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18日，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决定特赦一批战犯，重新予以其公民身份。当时一共特赦了10个人，分别为：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杜聿明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自由了，激动地拉着文强的手说道：“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没有说什么，他救的杜聿明被特赦了，但是自己却不在特赦行列，虽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毕竟文强在功德林里面抗拒改造，拒绝写悔过书，甚至还题“反诗”。
杜聿明是陕西人，文强是湖南人，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军统少将，为什么这两人能有如此渊源？为什么杜聿明能够特赦，为什么文强不能特赦？文强是如何救了杜聿明的？今天江郎就展开为大家讲讲。
文强和杜聿明有一点极为相似，那就是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在共产党，但是他们俩却在国民党。
我们先说文强。他和毛泽东有亲戚关系，他曾是朱德的下级，周恩来曾经是他的老师，刘少奇和他是同乡，林彪和他是同学。这几个人我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他们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共产党里面地位很高。
在“四一二”之前，也就是国共合作期间，很多人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文强也是如此。但是“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强迫“二选一”，这个时候文强选择放弃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坚持跟共产党走。
他跟随共产党转战四川，曾担任红一师师长、政委。可惜的是他被叛徒出卖，因此被捕入狱。最后好不容易越狱了，却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被领导罗世文错误地批评，一时负气的文强离开四川去了上海。
当时文强想要找到周恩来申诉，但是在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的党中央就开始陆续撤退，文强扑空了，他当时的领导罗世文就宣布开除文强的党籍。
文强是黄埔出身，当时也是用人之际，所以得到程潜、张治中赏识，在他们的引荐下加入了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后，文强由于能力突出，被戴笠提拔，上了军统这条贼船，成了正派人士所不齿的特务。
从此文强就开始军统生涯，但是他简直就是特务中的一股清流。别的特务研究暗杀、打闷棍、见识、告黑状，但是文强研究军事战争、战争走向、国际关系，特立独行。
1936年，当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的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试图进一步的了解日本这个对手，以便在日后能够更好的对付日本。
文强水平很高，他经过一番研究，认为日本的野心很大，他不仅要吞并满蒙更是想要吃掉整个华夏，还会在太平洋战场发动与美国的全面战争。
当时日本还是田中义一的老一套，顶多和苏联、中国在远东有摩擦，怎么可能凭借弹丸之地与中、苏、美开战。（ps：实际上当时日本并没有吞并东北的战略，九·一八事变也是因为日本军队内部的下克上而导致的）
当时文强的观点没人信，同僚们都觉得是文强随便说说，直到抗战全面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个时候，文强引起了重视，被戴笠委以重任。
1942年，戴笠委任文强担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两年后更是成为北方区区长。在此期间，文强干了两件大事：1、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汉奸部队；2、豫湘桂战役期间，率领两千军统特务沿途摧毁国军撤退路线上的桥梁，阻挡日军追击。
抗战结束后的文强已经是国民党中将了，而且还是第一批到东北接受国民党要员之一，在这里他认识了杜聿明。
杜聿明的一家也颇具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是同盟会成员，曾经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的堂哥杜斌丞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西安事变时主张跟共产党走，因此被国民党所杀害，毛主席亲自为杜斌丞写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杜聿明中学同学谢子长、魏野畴，都是陕北地区共产主义活动的先驱者；杜聿明黄埔同学阎揆要和徐向前是战友，55年被授解放军中将军衔；他的妻子曹秀清更是加入了共产党，“四一二”之后面临“二选一”，曹秀清和文强一样，选择加入共产党，放弃国民党身份；杜聿明女婿杨振宁，至今还活着，而且为我国做出巨大贡献。
可以说，一家子都为共产党做出巨大贡献，但偏偏杜聿明跟着蒋介石走了。和文强也差不多，文强是受戴笠提携，而杜聿明则是受蒋介石提携。
在1936年的时候，杜聿明加入了蓝衣社。蓝衣社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系为主体的军事性质社团。在加入蓝衣社之后，杜聿明就受到了提拔，一路升为第五军军长，并且指挥中国第一支近代化装甲部队。
杜聿明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将，和这支部队关系密切。我们从杜聿明的履历上看，他所有的光辉时刻基本上都是依赖第五军所建立。
长城抗战时，杜聿明代替关麟征指挥部队，凭借坚持不退，血染长城的精神，杜聿明名声大噪。但是在之后的淞沪、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中，杜聿明表现非常一般，并不出色。他再次名声大噪的时候是昆仑关大捷时期，当时凭借第五军的强大战力，杜聿明取得大胜，击毙了日本旅团长中村正雄。
在缅甸期间，第五军的战斗力也十分之高，可惜由于史迪威、罗卓英的错误指挥，导致远征军惨败。但是第五军的战斗力不容忽视，第五军的新编二十二师更是成了日后新六军的骨干。
1945年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时，杜聿明几乎兵不血刃直接控制了昆明，只给龙云留下一个五华山和一个营的武装。昔日的云南王，一日不到就被杜聿明轻松解决，如果不是杜聿明念及私人感情，恐怕龙云会死在枪炮之下。
之后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在东北他和文强开展了合作。当时文强在东北成立了三十多个情报小组，虽然隶属于军统局，但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文强和杜聿明的合作密切，而且两个人也很合得来，私人感情也不错。
这三十多个情报小组为杜聿明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凭借大量军事机密以及第五军的战斗力，杜聿明很快就掌握了局面，在东北的林司令只能暂时避其锋芒。二战四平的时候，林司令自认东北民主联军“实际失去抵抗的力量”。
我们先前就说过了，杜聿明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将，个人能力不否认，但是他的强大往往是依赖第五军。为什么？因为第五军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杜聿明治军严明，部队战斗力很高，但是其他部队就不行了，战斗力参差不齐，杂牌部队更是一遇敌就如鸟兽散。
在杜聿明掌握局面之后，陈诚就来篡夺胜利的果实，硬是把杜聿明赶走了，而且还把杜聿明的王牌第五军给拆散了。部队分散之后，无法形成合力，第五军的战斗力也大不如前。这就给林司令带来喘息之机，之后回过头重创国军，东北局势陡然转变。
这个时候蒋介石又让杜聿明救火，实际上已经没什么用了，因为杜聿明没有可以指挥的部队，其他部队要么就是杂牌部队，要么就是各军头的派系军，互相掣肘，推诿扯皮，战争失败已是注定的事。
1947年7月8日，杜聿明黯然神伤，离开了东北。东北的局势已定，林司令率领解放军逐个击破。而之后随着淮海战役的序幕拉开，蒋介石又想起了杜聿明，于是把杜聿明扔到徐州，并且委任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司令。
升官之后，杜聿明意识到需要组建一个有模有样的指挥部，于是把文强拉过来了。他对文强十分熟悉，而且知道文强能力强，是副总参谋长的最佳人选。
本来文强在长沙是一个处长，办公厅主任，如果不是杜聿明硬拉过来，那么文强还有可能跟着程潜起义，成为起义功臣。但是可惜啊，文强被杜聿明拉过来了，而淮海战役也成为二人的最后一战，随着战争的落幕，他们也先后进入了功德林。
1948年12月，杜聿明率领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被包围于陈官庄一带。被解放军围了一个多月，全军上下都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一方面是物资匮乏，士兵们饿得连枪栓子都拉不开了。另一方面，那就是南京貌似放弃了他们，救援部队迟迟不来。事实上他们也很清楚，南京实在是没人可派了，大局已定了。
在这个时候，国军意外抓住了我军一支武工队，杜聿明当时十分郁闷，接到报告后直接下令枪决。作为杜聿明的副总参谋长，文强意识到突围已没戏，大局已定，滥杀也无用。于是文强瞒着杜聿明，偷偷释放了这七个武工队队员。
1949年1月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被攻破，国军几乎崩溃。9日夜晚，邱清泉、李弥用威胁的口气劝杜聿明突围，而且必须是当晚。蒋介石定的突围日期是10日上午，但是还没到10日上午，杜聿明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了。而文强和杜聿明的结局也差不多，没能突围出去，被解放军所俘虏。
杜聿明被俘之后，有人指认杜聿明杀害武工队队员，杜聿明这才后悔当时所下的决定。而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文强站出来说国军并没有执行杜长官滥杀的命令，这七个人没死而是被释放了。审查人员听闻文强的话，迅速在淮海一带寻找武工队队员，最后找到了这七个人，而这七个人也表示确实被抓但是没有被杀。
文强的举动救了杜聿明一命，杜聿明对文强十分感激，但是二人同为战犯，谁也帮不了谁。直到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但是文强并没有被特赦。杜聿明想着这一走，怕是兄弟二人再也无法再见，所以拉着文强的手表示感激之情：“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之所以杜聿明第一批被特赦，而文强没有被特赦，这中间是有原因的。首先第一点是要看是否悔过，是否抗拒改造
杜聿明在功德林里面改造得不错，不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更是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抗美援朝时期，杜聿明还在后方抱病炒面，为志愿军提供物资。
但是文强就不同，他在功德林里面抗拒改造，而且还提“反诗”：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玉石狮子在，国府门前月不明。
王耀武看到之后吓一跳，连忙说：“你这是反诗，千万不能贴出来，赶快去撕了。”文强没有搭理王耀武的劝阻，说道：“一个痛字，表示我对国民党失败的哀悼，一个雄字，表明我对中共胜利的喜悦。我是矛盾的，却是真实的。如果这是反诗，那你叫共产党把我枪毙算了。”
共产党知道这些人有怨气，所以并没有撕毁文强的“反诗”，也没有惩罚他，只是任其埋怨。但是这种态度，就注定文强难特赦。作为功德林里面的“顽固派”，黄维和文强都是很久才得到特赦。
前几批被特赦的人，一方面是改造得不错，另一方面还是有政治层面的考量。第一批释放的战犯只有曾扩情是特务出身，其他九位都是将军出身。
杜聿明虽然没有明显的派系，但是杜聿明与国民党的要员关系密切，释放杜聿明可以争取这些人；宋希濂和陈赓、陈诚的关系较好，释放宋希濂可以争取一下陈诚；王耀武和顾祝同的关系要好一些，而且本身特别“识时务”，接受改造；周振强是蒋介石心腹，一心忠于蒋介石，释放周振强可以有效瓦解其他战犯的抵触心，毕竟最忠于蒋介石的周振强我们都能既往不咎，更别说其他人了；至于释放陈长捷，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要不是傅作义胡乱操作，陈长捷都不会进功德林。
像这群人都和国民党其他要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释放他们可以表示一个很友好的态度，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人大多都是黄埔军人，可以给其他黄埔师生做做思想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后还组建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其宗旨就是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
文强最初是抗拒改造的，最后也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而且还被特赦。他在被特赦之后，担任过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的人脉关系，联络两岸的黄埔师生，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强和杜聿明两个人虽然曾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但是在功德林里面接受改造之后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且晚年投入革命事业中，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这两个几乎雷同的命运也让人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