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华
（浙江师范大学 图书馆，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对《列子》中的杨朱养生观，历来存在着误读现象，认为杨朱是纵欲主义者，与《列子》存在“二义乖背”。本文对这一观点进行重新考证，从杨朱学道经历与《列子·杨朱篇》中的15则寓言内涵分析得出结论：杨朱不是纵欲主义养生观，他与老子、列子养生观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二义乖背”现象。
关键词：杨朱；列子；养生观；二义乖背
中图分类号：B2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33-03
列子的思想应与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而杨朱之学是先秦哲学体系和衍变中由老子到列子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但因对《列子·杨朱篇》中文字上的误读与认识上的偏颇，杨朱思想被后人误解，认为杨朱是纵恣肉欲的养生观，列子是清静虚无的养生观，即《列子·杨朱篇》与《列子》全书存在“二义乖背”。
历史上持此观点的典型代表如汉刘向在《上〈列子〉书》中写道：“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为玄学清谈）；《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1]晚清国学大师陈三立的《读列子》说：“吾读列子。恣睢诞肆过庄周；然其词隽，其义于狭，非庄子伦比。篇中数称杨朱，既为杨朱篇，又终使一趣，不殊杨朱贵身任生之旨，其诸杨朱之徒为之欤？”[2]晚清另一著名国学大师顾实也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中说：“全性保真者，谓守清静，离情欲。淮南子原道训高注云：'出生道谓去清静也；入死道谓匿情欲也’可证。而《列子·杨朱篇》乃一意纵恣肉欲，仰企桀、纣若弗及，直是为恶近刑，岂不大相刺谬哉？此篇尤当出湛（张湛）臆造，非有本已。”[3]如上所述，他们都认为杨朱篇的言论与列子相违背，甚至怀疑不是出自一家之手。陈三立认为是出自杨朱的徒弟，顾实则认为是张湛臆造。在国内，持此观点的至今仍为主流。德国的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一书中说杨朱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那些“恶棍”的一边[4]。代表当今学术界主流的詹福瑞教授，也曾发文认为杨朱是贵身纵欲的厚生派[5]。也有学者认为杨朱与列子同属一家。如唐朝卢重玄在《冲虚至德真经四解》中写道：“管仲功名人耳，管仲小器哉。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极其奢欲之志，令有道者知其失焉。”[6]他认为杨朱篇中的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并不是要人们学他们的恣情纵欲，而是让有道之人知道他们的言行是失道的，不要效仿。因此说明杨朱不是什么享乐主义厚生派，与列子养生观是一致的。复旦大学教授严北冥在《列子译注》一书中，则对刘向的“二义乖背和张湛的叩其二端，使万物自求其中”进行否定，他认为两篇旨意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7]，只是他在书中并没有对此进行详尽阐述。
基于以上两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杨朱之学与列子思想“二义乖背”主要是对《列子·杨朱篇》误读而形成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杨朱本人及其思想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列子·杨朱篇》进行通篇阐析，从整体上把握《列子·杨朱篇》的真实含义，从而正本清源，还以杨朱之学的本来面目。
一、根据杨朱其人与言行来论证杨朱之学与老子思想的相关性
杨朱，又称杨子、阳生或阳子居，道家学者，战国初期魏国人。有关杨朱的事迹在《庄子·应帝王篇》、《庄子·寓言篇》及《列子·黄帝篇》中有具体的记载。在《列子·黄帝篇》与《庄子·寓言篇》中杨朱问道老子，这两段对话的文字内容是几乎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列子·黄帝篇》是以杨朱称呼，而《庄子·寓言篇》则以阳子居称呼，因列子早于庄子，所以《庄子》中的“阳子居”就是“杨朱”，这也是杨朱又称杨子、阳生或阳子居的主要依据。
在《列子·黄帝篇》与《庄子·寓言篇》中描述了杨朱见老子的情景：“杨朱（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屦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这里，老子指出了杨朱道行的不足在于威权跋扈之貌，人将畏难而疏远。老子说，正真洁白的人，好像含垢受辱；德行充足，好像有所不足，意在放开自我，达到忘我的境界。杨朱受到老子的点拨，知道自己的不足在于执着自己的有道与修为，故而显现自居傲慢，这与老子的“无为无我”境界还有差距。之后，他在回旅店的时候就已经放下了自我，不自居，不自是。于是，旅舍的客人与他同抢位子坐，这和与他刚到旅店时客人都来迎接、给他让座、替他拿毛巾等已是明显不同。可见，此时杨朱已改过自新，达到老子无为境界了。
在《庄子·应帝王篇》中还记载了杨朱（阳子居）向老子问道的情形：“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於此，响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曰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予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於无有者也。’”这是杨朱（即阳子）问道老子的对话。杨朱问：“一个辩理透彻，行事努力精进，学道孜孜不倦的人，可以与明王比吗？”老子说：“与圣人比起来，这种人在知识上没有定见，肢体上受到束缚，落得形体劳累、心神不安罢了。又有如虎豹因身上花纹，招来猎人；猿猴因行动敏捷，被套上绳索。象这样的人，能与明王相比吗？”杨朱再问：“那么明王是怎样治理的呢？”老子说：“明王治理天下，功盖天下而好像与自己无关，教化普施万物，而百姓不觉得有所依赖。拥有一切不能描述，使万物可以自得而喜；立足于神妙不测的地位，遨游于虚空无有之境。”此次杨朱问道老子，老子认为杨朱辩理透彻，行事努力精进，学道孜孜不倦，是有为与执着的做法。“道”应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用心追求所得；圣人的境界应该是“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于功而不居，有道者功成而不居，时时忘我无我”。这样才能避免人为的祸患，能精神自由地遨游于天地之间。
经过两次问道老子，杨朱得到启发，他的修为应该已达到老子无为忘我的境地了。因此，杨朱与老子的养生观应具有一致性，不可能是“二义乖背”。
二、根据《列子·杨朱篇》寓言论证杨朱之学与《列子》全书思想的一致性
第一则寓言是杨朱最著名的“名实”之论。文中杨朱认为人们之所以追逐名声，是“为富，为贵，为子孙”，因此，人们不顾“名乃苦其身，燋其心”，甚至宁愿为名而死。然而，杨朱认为：“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他说无实的人是没有名声的，有名声的人并没有真实所在，名声这东西实际上是虚伪的。他揭示了名声的本质是虚妄不实，可悲的是普天下的人们都没能逃过名声这个虚妄的东西，以至于心甘情愿为之而死。
第二则寓言中杨朱论述了怎样在苦短人生里获得至乐。他说：“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就算有人能活上百岁，他孩童与衰老糊涂的时间，几乎占去了人生的一半。再去掉夜间睡眠和白天休息的时间，又几乎占去了一半。加上疾病痛苦、失意忧愁，又几乎占去了一半。估计剩下的十多年中，舒适自得、没有丝毫顾虑的时间，没有其中的一半。那么人生在世又为了什么呢？有什么快乐呢？难道是为了“美厚、声色、虚誉？”“顺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这样不是白白丧失了最高的至乐？杨朱所说的至乐，指的是“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而不是什么恣口欲，纵耳目，逐虚名，论是非。名誉先后、年命多少，真正快乐的人是不去思量的。
第三则寓言中杨朱教我们如何直面生死。不论贤愚、贵贱，不论十年百年，都总归要死亡腐烂与消亡，结局都一样。那么，在这么短暂的人生中，我们有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他说“且趣当生”，此“趣”是什么乐趣呢？当然不是前面所讲的恣纵声色之趣，而是顺从本性，顺应自然之趣，即上述所指的至乐。
第四则寓言中杨朱提醒我们人死亡的种种原因。伯夷和展季之死，是因为过于顾惜清白和正直的名声；原宪是贫穷致死；子贡是经商劳累致死。我们该怎样快乐地度过短暂的人生呢？杨朱说：“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他告诉我们正确的办法是使生活快乐，使身体安逸，善于使生活快乐的人不会贫穷，善于使身体安逸的人不去经商。
第八则寓言是杨朱对待生死的态度，既然“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生命是“理无不死”，那么对生死的态度就应该是“无不废，无不任”。也就是对于死亡，要顺其自然，不挂在心上。
在第九则寓言中，杨朱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于是，后人仅凭杨朱的“不损一毫欲天下”而纷纷责难杨朱，显然是没有仔细研读领会禽子这句话的含义，就给杨朱扣上“个人主义”的帽子，这种治学态度是不负责任的。道家的修行者必须经过“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修行过程中不问世事好像是最自私的，其实不然，因为他们没有自己，行为才符合自然规律。这种修行者所谓“自私”的境界和我们平常人的“自私”有着不同的含义。因此，我们在评论杨朱的境界时，不能草率断言，更不能以讹传讹。
第十一则寓言，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但梁王说杨朱你自己妻妾都管不好，3亩大的菜园都除不净草，怎可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上玩东西一样容易！杨朱说：“吞舟之鱼不游枝流，鸿鹄高飞不集汗池。何则？其极远也。”他还说：“将治大者不治细，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谓矣。”《庄子·天道篇》记载，士成绮见老子，见其居所“鼠壤有余蔬”，这正是老子成大事不必拘小事的最好例证。再说杨朱曾自比吞舟之鱼和高飞鸿鹄，志向是多么高远，岂是凡俗小器所能度量。
第十二则寓言是杨朱论永恒，他说：“伏羲已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自伏羲以来时间已过30万年，贤人与愚人，好人与坏人，成功的事情与失败的事情，对的事情与错的事情，没有不消失的，只是早晚快慢不同罢了。这些都不是永恒的，并不值得我们追求。只有《列子·天瑞篇》所言的万物本质——道，才是我们要去体悟与寻求的真实与永恒。
第十三则寓言中杨朱阐述了人的形体与智慧的本质。杨朱说：“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是运用智慧而不依仗力量，所以智慧是可贵的。那么人怎样才能算得上有智慧呢？杨朱说：“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
第十四则寓言中杨朱阐述了人之所以失道的原因。他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人之所以失道是因为追求名利地位与寿命。但实际上，“制命在内”，控制生命的力量在于自身之内，即在十三则寓言中所言，人人生而有道，道就在人身之内，那些顺应自然的人，天下是没有敌手的。但如果人们追求错误的东西，如追求名利地位这些身外之物，那么就失去了自然之道。
第十五则寓言，杨朱进一步阐述了障碍道的原因是贪婪的本性。他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人的错误在于无休止贪恋外物，还有所谓的忠诚与仗义，其本质也是“忠不足以安君，适足以危身；义不足以刊物，适足以害生”。再加上名声对自心的苦累，正是这些使人们失道甚至失去性命。
杨朱在以上十一则寓言中阐释的是其在《列子》中清静无为养生观的诠释和发挥。杨朱告诉我们，人生的至乐的是寻求控制自身生命力量的东西，而它就在自身之内。《列子·天瑞篇》也说明了道是人人生而自有的东西，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是为什么人们却失去了而找不到它呢？杨朱说是我们追求虚无的名声、纠结于各种是非、执着于狭隘的无知见解、执着于忠义与清白、追求财色的结果，这些都是铐在心灵上的枷锁。那些睿智的人，透过这些表相看到了本真，不再去孜孜追求外物，不以外物来残害本性。但也不刻意拋弃，而是顺应自然，在虚默无为中成就自己，与不生不化共存。
分析《列子》全书，开篇《列子·天瑞篇》，首先阐述了什么是“道”，揭示了“道与生者”的关系，强调了道的本质在于“虚默无为”；在《列子·黄帝篇》、《列子·周穆王篇》、《列子·仲尼篇》、《列子·汤问篇》中，活生生地展示了至道人的各种作为；《列子·杨朱篇》十五则寓言阐述的是什么是“道”、“失道”的原因和六种“失道”的言行。结合杨朱本人的学道经历及其养生观，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杨朱的养生观与老子、列子的养生观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二义乖背”。杨朱被扣上“享乐主义”、“纵恣肉欲”、“个人主义”、“贵身厚生派”的帽子，甚至说杨朱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那些恶棍的一边，那都是人们对《杨朱篇》的误读和断章取义造成的。
参考文献：
〔1〕〔2〕〔3〕应涵.虚静人生——列子寓言梦道[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
〔4〕（德）鲍吾刚.中国人的幸福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5〕詹福瑞.庄子与<列子>生命观异同论[M].哲学研究,2005，（3）.
〔6〕高守元集.道藏冲虚至德真经四解第1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严北溟，严捷.严捷撰列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姜黎梅）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