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13 3116人参与讨论
法律漏洞导致无人担责，是在合法地伤害他人生命健康权。
作者：于方
【回声专题】婚检查出艾滋，医生为什么不该保密？
“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是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意保守秘密。”早在古希腊职业道德圣典《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就有医生帮助保护病患的疾病隐私的规定。这种古老的医学道德，在隐私权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延伸成为患者的隐私权，得以继承下来。
但患者的隐私权同样有边界。例如医生在婚前体检时发现了一方感染艾滋，提前知晓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其保密，对其配偶隐瞒病情？
在中国相关法律中，对艾滋患者的绝对隐私保护条款，甚至允许患者对配偶隐瞒病情，不仅增加了婚内配偶传播风险，同时医生可以依法规避“提前告知”的责任，甚至合法地伤害他人生命健康权。
1、泄露信息是犯法，不主动告知伴侣、即使感染也不犯法，是艾滋患者隐私绝对保护条例的严重漏洞。
所谓艾滋患者的绝对隐私保护条款，是指《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第2款，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具体身份信息。同时，第56条第1款对违反隐私绝对保护条款的情形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这一条例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因信息泄露给患者带来的歧视伤害。此外，中国目前尚未出台防治艾滋的专门法律，只有国务院这一行政条例统管。
至于告知伴侣的义务，仅有“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一条；并且没有规定如果不及时告知，甚至感染给伴侣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因此，想要感染者主动坦白实情，避免对方婚内艾滋感染，只能寄希望于感染者的道德水平。事实上，在没有相关惩处和备用措施的情况下，“主动告知”的实现几率非常低。
国际艾滋病护理服务协会（IAPAC）2013年针对“主动告知”的几率曾做过一项研究，分别从阿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医疗中心抽取了20例艾滋携带者做对比调查。两州关于艾滋病传播罪的法条严厉程度不同，阿拉巴马州施行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规定患者在没有告知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下，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则构成“艾滋病伤害罪”，属于B级重罪。而南卡罗来州法律中规定了七种HIV特定控制措施，其中包括告知伴侣，一旦违反可能面临2年监禁。而调查结果显示，阿拉巴马州的研究对象中选择主动告知伴侣的人数为0，南卡罗来州仅有1人。
因现实生活中对艾滋患者的歧视和道德压力依然存在，依靠艾滋患者主动告知伴侣实情的几率仍几乎为零，“主动告知”的义务条款形同虚设，为了保护配偶及伴侣的生命健康权，美国多数州推行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夫妻及伴侣之间如果故意隐瞒艾滋病情且发生性行为，同样适用“涉嫌故意传播艾滋病毒”，是负有刑事责任的重罪。
2、基于保护公共健康原则，“酷法”旨在保护艾滋患者伴侣的生命健康权，在实际量刑上也在不断改革。
2008年7月的一个下午，警察带走了在一家音像店里打工的Rhoades，并护送他到当地一家医院，护士抽取了他的血液样本。而在他十几英里之外的家中，当地警长正在搜查他用来缓解HIV的处方药物。后经调查，Rhoades在明知自己已感染艾滋的情况下，依然与22岁的伴侣Adam Plendl发生性行为。尽管Plendl并未感染，但法官Bradley Harris的观点是，尽管Rhoades并不像杀人抢劫的普通罪犯，但他的行为存在同样致命的危险性。根据所在爱荷华州法709章，当地法庭依然判处Rhoades涉嫌故意传播艾滋病毒。最终，Rhoades获刑25年。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司法部统计，截止2010年，联邦32个州及华盛顿特区推行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各州共有67条法律条文涉及艾滋患者的再传播犯罪行为，以及应负的刑事责任。24个州及华盛顿特区法律明文规定，HIV阳性患者必须对其性伴侣公开病情。如果在没有提前告知性伴侣（包括夫妇）情况下，致使对方患病，则涉嫌性疾病传播，是负有刑事责任的重罪，罪重级别在3-6级不等。
量刑如此之重的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看似严苛，但它基于保护多数人的公共健康原则，实际上也一直在根据医疗技术的发展在改革，例如根据不同性行为的感染率量刑。而坚持施行它的法律意义，则在于惩罚故意隐瞒而伤害他人的艾滋患者，给予受害人最后的正义救济。
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精辟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没有其他目的。”尽管休谟的观点极端，但中国的现有法律框架下，医生与患者均选择逃避责任，而法律选择无视感染者伴侣的保护漏洞。
3、尽管医生有法定义务维护患者隐私，但患者隐私权屈从于他人生命健康权。
为什么医生在在明知可能传染给配偶或伴侣的情况下，不应该帮助患者继续保密？面对艾滋感染的风险，医生对病情的保密边界，同样是他人生命安全的界限，而生命健康权优于隐私权。
在隐私权至上的美国，针对医生及医疗机构的保密条例比中国严苛得多，且在庞杂的保密条款之上，依然划分了患者隐私权的界限。1996年通过的《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严格限制医生、医疗机构、第三方医保机构，全力保护病人病历的所有权、使用权和隐私权。医生需要向他人公开病历时，必须通过患者本人（没有行为能力的由监护人代理）的书面授权才算合法。对医疗或第三方机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处罚也相当严厉。对明知故犯的泄露信息者，处以50000美元罚款加一年监禁；为谋取商业利润、个人利益而出卖、转交、使用或恶意伤害者，处以250000美元罚款加10年监禁。
4、尽管为病人“保密”的条款是医生重要的职业操守，但保密的前提也并非伤害他人的健康。
如此严苛的HIPAA法案，同样划分了医生“保密特权”的边界。在164.512条中，规定了多条可以不经过本人允许公开病历的特殊情形。其中包括避免严重健康危害的使用和揭露（Uses and disclosures to avert a serious threat to health or safety），例如医生在劝说艾滋患者主动告诉配偶病情无果后，为了保护配偶或伴侣的健康，有权提前告知以防范风险。
因联邦多州都有涉及艾滋防治的条款，在非保密情况上则更加细化，即规定医生有权自主决定向患者的亲密伴侣、以及可能被传染的人披露实情。之所以可以突破“保密条款”，同样是依据他们有责任有权优先保护他人的生命健康权。
1969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留学生Prosenjit Poddar为情所困，杀死了自己的女友Tatiana Tarasoff。而在他行动之前，他曾向自己的心理医生Lawrence Moore博士透露过自己的杀人计划。Moore博士也判定，Poddar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出于保护病人的隐私，他并没有把Poddar的病情以及“杀人计划”告诉女友Tarasoff和她的家人。女友Tarasoff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无辜被杀，其父母把心理医生Moore博士告上了下级法院，结果法院拒审此案，认为Moore博士只是履行了保密义务。Tarasoff父母又提出上诉，加州最高法院裁定，医生不仅对病人的隐私保护负有责任，同样在病人威胁到他人生命健康时，有义务提前告知潜在的受害者，甚至可以通知警方或采取任何合理措施。
庭审法官 Mathew O. Tobriner在当时写下的多数判决意见，成为后来影响众多案件的标本：“公共政策支持医生保护病人的疾病隐私，但在病情可能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安全时，保密义务屈从于维护公共安全的义务，医生的保密特权必须终止。”
在艾滋病高发省份云南、广州等地，出台了一些类似“终止保密”的省级行政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在患者不主动告知的前提下，有权告知其伴侣实情。但实际上按《立法法》，省级行政条例属于下位法，必须屈从于国家级别法律及行政法规的上位法，省级行政条例赋予医疗机构的告知权，并没有绝对合法性。除了《艾滋防治条例》外，在《执业医师法》、《侵权责任法》、《传染病防治实施办法》等条例中均只提及，“医生应当保护病患隐私，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尤其以艾滋此类敏感疾病，更强调绝对隐私保护。而没有涉及“保密权终止”的特殊情况。
因此，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医生向任何第三方透露病人感染信息就是非法行为，甚至包括艾滋病人的配偶，在实际诉讼中以《艾滋防治条例》中的隐私条款即可判定。而现实情况是，医疗机构往往为逃避“隐私泄露”的责任，选择隐瞒病情，甚至欺骗。万一染病，医生可以完全“合法地”规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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