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为他亲自邀请到京的客人仇鳌洗尘。当仇鳌乘坐的汽车抵达中南海后，毛主席早已在此等候，亲自为仇鳌开车门，并扶他下车。
仇鳌见到毛主席后，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老朽让主席费心了！”毛主席听后笑着说：“先生，一别数年，您怎么还把我的名字给忘了？我是毛泽东，字润之，可没有改名为主席啊！”
仇鳌听后哈哈大笑，说：“好，那我以后还叫你毛润之！”
那么仇鳌究竟是谁呢？他为何能令毛主席如此尊重？下面鉴史文学社为大家一一解惑。
1921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毛主席和何叔衡回到长沙，着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为了加强党干部的理论学习，他们决定在长沙创办一所“自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
不过想创办一所学校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面临着办学经费和学校选址等困难。毛主席和何叔衡在商讨过程中，不由得同时想起仇鳌和船山学社。
仇鳌，字亦山，是湖南汩罗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仇鳌曾协助孙中山、黄兴等人提倡辛亥革命，后来又大力进行“倒袁、护法”活动。
仇鳌对仕途没有兴趣，因此只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主要负责人及民政司长。不过由于仇鳌的资历比较深、知识渊博、思想开明，因此威望很高，深得社会各界的敬重。
船山学社位于长沙市东区，是求学读书的好地方。当时船山学社的社长就是仇鳌，他主张“船山先生的民族思想必须放大范围，这对时代有用”，所以每周都要定期讲演船山学术。
仇鳌
何叔衡曾是船山学社的老社员，和仇鳌交往密切；而毛主席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也曾多次聆听仇鳌的演讲，对他的学识也是非常佩服的。
1920年，一位朝鲜抗日组织的负责人来到长沙进行考察，毛主席和何叔衡等人代表湖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表示欢迎，并邀请仇鳌参加此次欢迎会，请他讲话。
仇鳌在讲话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不要将狭隘的民族报复，要为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谋解放。”毛主席很是欣赏仇鳌的讲话，说：“亦山先生的主张和我们研究会的主旨是一样的。”随即聘请仇鳌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指导员。
画面一转来到1921年11月，毛主席与何叔衡来到船山学社拜见仇鳌，并说出想要创立一所新型大学的想法。仇鳌听后很是赞同，当即决定由船山学社承办，并取名为“湖南自修大学”。
仇鳌起了校名，毛主席则起草了创办宣言和组织条例。船山学社的部分房屋和每月400银元的经费划给自修大学，仇鳌被推选为“自修大学”的校长，毛主席则担任教务主任。
从这以后，自修大学在仇鳌和船山学社的掩护下，成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公开活动的场所，毛主席也搬进船山学社居住，和仇鳌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其实仇鳌担任自修大学校长只不过是挂名而已，学校的主要事务由毛主席等人负责。学校的学生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和党团骨干，毛主席和他的一些战友也一边在自修大学学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
每到晚上，毛主席等人都会去仇鳌的住处聚会，交流彼此的情况，研究工作。仇鳌的妻子出身农家，热情好客，每次都用汩罗特色的姜盐芝麻豆子茶招待他们。这种茶咸甜香辣，不仅祛湿解乏，还能舒胃提神，毛主席很喜欢这种茶，一次能喝五六碗。
毛主席等人除了喝茶外，也喝酒，喝的是仇鳌乡下亲友送来的自酿谷酒，谷酒醇香且不上头，毛主席虽然不好酒，但也能喝上一两杯。毛主席曾对仇鳌说：
“你们汩罗的姜盐茶可以治伤风感冒；汩罗的酒赛过'白沙液’，应该取一个正经的名字。古代有一种名酒叫'剑南春’，我看这汩罗谷酒就叫'汩罗春’吧，还是蛮合适的！”
不久后，自修大学又建立了图书馆，创办了理论刊物，还为工农干部增设了补习班，学校越办越兴旺。当学校经费不足的时候，则由仇鳌以“振兴社会文化”的名义向社会各界筹借。自修大学成了中共最早的党校，这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提高干部理论水平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22年年底，仇鳌辞去船山学社社长和自修大学校长的职务，将全部事务都交给毛主席等人负责，第二年前往欧美进行考察。就这样，何叔衡接任船山学社社长，李达则接任自修大学校长。
船山学社
自修大学的创办也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仇鳌不仅对自修大学的成立居功至伟，后来还帮助了作为自修大学继承者湘江学校的发展。1925年，仇鳌回长沙主持国民党湖南党务，并担任湖南《国民日报》社长，聘请谢觉哉为主笔，大力介绍苏联的情况。
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开始进攻长沙，驱逐军阀赵恒惕后，唐生智担任湖南省主席，仇鳌则主持党务政要，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局面在湖南就此展开。
湘江学校的声誉也随之上升，教育厅批准按照“甲等补贴”资费拨款给该校办学，并招收共产党员见国民党员的青年开展农运讲习等内容。
自修大学还影响了毛主席后来主持的党的教育活动，毛主席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其教学方法就是湖南自修大学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1948年秋，毛主席指示湖南地下党组织和仇鳌联系，商议湖南和平解放的相关事宜。余志宏受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的派遣，拜会了年近七旬的仇鳌，并请他为湖南和平解放出谋划策。
仇鳌欣然答应，并对余志宏说：“几十年来，湖南上千万群众历经战乱，生活苦不堪言，迫切希望能得到和平。毛主席的主张正合我意，我必定鼎力相助！”
仇鳌分析了湖南当前的局势，然后提出：“如果能策反白崇禧脱离蒋介石是最好的办法，但如果不能成功，力争白崇禧过湖南而不战也是可以的。如果能说服程潜的话，这件事则可以成功。”
仇鳌顿了顿继续说：“章士钊现在在上海，如果能在程潜奉李宗仁之命前往南京的时候，和他见上一面，经过多方说服，那么就有七成的把握。”
余志宏非常诚恳地说：“请仇老放心，我一定将您的建议汇报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
其实仇鳌在会见余志宏之前，已经开始做程潜的工作，他和程潜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早有情谊。仇鳌劝程潜审时度势，为湖南上千万的百姓着想，高举起义之旗，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1948年12月25日，中共宣布国民党中的43人为战犯，其中便有程潜，这令他格外慌张。中共湖南省工委对湖南的局面分析后，仍觉得程潜对和平起义顾虑重重，便让仇鳌想办法做程潜的思想工作，稳定湖南的局面。
仇鳌听完余志宏的话，说：“毛主席的震山锣鼓，敲得真准时！”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向程潜转述中共的诚意，缓解他的焦虑。
当程潜见到仇鳌后，连忙说：“这可怎么办是好？现在竟然给我扣上了战犯的头衔，这还让我如何和谈？”仇鳌静静地听程潜发泄心中的不快，然后说：“两军对阵，你能骂人家是'共匪’，人家就不能喊你一声'战犯’了？这就叫礼尚往来。”
程潜（左）
程潜听好友这么说，苦笑着说：“我现在真是左右为难，进退不得啊！”仇鳌安慰道：
“我们现在在筹划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站在湖南的立场，要求国共各方都克制一点，保一方平安。不久后，你去南京找李宗仁的时候，一定要抽空去找章士钊，将你的想法告诉给他。我想，他会给你一个可信的答复，记得替我问候他。”
程潜点点头，说：“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仇鳌当即说：“你先按照共产党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一步步做，再打发你身边的谋士们，暗地里去和地下党谈谈……”
程潜点头赞同，但紧皱的眉头仍没有松开，仇鳌见状说：“不如向警备司令部白崇禧借点兵？”程潜想了很久，说：“假借真移，好主意！亦山兄，我今日才明白，谭延闿依从你、宋教仁重用你的原因何在了！”
在湖南和平解放的紧要关头，程潜于7月21日前往邵阳，湖南省主席由白崇禧认为信得过、靠得住的陈明仁代理。当这一消息传出，人人惶恐，纷纷来到仇鳌住处求见。
此时仇鳌坐在客厅内，用淡定的语气解释道：“程主席是不得已才巡视邵阳的，还请诸位放心，我仇亦山是一步也不会离开长沙的，我们祖孙三代和湖南和平共存亡！”
仇鳌（后排右一）
仇鳌坐镇长沙，并让独子仇东吾带人去解放军进长沙的必经之路维持秩序，以此保卫大桥的安全，迎接解放军进城。
7月26日，国民党桂系军队包围了文星桥，并用枪堵住两端街口实行戒严。白崇禧第三次来到仇鳌的住所拜访，并送黄金百两力劝仇鳌离长沙赴台湾：“专机已在飞机场等待，还请先生携带全家登机，请先生三思啊！”
仇鳌没有答应，他果断拒绝：“蒋介石治理国家20多年，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你想凭借区区五十万溃军阻拦共军南下，简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老夫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倒是要劝你三思！”
8月4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发表《告湖南民众书》，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当日，由仇鳌主持的《国民日报》发出《告湖南民众书》的号外，紧接着由程潜、陈明仁领衔，37位将军联名发出通电，宣布湖南和平起义。
湖南和平解放成功后，仇鳌在欢迎解放军萧劲光的宴会上，一边摸着胡子，一边笑着说：“自从辛亥革命以来，长沙多次易守，这次和平解放，没有放一枪一弹，实为38年中绝无仅有的盛举啊！”
1949年8月30日，毛主席邀请程潜、仇鳌、李明翰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不过仇鳌因湖南和平解放时太过奔波而病倒了，他想到反正自己的心愿已了，自己也“半肺残躯，老迈无为”，就没有去。（1946年仇鳌因病切除了半个肺，于是自称“半肺老人”）
毛主席和仇鳌
1949年11月17日，毛主席又致电仇鳌，欢迎他“来京赐教”。在毛主席的频频邀请下，仇鳌于1950年初带着全家迁居北京。当毛主席得知仇鳌要来京时，连忙派秘书田家英前往火车站迎接，必将其安排在北京饭店居住。
不久后，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仇鳌，为他洗尘。当仇鳌乘坐汽车来到中南海的时候，毛主席连忙上前，并亲自为仇鳌开门，搀扶着他下车。仇鳌见到毛主席也是非常高兴的，他说：“老朽让主席您费心了！”
谁曾想毛主席却笑着说：“先生，这么多年没有见，您怎么忘了我的名字？我叫毛泽东，字润之，可没有改名为'主席’啊！”
仇鳌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好好，那我还叫你毛润之。”毛主席点点头，紧接着便搀扶着仇鳌进入颐年堂。
走进颐年堂后，屋内几人纷纷站起来向仇鳌问好，他们分别是章士钊、刘斐、林伯渠和李维汉等。在一番交谈后，工作人员走到毛主席身边，低声说：“主席，宴会已经准备好了，是否入座？”
毛主席笑着对仇鳌等人说：“既然宴会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们就边吃边聊吧！”
宴席开始后，林伯渠等人纷纷请毛主席上座，没想到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今天是为亦山先生接风洗尘的，理应请先生上座。”毛主席的一番话令仇鳌十分感动。
紧接着毛主席对林伯渠、章士钊等人说：
“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是我们的资助人，对我们的革命是帮了大忙的。当时他给我们筹集到好几千块大洋，这些钱可是很顶用的，为我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对我们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仇鳌摆了摆手，说：“润之言重了，我只是出了一份力而已，你再夸下去，我可是会不好意思的！”
毛主席哈哈大笑，果真没有继续说下去，不过他举起面前的酒杯，对着仇鳌说：“那我就敬先生一杯酒！”仇鳌点点头，同样拿起酒杯，说：“这杯酒我是必须要喝的！”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对仇鳌说：“您老人家执意不做官，那就和我一起住到北京来。这样我找您老人家方便，您也想见我也容易多了。不如就在全国政协担任特邀委员，愿意参加会议就来，不愿意的话就走，如何？”
仇鳌很是感动，他没想到毛主席为自己考虑这么周全，于是欣然同意了。
毛主席和仇鳌的感情很好，两人相处比较轻松融洽，他还很乐意听取仇鳌这样的老人的意见。
有一次，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仇鳌，然后告诉他：“现在美军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我想听听先生您的意见，是出兵过江，还是重兵驻守边防？”
仇鳌想了想说：“我们国家刚刚成立，经济还不是很发达，而对方则实力雄厚，我们还是严守边防比较好。”
毛主席向仇鳌讲明了必须出兵的战略考虑后，仇鳌十分敬佩毛主席的超凡胆略，但同时也指出：“对方没有向我国宣战，我们就派兵入侵他国领土作战，这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搞不好还会引来群起而攻之，给他们攻击我们的借口。”
仇鳌思考一会说：“润之，你之前不是写过一篇《纪念白求恩》吗？白求恩大夫自愿从加拿大来中国救死扶伤，我从未听世界各国说他的行为不合法。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派一批自愿官兵入朝援助呢？”
毛主席对“自愿军”这个称呼很感兴趣，嘴里反复念叨好几遍。
不久后，仇鳌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报道，当即笑着说：“毛泽东真乃神人也！我之前所说的'自’只是代表个人意愿，而他所说的'志’则表达出众志成城、有志者事竟成的决心，高明，真是高明啊！”仇鳌对毛主席越来越佩服。
毛主席给仇鳌写的信
除此之外，仇鳌还向毛主席提出防腐败的建议。
1951年，在中共诞生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数千字的长信。这封信有两个特点：
一是见事早。早在40多年前，仇鳌就指出共产党在执政后，应当保持头脑清醒，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保持革命本色以防腐蚀。
二是语言直。当时正值开国初期，仇鳌这封信又写在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然而这封信中没有颂词，也没有阿谀奉承之言，只有功同药石的良言，只有直抒胸臆的忠言。
因此当毛主席收到仇鳌的信后，不仅没有不开心，反而当即回信说：“共产党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诤友！”
1956年是仇鳌和妻子刘庄先结婚60周年，仇鳌邀请在京好友和亲属共聚一堂，并和妻子合影留念。60年来，仇鳌夫妇同甘共苦，在朋辈中传为佳话。
后来章士钊和毛主席谈及这件事，毛主席深情地说：“结婚60年，中国俗称偕花烛，外国人则称为钻石婚，这是人间少见的，值得庆贺！仇老的夫人贤淑厚道，当年还给我们喝豆子茶和谷酒，味道极好，我现在还记得呢！”
不久后，毛主席让人准备两盒君山毛尖、两瓶茅台老窖和两支高丽参，作为贺礼送给仇鳌夫妇。
周恩来和仇鳌
1957年端阳节前，仇鳌突然感到胸部剧痛，呼吸困难，情况十分危险。李维汉将这一情况汇报给毛主席，并说：“医生建议手术治疗。”
毛主席听后没有说话，因为他很纠结。要知道此时仇鳌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再加上他十年前曾因肺癌割去一半的肺，毛主席担心他难以承受开刀的痛苦，便说：“还是保守治疗吧。”
但仇鳌却坚持说：“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开刀必死无疑，如果开刀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还是开刀试一试吧。与其痛苦而死，还不如让我死在手术台上！”
毛主席见仇鳌态度如此坚决，便让李维汉和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负责，成立以北京胸腔医院院长黄家驷为首的手术小组，精心制定出手术方案。
黄家驷的医术是十分精湛的，当初就是他为仇鳌割去一半的肺，如今再次由他主刀为仇鳌开右胸腔，放出大量的脓血，仇鳌的病情这才得以痊愈。
手术结束后，毛主席亲自来到医院看望仇鳌，并送上燕窝、银耳等高级补品。除此之外，毛主席还特批给仇鳌每个月300元的生活补助，再三叮嘱他要好好保重身体。
某一天，毛主席路过仇鳌的住所，连忙让司机停车，进去看望老人。当毛主席见仇鳌身体已经恢复，甚是欣慰，随后让工作人员为他和仇鳌合影留念。
当时毛主席亲自从客厅搬出一张藤椅，然后扶仇鳌坐在上面，自己则站在老人身后。几天后，毛主席亲笔题词，并派人将这张照片送给仇鳌。仇鳌视若珍宝，将照片挂在客厅正中间，每次一有客人来，他必定为客人介绍拍摄时的场面。
1965年秋，毛主席来仇鳌家中看望他，他们聊了之前的往事和友情，也谈当前国际国内局势，交流对祖国统一的想法。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却在1970年2月9日去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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