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民爱物、民胞物与”表达的是每个人对待他人、对待自然的一种基本态度。“仁民爱物”是孟子提出来的，“民胞物与”由张载提出。西方哲学主张天人二分，因而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主流上就主张戡天役物、人定胜天，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而中国哲学则认为，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也不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人只是大自然中的组成部分。基于这一理念，中国哲学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征服的对象、战胜的对象，而是看作认识的对象、朋友，把尊重生命、爱护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体看作人类至高无上的崇高道德准责。在中国哲学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体与我们人类一样，都是秉天地之气而生，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们存在于这个地球上，与人类一样，同样有自身存在的权利、价值和尊严，我们人类不能任意剥夺或消灭它们的生命。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荀子的一段话很能代表中国哲学中的这一价值观念，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在荀子看来，草木禽兽都是有气、有生、有知的生灵，人也只是万物之中的一物，属于一个由低到高的序列，都是禀受天地之气而产生的，只不过人与它们相比，只是多了理性思维和道德观念而已，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纳入到伦理思考的框架中来了，人与自然之间冷冰冰的关系被赋予了人性的、道德的内涵。我们来看孔子是如何主张的。孔子告诉我们说，人不但要爱人，还要把这种仁爱之心推及到万物，充分表现出了孔子对快乐生活的追求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他提出了“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主张只用鱼竿钓鱼，反对用大网拦河捕鱼，并反对射杀夜宿回巢的鸟。反对人类对大自然生命的滥捕滥杀，反对破坏生态平衡。孟子也是主张把仁爱之心扩充到自然万物之中，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主张。《礼记》提出了“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的主张。董仲舒更是提出了“泛爱群生”、“鸟兽昆虫莫不爱”的主张。“二程”也提出了人不仅要爱人类，而且还要爱一切有生命之物，要把仁爱的对象扩大到天地万物和整个自然界中，以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彻底贯通。张载更是把苍天看作是父亲，大地看作是母亲，天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他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民胞物与”的思想，即天地间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姊妹，所有的有生命、无生命的事物都是我的朋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是温和的、友好的，而不是敌意的、冷酷的，人类之爱由近及远，由家庭伦理之爱推及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之爱，然后再推及动物、植物乃至宇宙间的一切生灵中去。以这种观念审视自然界，自然界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死寂的机械世界，而是一个生机弥漫、生命流行的有机世界。这种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生态情怀成为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儒家是这样，道家也是这样。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也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道法自然，反对人类用强制的方式对大自然进行人为的破坏，道家向往的是那种“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可攀援而窥”、“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自然图景，强调那些任意破坏自然、残害生灵者必将遭到报应。道家还从道法自然中悟出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道理，希望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理想境界，把生态环境与生命的终极追求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追求的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完美和谐。
佛教中的生态智慧，同样是把生命个体和生态环境看作是一个统一体，承认万物皆有佛性，都具有内在价值，因而主张“不杀生”、“泽被草木”、“慈悲为怀”、“万物平等”等，“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认为“诸罪之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尤要”。因此，佛教徒大多反对人对自然生灵的伤害，因而往往都是素食主义者。禅宗主张的那种“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是完全中国化、世俗化了的佛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佛教，是佛教与中国固有哲学融会贯通的产物。
可见，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都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这一思想给了我们重要启示：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要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统一。要树立正确的生态保护意识，要善待大自然，减少对资源的无限制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盲目地破坏自然，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最终只能导致人类自身的灭亡。就像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所警告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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