轨”的人，才更可能信奉任何一种宗教。
共产党员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他们有过多伴侣的人，比非党员多4.5%；有过外遇的多出8.9%。至于这是为什么，还是请读者们自己来解读吧。
2.性福（性、爱情、婚姻）的总分是多少
这是一个从1到10的总分，分数越高代表自己对于性爱婚这三者越满意，也就是“性福”越多。
我所调查的5种正规宗教，都是强调和鼓励爱情与婚姻的，都是非常重视夫妻关系和谐的，可是我的调查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
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男女，性福的平均总分是7.07分；可是不信宗教的男女却是7.22分。这很可能说明了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既可能是教徒们的性福程度，确实比非教徒要低；但是也可能恰恰是因为自己的性福程度较低，这些人才去信仰宗教。
共产党员的情况与宗教徒很不同。党员的性福是平均7.29分，可是非党员却只是7.16分。也就是说，党员的性福比非党员要多一些。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统计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我宁可认为，双方基本上是持平的；或者说，不是党员这件事情，并没有显著地减少这些人们的性福。
3.五种性技巧的总分是多少
这也是一个总分，表示着人们采用各种性技巧的程度。
在这个问题上，出人意料的情况出现了：信奉各任何一种宗教的人的平均得分是3.03分，可是不信宗教的人却是2.39分。前者高于后者，而且差距相当大。
这显然与各种宗教的教规有关系。在当今中国，各个宗教都比较重视性关系，但是对于具体的性行为方式和性技巧，却已经没有多少清规戒律了，或者虽然有，也不那么坚决地执行啦。
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由于各种宗教都很讲求精神修炼，因此教徒们很可能有意无意地把这种心理能力，运用到自己的性生活之中，所以性技巧也就更加丰富了。
共产党员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他们的性技巧总分平均是2.85分，而非党员只是2.48分。
总而言之，信仰与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信仰在性关系、性福和性技巧这三个方面，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甚至是相反的作用。这其中的道理必定是非常深奥的，我希望能有信徒来发声，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附录：潘绥铭的四次全国调查的简介
历史比较：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2010年和2015年，四次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基本上是每五年一次。每次调查的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地点、调查方法、问卷内容都基本一致，因此具有历史可比性。
随机抽样：
四次调查的对象都是中国境内18到61岁的、能识汉字的总人口。在2015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3亿6782万人，其中18-61岁的人大约是9亿4千万人。
我们采用分层等概率的随机抽样方法，直接等距抽样到县级地理区域，再按照第4名原则，抽取街道或镇、居委会或行政村，再按照当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地理位置，直接等距抽取个人。
这样就可以涵盖这个年龄段里的所有中国人，包括城市和农村，包括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具有相等的可能性被调查到，具有95%的把握，足以代表这些人的总体情况。
调查地点：
2015年分布在25个省市自治区的103个县级地理区域中的街道和镇，其中城市居委会67个，农村行政村36个。每个调查地点完成大约50个问卷，总计5136个合格样本（男性占48.1%），抽样应答率66.5%。现场应答率91.7%。四次调查总计样本23,147人。
调查方法：
派出调查员，直接到达全国各地的居委会和行政村，在当地调查3天以上。
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一般是居委会的房间或者学校教室。
同性别、一对一地、在封闭空间中访谈。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1]
调查内容：
自己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魅力与性感、社会交往、未婚者的恋爱与性、婚姻状况（含同居）、双方情感、性生活细节、非婚性关系、多伴侣性行为、“看黄”、上网活动、异性按摩、一夜情、找小姐、交换伴侣、多人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性生活障碍、使用新毒品、购买性用品、遭到性侵害或性骚扰。
如果被调查者没有任何性行为，那么就会仅仅回答86个提问；如果什么情况都有，那么就会回答192个提问。
统计方法：
按照国家数据中的城乡、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分布进行复杂抽样加权。
[1]1998年，在美国“全国男性青少年调查”中，把这种方法与“自填问卷法”进行对照，发现各种敏感行为的报告率都比后者有所上升。参见Turner，C.F，etc.: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DrugUse，andViolence：Increased Reporting withComputer Survey Technology; Science，Volume 280 (5365). May 8，1998，pp.867-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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