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研究北宋文学，眉山苏家一定是逃不开的。宋人笔记里，曾有“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的说法。虽然略显夸张，但是唐宋八大家苏家能够独占其三，他们的文学造诣之厚重，好像真的吸收过天地精华一般。
苏家父子三人里，又以长子苏轼的名气最盛。苏轼一生在宦海沉浮四十年有余，一心都系于百姓福祉，几经贬谪后仍能宠辱不惊，所到之处的百姓无人不爱戴他。苏轼在文章、诗词、书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影响了当时无数才子。
除了文学方面的地位，苏轼还受到后世人热烈追捧的原因就在于他的人生态度。苏轼一生豁达自由，他可爱的灵魂融入在其文字中，传承千古仍旧引人拜读。他用最宽阔的胸襟去拥抱这世上的所有，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发现美好的存在。
北宋初年，仍旧沿袭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以诗词文章为主要标准来选拔官员。久而久之导致想要去科举的学子大多重视文采技巧，却不关注应该如何治理国家。欧阳修对此颇为不满，建议范仲淹改革科举，真正选拔出于国家有用的人才。
苏轼与苏辙的父亲苏洵，也对科举中的文章不太认同，他年轻时候并不愿意跟从时人的做法，用些文字技巧来敷衍科举，致使几次考试全部落第。接受了失败的打击后，苏洵将精力转移到培养下一代上面。
他要求苏轼、苏辙从小研读《论语》《孟子》以及韩愈的文章，要求他们作文章要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而不是空泛地玩弄辞藻。长此以往，造就了苏轼的文章文字激昂，可以指陈时弊、揭露社会矛盾，与当时社会举子的“时文”迥然不同。
苏轼21岁时与弟弟一同离开故乡，进京赶考。恰逢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因此考试结果自然不言而喻。苏轼一举及第，从此拉开了他在官场沉浮的序幕。
公元1069年，刚刚即位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变法重视国家统治力量，手腕严厉强硬，对于不同声音不吝于打压。而苏轼一心关注民生，认为当权者应该以人民为本，他屡次向宋神宗进谏指责他的错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支持变法的一派对于苏轼自然是百般阻挠，不想让他的官职离皇帝太近，最后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判官。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谏言，苏轼体察民情，不断地写诗文诟病变法的坏处，总能掀起舆论的波澜。毫不意外，他成为了变法派的眼中钉。
他们上奏弹劾苏轼，说五年前苏洵病逝时，苏轼乘船返乡借机贩卖私盐和瓷器等。朝廷为彻查此事大动干戈，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苏轼的名声却受损严重。无奈之下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到杭州府担任通判。
变法进行到这时，对于变法有异议的人大多已经发不出什么声音。如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司马光、范镇等人，他们不是退休就是归隐田园，朝堂上已经被变法派全面占据。而他们仍旧不肯放过苏轼，北宋第一文字狱“乌台诗案”由此诞生。
最初是沈括上奏说苏轼的文章讥讽朝政，后来变法党纷纷指责苏轼暗含不臣之心。苏轼被抓捕后，历时四个多月的审判，有无数老臣站出来为他求情，包括此时已经罢相了的王安石。皇帝最后顺水推舟，释放了苏轼，将其贬谪到黄州。
苏轼刚到黄州时，还不能适应人生这样的起落，明明一心系在黎民社稷，却多次遭受无妄之灾。他和朋友之间的来往减少了很多，慢慢调整自己的状态。那两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便是在此时留下的，其孤寂的内心于诗中一览无余。
四个多月的牢狱生活，苏轼不是不害怕，他曾觉得自己难逃一死，甚至想轻生了事，却又怕连累尚在朝中的弟弟，只得独自忍受惶恐。在黄州慢慢调整过来后，苏轼还如从前一般，没事就跑去和当地人闲聊，体察他们的生活状态。
黄州地处偏远，这里鲜少有人知道苏轼以前经历了什么，苏轼很享受这种轻松自由的状态。只是由于缺少收入，一家人只能节省开支，这时是苏轼的好友马梦得向太守给他要到了一块荒地，苏轼将这片荒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那个仕途坎坷的苏轼好像逐渐远去，代替他的是看淡风雨、洒脱自在的苏东坡。他一心扑在自己的东坡上，烧光荒草、开垦农田、种下小麦，尽职地做好农民该做的工作。他常常与朋友们把酒言欢，夜色深沉了才回家。
可此时“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因此苏东坡转身又跑去“倚杖听江声”。看着滔滔江水逝去，苏东坡瞬间感觉自己人生如一叶小舟，在浪涛中沉浮。他提笔写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临江仙》在黄州城内广为流传。
他在开春的时候想自己买一块地，看地的路程中突遇大雨，同行人避之不及，他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与朋友一起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矶，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此时苏轼好像已经完成了到苏东坡的蜕变，但他不知自己颠沛流离的人生其实才刚刚开始。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宋哲宗在太皇太后的扶持下即位，起用了一大批保守派的老臣，司马光官拜宰相，苏轼也收到了返京的急诏。
再度回归京城，苏轼的心态和从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黄州最基层的这几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变的依然是为人民生计谋福祉的那颗心。
司马光上任后，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并且和当初的王安石一样，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谏。苏轼知道突然的变法很可能又是对基层百姓的新一轮剥削，且王安石新法中有部分可取之处，并不能一口否决。
这个昔日被变法党迫害至深的苏轼，居然这次站到了当年战友的对立面，让很多人为此大跌眼镜。可无论苏轼怎样劝阻，司马光也毫不动摇，苏轼气得回家后跺脚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苏轼在朝堂上孤掌难鸣，只得再次请辞去往外地。
司马光一派得势后，那些变法党几乎都面临着被罢黜的局面。而苏轼由于“背叛”了保守党，又一次遭受排挤。他先后被贬谪到岭南、惠州、海南等地，当时的大半个宋朝疆域，几乎都留下了苏轼的足迹。
朝堂上的党派之争让苏轼不胜厌烦，远离是非之地在他如今看来反倒是一桩好事。他没有像当初被贬黄州一样消极，而是切实想着自己能为所到之地的百姓做些什么。
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曾遇大旱，爆发了瘟疫。他带头捐钱修建了安乐坊，是一个公办的医疗机构，救助了无数百姓，安乐坊也成为了后来安济坊的原型。苏轼无论到哪里，都秉持为官者父母心，勤政爱民。只是他身上的文学风采太厚重，反倒遮盖了一部分政治成就。
在军事重镇定州为官时，他知道定州的战略地位何其重要，面对着北方契丹和西方党项人的虎视眈眈，丝毫马虎不得。可是这里边防士兵们作风散漫，官员贪腐成风。苏轼迅速展开整治运动，整顿军纪、修葺营房、校阅部队，让整个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苏轼并不是一个只知道工作的人，他对生活也很有研究。在黄州时就因为穷，反倒发明了流传后世的东坡肉。在惠州时因为是罪官，不能吃好羊肉，他便嘱托杀羊的人给他留下一些没人要的，照旧用独特的做法吃得津津有味。
他还喜爱上了惠州当地的荔枝，并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因为长年流离在外，不得返还故乡，所以苏轼也不再纠结于命途辗转。“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俨然已经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第二家乡。
哲宗病逝后，苏轼获准从海南北归，却在路途中因病辞世。他用情至深的一生，到此也画上了结尾。
无论是家国，诗赋，还是自己的人生，苏轼都全心全意地对待。他曾在很多年里都被黑暗裹挟，但始终心怀光明，不肯被黑暗吞噬。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年少读不懂苏轼，懂时已是诗中人！
苏轼在渺渺天地间不断辗转奔波，如同沧海间一瞬蜉蝣，可他没有哀叹人生须臾，只说物与我皆无尽也。
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千年以后的我们，仍旧会将他视作精神榜样，从中汲取生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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