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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忘忧清乐在棋枰

围棋是一种由两个人在棋盘上以棋子对局的竟技游戏。棋盘为正方形,横竖各有19条线,构成了361个交叉点,传说它象征着360周天之数,下棋时用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夹住棋子然后将棋子轻轻放在棋盘的交叉点上。棋盘上有9个黑圆点,术语称做“星”,中央的星点又称为“天元”,以此棋盘可分为九个部分:四个“角”,即左上角、左下角、右上角、右下角;四条“边”,即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角、边以外的地方就是“中腹”。

围棋的棋子呈黑白两色,据《杨子•法言》中“断木为棋”的说法,可知早期围棋的棋子是木制的,《艺文类聚》记载,梁宣帝作《围棋赋》道:“引如征鸿赴沼,布若群鹊依枝。类林麓之隐隐,匹星汉之离离。蜂起百途,从横万制。或无厌而反失,或先羸而後济。”将黑白子喻为鹊鸟和鸿雁,确实别出心裁。北宋王之道《蝶恋花》词云:“玉子纹楸频较路。胜负等闲,休冶黄金注。黑白斑斑乌间鹭,明窗净几谁知处。逼剥声中人不语。见可知难,步武来还去。何日挂冠宫一亩,相从识取棋中趣。”“乌间鹭”,就是乌鹭,围棋的别称,把黑白子比作羽色玄素的飞禽。棋子的数量和棋盘的交点相同,黑181个,白180个,合计361个。棋子在棋盘上是依赖“气”来生存的,“气”是指棋子在棋盘上可以连接的交叉点,也是棋子的出路。双方行棋的过程中,运用吃子、打劫、作活、围地等围棋技术直至终局,就是棋盘上每一个交叉点的归属都完全确定下来,以占点(地)多者为胜。围棋规则有顺口溜云:

棋之盘,方十九,三百六十一叉点,

黑白子,黑先走,黑胜要过一八五,

交叉口,气相连,气尽棋亡最自然,

遇打劫,停一手,防止全局形再现。

武侠小说家金庸把下围棋比作“头脑体操”,他说下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合、得教训、得心悟、得大寿”。

明谢肇赫云:“古今之戏,流传最为久远者,莫如围棋”。围棋,这古老而充满魅力的活动源于何时,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尧舜把围棋作为家庭教育的手段而发明创造出来,这种说法流传很广,可不足为信。围棋是一项复杂艰深崇尚逻辑思维的游戏,它的产生必须依赖比较深厚的社会文化积累和人类智慧达到相对高的存在状况,而且社会生活应当处在相对的安定和平宁,可尧舜时期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的生存状况还比较恶劣,社会生产力尚处于低级阶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创造围棋不太可能。明陈仁锡《潜确类书》认为夏桀之臣“乌曹作赌博、围棋”。

唐代诗人皮日休在《原弈》中认为:“尧之世,三苗不服,以尧之仁,苗之慢,尧兵而熠之。由罗人杀鸺鶹,渔人烹鲲鲕者矣。尧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后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岂以害诈之心。争伪之智,用于战法,教其子以伐国哉?则奕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岂曰尧哉?岂曰尧哉?”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弈,围棋也。”皮日休认为围棋起源于战国时期。《左传》记载:“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

‘……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隅,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这段史料记录了春秋中叶,卫国大夫大叔文子批评宁喜三心二意没有主见的事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可见弈棋在当时是大家熟知的常见行为。处于春秋后期的孔子也曾提到围棋,《论语•阳货》记载:“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其中“六博”指六博之戏,弈指下棋。孔子认为,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还不如下下棋,尚可锻炼人的思维。

围棋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首先是一大批痴心于围棋而无他顾的“棋迷”的出现,如《孟子•离娄下》记载,“世俗所谓有孝者五:惰其四支(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物,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其次是当时已经出现一批举国闻名的弈棋高手,而且不少青少年跟随学习棋道,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奕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俱学,弗若之也!”秋为全国闻名的棋坛高手,必然经过多次众所周知的棋赛,可知当时弈棋之风很盛。再次,围棋的基本术语和理论已经形成,如《尹文子》云:“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进退取予、攻劫杀舍,在我者也。”

魏晋南北朝棋风承前朝而益盛,围棋爱好者非常多,《三国志•王粲传》云:“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南朝宋人羊玄保(371-464),以弈棋而得官,李延寿《南史•羊玄保传》记载:“羊玄保,泰山南城人也。入为黄门侍郎。善弈棋,品第三。文帝亦好弈,与赌郡,玄保戏胜,以补宣城太守。”王彧下的一局棋是围棋历史上最惨烈的对局,李延寿在《南史•王彧传》中记载:

王彧字景文,名与明帝讳同,故以字行。上遣使送药赐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正与客棋。扣函看,复还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变。方与客棋思行争劫竟,敛子内奁毕,徐谓客曰:“奉敕见赐以死。”方以敕示客。酌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自仰而饮之。

据《晋书•祖纳传》记载:“纳好弈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不闻数棋。’对曰:‘我亦忘忧耳。’”所以后来人们将围棋又称为“忘忧”。据《世说新语•巧艺》载:“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因此,围棋又有“坐隐”和“手谈”的别称,因为弈棋时,两人对坐,忘我离事,犹如隐世;而且下棋时,沉默无声,仅靠一只手的中指、食指,运筹棋子斗智斗勇。《晋书•阮籍传》载:人称“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至孝的阮籍下围棋时,竟然听闻母亲死亡的噩耗而不顾,实乃真正“棋迷”也。梁任坊在《述异记》中也记载了一则关于围棋的佳话:

信安郡(今浙江衢州)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饿。俄倾,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这座山后人就将它称为“烂柯山”,围棋也就拥有了另一个别号“烂柯”。唐代诗人孟郊作《烂柯石》云:“仙界一日内,人间千载穷。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惟余石桥在,犹自凌丹虹。”

隋唐代围棋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人们对于围棋的爱好日盛,《旧唐书•裴寂传》记载:“隋大业十二年(616)李渊留守太原,与(裴)寂有旧,……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唐代宗时,一位官员叫李讷,“仆射性卞急,酷尚弈棋,每下子安详,极于宽缓。往往躁怒作,家人辈密以弈具陈于前,讷睹,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忘其恚矣”,以前,人们非常重视围棋的军事性、竞技性和娱乐性,而唐代侧重于它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增长智慧的美育价值,弈棋与弹琴、作诗、绘画一起合称为“琴、棋、书、画”,被认为是极风雅的行为。

在翰林院专设棋艺出色被称为“棋待诏”的“国手”,即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待诏”就是待命供奉的意思,《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记载:“唐开元年间(713-741),唐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 、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其中,王积薪是唐玄宗的棋待诏,《北梦琐言》说他“棋品极高,少适敌手”,据《云仙杂记》载: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之对手。胜则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王积薪能成为棋艺超群的一代围棋“国手”,与他“有容乃大”的性格,善于从民间棋手中吸纳棋艺有关。《集异记》中记载了一则王积薪学棋的神奇传说: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围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者之所先,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处,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止给水火,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寐,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适兴,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处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维,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橐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置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亦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诣则已失向之室闾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围棋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

故事虽然荒诞不经,却已经表明唐代已经有只凭记忆着子的“盲棋”技艺,反映了唐代围棋水平已相当高。

围棋在唐代文人之中更为流行,他们以棋会雅友,以棋遣胸怀,借棋抒性情,写下不少出色的诗篇,杜甫就非常喜欢弈棋,他的诗歌中也经常出现弈棋的描写,如《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诗有“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句,再如《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成都郊外浣花溪畔,水清木华,燕鸥相亲,一派恬静幽雅的田园景象,备尝颠沛流离、浪迹天涯的杜甫获得了一个安居的栖身之所,在树荫下弈棋,在江流边钓鱼,诗人感到异常的欣喜和别无他求的满足。

诗人杜牧(803-852),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更是痴迷于围棋。据宋马永卿《懒真子》记载:“‘玉子纹楸一路饶,偏宜檐竹雨潇潇。羸形暗去春泉涌,猛势横来野火烧。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愧霍嫖姚。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同于局上消。’右杜牧之《赠国手王逢》诗。或云此真赠国手诗也,棋贪必败,怯又无功,羸形暗去,则不贪也,猛势横来,则不怯也。周伏柱以喻不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诗也。牧之尝云,棋于贪勇之际,所得多矣。七十更万日者,牧之是时年四十二三,若至七十,犹有万日也。”

宋代由于城镇经济的发展,市民需要休闲时的娱乐活动,作为高雅的娱乐形式的围棋就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据陆游《渭南文集》记载:“郑介夫,名侠,以刚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号一拂居士。好强客弈棋,有辞不能者,则留使旁观,而自以左右手对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敌。白胜则左手斟酒,右手引满。黑胜反是。如是凡二十年如一日。”围棋的爱好或痴迷者越来越来多,它不再是达官贵人消闲时的专权,普通百姓也热衷棋道,甚至成为棋界高手。在街头、寺院、庭院经常有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棋会”,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象山(陆九渊,字子静,人称象山先生,江西抚州金溪人,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空中,卧而仰视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今官人之棋,饶得某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这反映了当时临安市民中弈棋较为普遍,而且出现了以棋谋生的人。文人墨客更以弈棋为雅事,苏东坡《观棋诗》序云:“司空表圣有‘棋声花院闭’之句,吾尝独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古松流水间,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妙也。”

宋代围棋高手十分重视围棋经验、对局理论的收集、整理和撰述。南宋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将前人有关围棋的思想和历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棋谱收集起来,编成一部颇有指导意义的围棋著作《忘忧清乐集》,书因宋徽守有“忘忧清乐在棋枰”的诗句而得名,是现存最早的比较系统完整的刻印本围棋代表著作。

围棋到了明代,无数的名手相继涌现出来。明武宗时,棋界形成主要的三派:一派为永嘉派,以鲍一中为代表;第二派为新安派,以程汝亮为中坚;第三派为京师派,有颜伦、李釜等高手。文学家吴承恩曾经写《围棋歌赠鲍景远》诗由衷的赞美国手鲍一中的棋艺。

海内即今推善弈,温州鲍君居第一。

我于二十五年前,已见纵横妙无匹。

当时弱冠游淮安,后来踪迹多江南。

品流不让范无博,收奖先蒙杨邃庵。

能棋处处争雄长,一旦遇君皆怅惘。

甲第公侯饰马迎,玉堂学士题诗访。

明代由于围棋非常普及,围棋神童、少年英才辈出,据胡应麟《甲乙剩言》记载:

人多言:“方子振小时嗜弈,尝于月下见一老人,谓方曰:‘孺子喜弈乎?诚喜,明当候我唐昌观中。’明日方往,则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谓与长者期,而迟迟若此乎?当于诘朝更期于此。’方念之曰:‘记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观门未启,斜月犹在。老入俄翩然曳杖而来,曰:‘孺子可与言弈矣。’因布局于地,与对四十八变,每变不过十余着耳。由是海内遂无敌者。”余过清源,因觅方问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龄,便喜对弈。时已从塾师受书,每余常课,必先了竟,且语师曰:‘今皆弟子余力,请以事弈。’塾师初亦惩挞禁之,后不复能禁。日于书案下置局布算。年至十三,天国下遂无敌手。”此盖专艺入神,管夷吾所谓:“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明成祖朱棣极好弈棋,一天,他一边宴筵,一边弈棋,拟“彻夜嬉戏之”,并将解缙唤来赋诗助兴,结果解缙竟用10个围棋别名,写成一首七律诗讽喻诗《观弈棋》:

鸡鸭鸟鹭玉楸枰,君臣黑白竞输赢。

烂柯岁日刀兵见,方圆世界泪皆凝。

河洛千条待整治,吴图万里须修容。

何必手谈国家事,忘忧坐隐到天明。

清代的围棋繁荣昌盛,产生过许多围棋高手,其中范西屏、施襄夏是其中最著名的围棋国手,是围棋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大师,《清稗类钞》说:“范西屏以神化擅声,施定庵以无敌标誉……以围棋之正运,乃千秋之极轨也。”两人同为浙江海宁人,年龄仅差一岁,二人共同受业于俞长候,因而被誉为“同乡棋圣”。《耕蓝杂录》记载了嬉游不拘的范西屏的趣话:

我朝弈师,以范西屏为最。范名建勋,海昌人,偶骑驴至扬州探亲,路过一棋局,入与对枰,连负两局,局中人责负钱,范曰:“我身边适无钱,但有一驴可抵。”众诺之,即牵驴去,初不知其何许人也。越月余日,而范复至,连胜两局,众议价以钱,范曰:“不须钱,即还我旧驴可矣。”盖范前度适欲舟行他往,无地寄驴,故借棋局喂养,至是则加茁壮矣,于是众始知其为范西屏也,相与爽然。

清乾隆四年(1739),正值而立之年的两大围棋国手范西屏、施襄夏于当湖(又名拓湖,即浙江平湖别称)对弈,鏖战十余局,互有胜负。从棋局来看,可谓出神入化,登峰造极,“落子乃有仙气,此中无复尘机,是殆天授之能,迥非凡手可及”,将中国围棋的高远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湖十局”至今仍被认为是我国围棋古谱中的典范。钱保塘曾说:“昔抱朴子言,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若两先生者,真无愧棋圣之名。虽寥寥十局,妙绝千古。”

李湛源,名许清,号湛罗、漪园,字海门,长期居住在北京,与秋航、沈介之并称为“京师三国手”,不为名利,一心向棋。《清朝野史大观》记载:

湛源性疏放而桀骜,咸、同时弈风犹盛,王公大人每邀致高手以为娱乐,而高手与此等贵官弈,亦辄优假之,盖利其贿,不得不尔也。湛源独不肯与王公大人弈,科头跣足如平时。贵官或屡负,使人阴贿之,求其让一二局以全名誉。湛源阳诺之,及对局,取胜如故,更使人诘之,大声曰:“我故不贪尔贿也!”故所如不合。世称弈手,其不藉弈为稻粱谋者,惟湛源一人云。他晚年穷途潦倒,最后病死于破庙中。

裘毓麟《清代轶闻》记载:“东洋诸国,朝鲜、日本、琉球,皆知弈,盖皆传自中国者也。朝鲜、琉球,皆视为游戏之事,不甚措意。日本则嗜此者颇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已经传入朝鲜半岛,也传入了日本,到了唐代,三国之间的围棋交流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848年,来唐入贡的日本王子,与唐朝第一国手顾师言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对局,据唐苏鹗《杜阳杂编》记载: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

七世纪中期,新罗国统一了朝鲜半岛,也与唐建立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其中精通围棋的新罗人朴球,曾任唐懿宗时的“棋待诏”,苏颚《杜阳杂编》云:“朴球能为棋待诏,则棋势必甚精,惜其谱不传。”朴球回国时,咸通年间进士,诗人张乔赋《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诗相送:

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

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

穷荒迥日月,积水载寰区。

故国多年别,桑田复在无?

我国最早的围棋专著是北周时写在羊皮佛经背面的一卷手写棋经,因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故名《敦煌棋经》,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棋经。围棋是一种竞技性的智力游戏,东汉马融在《围棋赋》中写道:“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争;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请说其方;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缘边遮列兮,往往相望;离离马首兮,连连雁行。”人们历来重视围棋在军事方面的训练价值,常以下围棋来阐明用兵之道。

魏晋南北朝时,开始建立了围棋品位制,即按棋手技艺高低分为“九品”,一品最高,九品最低,这与现在的围棋段位制的高低顺序刚好相反。魏国邯郸淳的《艺经•棋品》道:“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知,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不可胜计,未能入格,今不复云。”“入神”是棋品中的最高级别,明人许仲冶《石室仙机》云:“变化不测而能先知,精义入神,不战而屈人之棋,无与之敌者,这算上上。”

唐代徐铉的《围棋义例》,也是围棋史上一篇重要著作。徐铉把围棋着子的多种方法概括归纳为三十二个术语,如“尖”、“粘”、“关”、“冲”、“断”、“打”、“点”、“劫”、“扑”、“夹”等,这些围棋术语沿用至今,含义也古今大致相同,而且每个术语都有专门的解释,如“飞:走也,隔一路而斜走曰飞,有似禽鸟斜飞之义也”,“立:历也,沿边而下子者曰立,恐彼子有往来相冲之患也”,这种对当时围棋技巧和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无疑对后世围棋的发展和提高具有十分重大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唐玄宗和燕国公张说下围棋,只有7岁的李泌入宫进见,“泌至,帝方与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说因贺帝得奇童。”张说的诗概括了下棋的特点,逼真而传神。李泌的诗却从下棋扩展出去,引申到行义、用智、呈才、遂意等方面,蕴涵丰富,使人从中领会到更深邃的哲理。

北宋翰林学士张拟所撰的《棋经》,是中国古代围棋理论集大成之作,“论局、得算、权舆、合战、虚实、自知、审局、度情、斜正、洞微、名数、品格、杂说”十三篇,对古代围棋经验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围棋战术理论有着深刻和精深的阐述。如第四篇“合战篇”云:

博弈之道,贵乎谨严。高者在腹,下者在边,中者占角,此棋家之常然。法曰:宁输数子,勿失一先。有先而后,有后而先。击左则视右,攻后则瞻前。两生勿断,皆活勿连。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子而取势,与其无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补。彼众我寡,先谋其生。我众彼寡,务张其势。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夫棋始以正合,终以奇胜。必也,四顾其地,牢不可破,方可出人不意,掩人不备。凡敌无事而自补者,有侵袭之意也。弃小而不就者,有图大之心也。随手而下者,无谋之人也。不思而应者,取败之道也。诗云:“惴惴小心,如临于谷。”

此篇的技战法在多方面体现了弈棋之道朴素的辩证法,而且至今还具有实战的指导意义。

明代刘仲达的《鸿书》,载有王积薪最为著名的在围棋理论方面对后代影响深远的《围棋十诀》:“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顾我,弃子争先,舍小就大,逢危须弃,慎勿轻速,动须相应,彼强自保,势孤取和。”后人对此十诀,评价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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