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段论

——以西汉为例进行说明

吕后去世后，已故齐王刘肥的次子朱虚侯刘章，联络齐王和其他诸侯王，起兵诛杀吕氏。吕产等人派灌婴平叛，结果灌婴驻军荥阳，联合诸侯，反而讨伐吕氏。吕产等人又开始犹豫是否要将军权交给太尉周勃平叛。九月，太尉周勃诈开北军军营，控制了北军；之后在陈平的谋划下又阻断了吕氏和南军的联络。朱虚侯刘章趁机杀入未央宫，杀死吕氏一族。此即诸吕之乱。

诛杀诸吕之后，大臣开始商议继承人选，最后以代王刘恒是高帝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一位，而且母家薄氏温和为由，立为天子。前180年，闰九月，代王刘恒来到长安，即位为帝，是为汉文帝。同时为了永绝后患，汉惠帝诸子被齐王室的东牟侯诛杀殆尽。

按照立嫡立长的宗法，排序第一的应当是惠帝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但是惠帝诸子的合法性被质疑，所以应该是从刘邦庶长子刘肥算起，这样最应该即位的是齐王刘襄。但是由于在评定诸吕之乱当中，刘襄挟持了琅琊王刘泽，导致刘泽在朝中宣称刘襄舅舅不是善类，所以大臣最后拥立母家羸弱的刘邦四子代王刘恒。

关于诸吕之乱的真实性，有两种说法，即真的和假的。笔者倾向是假的，可能吕氏有过这一野心，但根本没有付诸实践的迹象。因为如果吕氏有取而代之的想法，那肯定要提早准备，但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吕氏连像样的反击都没有，可以看出根本没有准备；而且吕氏的代表人物三位吕王，动辄就被还政于刘氏的理由说服而耽误时机，因此很难说这样的人有篡位的野心。

在笔者看来，这次行动其实是宗室联合勋贵，发动的一次针对外戚和皇权的联合行动。其实平定诸吕的主要参与者，只有齐王室一支和周勃陈平等几位重臣；齐王室自不必说，对吕氏有着非常强烈的仇恨；由于吕后遗命吕产成为相国，直接架空了陈平和周勃，因此这两人在诸吕之乱中出力最多。所以按照谁受益最大谁嫌疑最大的推理方法，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勋贵与宗室策划的政变，所谓的诸吕叛乱只是成功者强加在失败者身上的标记。诸吕之乱后，吕氏被彻底消灭，连同汉惠帝诸子也以来路不明而被诛杀。同时由于勋贵担心外戚势力再一次崛起，所以没有拥立实力最强的诸侯王齐王刘襄，反而拥立了生母地位低下的代王刘恒。

有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将传统中国的政治力量分为皇帝、宗室、外戚、宦官、文臣和武将。但是可能是因为没有接触过科班训练，笔者始终没有学会怎么使用这套方法。所以笔者按照个人习惯和理解，将文臣和武将归为大臣，并重组成勋贵、豪族和寒门，因而变成七股政治力量；这七股力量又可以被分为三组，皇权的地位最为特殊，因此是第一组；宗室、外戚和宦官只能通过操弄皇权来掌控政权，所以是存在天然敌对关系的第二组；勋贵、豪族和寒门占据了相权，与前四者更像是合作和雇佣关系，因此是第三组。

运用调整后的这套工具和技术决定论，笔者可以比较顺畅的解释历代朝代的发展规律，即任何一个朝代，大致可以分解成三个部分，初期内斗、盛世中兴和苟延残喘；每一个阶段这七股力量中的特定几支都会有特定的表现和行为，而每一次的结局大抵相同。

初期内斗，也就是第一阶段，实际上是要解决建国之初各种偶然性下的政治平衡因进入和平年代而被打破后造成的政治不平衡。在初期内斗阶段，主角是皇权和勋贵，配角通常包括宗室和外戚。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王朝的建立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相对于皇权，勋贵的势力扩大的速度要快得多；能否驾驭勋贵，基本取决于前两代皇帝是否足以熬死绝大多数勋贵。皇权和勋贵之所以会发生冲突，主要的原因在于勋贵凭借自身的功劳尾大不掉，皇权受到威胁但是却难以予夺。外戚经常作为两代皇帝的衔接而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弥补皇权的羸弱；宗室有时是皇权的依靠，有时是勋贵的盟友，这种角色转换取决于宗室是否有可能蜕变为皇权（即位称帝）。

从西汉建国，到平定诸吕之乱，可以看做是西汉的第一阶段。其实在这一阶段，西汉有过两次比较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次是太子废立之争，一次是平定诸吕之乱。前一次可以看做是尚为宗室的刘盈吕后联合勋贵，迫使皇帝刘邦让步；后一次则是在勋贵的支持下宗室对过度膨胀的外戚和皇权的反扑。勋贵之所以可以在西汉初年保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主要原因在于刘邦年事已高而刘盈早逝，吕后称制时间有限，因此元老大臣大都在世。不过勋贵的最大弱点在于自身的不可延续性，虽然勋贵的爵位可以世袭，但是影响力天差地别，三代过后勋贵基本都是米虫。

从文景之治开始，经历汉武盛世，再到昭宣之治（中兴），西汉经历了一个朝代的第二阶段，即盛世中兴。文景之治之后，汉武帝创造了一个盛世；汉宣帝在汉昭帝之后又创造了一个盛世（中兴）。实质上就是积累了一些财富，然后被用来建功立业；之后又积累了一些财富，然后又被用来建功立业。对百姓而言，积累财富的时候过得比较好，而对于建功立业的人而言，建功立业时会有很多机会。这一循环有可能只有一次，可能有很多次，也可能一次都没有。结束的标志有两类，一类是建功立业的皇帝死后，继任者沿袭原有政策，导致财政危机，国家衰落；另一类是积累财富的皇帝死后，继任者没有建功立业或者继续积累财富，而是用于挥霍，结果四方叛乱，朝政混乱，国家衰落。

在这一阶段，勋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般坚持不到第一次盛世就歇菜），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是皇帝和大臣；大臣可以分成文臣和武将，也可以分成寒门和豪强。配角有很多，比方说垂死的勋贵，偶尔上台的外戚，被打压但是依旧想入主中央的宗室。皇帝和大臣相互角力，一般而言皇帝倾向于建功立业，而大臣主张促进经济；大臣之中，武将和豪强比较支持皇帝，而文臣和寒门与之对立。

当某个皇帝或者执政大臣放弃了积累-扩张这个动态平衡之后，这个王朝就迅速进入第三个阶段，苟延残喘。这个阶段有两个特点，即中央对地方处于弱势和皇帝在各种政治力量中处于弱势地位。因为放弃了动态平衡之后，中央会被巨大的财政支出拖垮，从而只能让地方自筹，从而丧失对地方的控制；再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会比基数更大所以素质更优秀的文臣给架空，出现君权被相权侵蚀的情况，从而使皇帝处于劣势。针对地方离心（割据、自立等）和财政紧迫，中央政府会开展变法，试图挽救但是均以失败告终，并且会因为改革失败而加剧地方的离心和割据。同时在中央，皇帝为了能够控制住局面，会联合外戚、宦官和文臣之一，结果就是皇位的更迭受三者影响，三者为争夺皇权而激烈竞争。当中央的几股政治力量相互争斗到彻底摧毁中央威信的时候，地方割据势力或者起义军领袖会成功地攻入首都，王朝覆灭。

笔者习惯将新朝视作西汉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王莽在西汉和新朝的主张有连续性，而且是西汉后期儒学和谶纬流行的结果。汉元帝的历史评价是柔仁好儒，在位期间儒生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掌控了国家政权，但是除了对外关系上因为匈奴分裂而取得重大进展以外，内政和朝廷一塌糊涂，而且很快在外戚和宦官的联合下丧失执政权（这也是在不考虑赵高的情况下，宦官势力的第一次正式登场）；汉成帝重用外戚，尤其是舅舅们，除了西汉太后插手朝政的传统以外，很大程度上跟儒家主张的亲亲之爱有很大关系（不要想当然的认为文官就是儒家，也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儒家一定反对外戚；实际上儒生，尤其是太学生和外戚联合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文官跟外戚因为有矛盾而若即若离，当官之后的儒生会迅速的转化立场变成文官）；汉哀帝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元成的儒家路线，恢复了武帝宣帝的策略，但是能力有限以及寿命短暂，纠正戛然而止；王莽继续儒家路线，并且推到极致，进行了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局性政治改革，结果遭受彻底失败，新朝灭亡，本人被杀。

以上内容节选自曾在周报发表过的诸吕之乱（周报总第162期）、昭宣中兴（周报总第167期）、王莽改制（周报总第169期）三节。

实际上，三阶段论和七分法互为表里，是读史笔记的核心工具。相较而言，七分法比三阶段论更重要，也更难理解。笔者曾在周报总第210期和第211期中分上下两篇，对七分法进行过初步归纳，但是受限于当时的笔记进度，再加之其他诸多缘故，所以当时的归纳并不详细。今日补充本篇，以供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