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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的几则特工小故事
弦山先生2023-08-03 20:58

在《陈赓大将》这部电视剧中,我们曾看到这样一幕,陈赓和国民党特务们站在一起喊着赶紧抓陈赓。他自己不就是陈赓吗,怎么喊着抓自己呢?这一幕是真实的吗?

这样极具戏剧性的一幕竟然是真实的!这一切还得从中央特科说起。

中央特科,也就是中央特别行动科的简称,1927年11月成立,最高领导人为向忠发、周恩来,具体负责人顾顺章。

中央特科一开始之一总务和保卫两科,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保卫科负责保卫机关,惩处叛徒等,也被成为打狗队,科长由顾顺章兼任。

1928年,陈赓因腿伤到上海治病,由于腿伤较重,虽然保住了腿,但行动还不是很方便。周恩来便向中央建议让陈赓进入特科工作。一来,在1926年的时候,陈赓专程到苏联学习过特工知识,这也算是发挥其所长;二来,陈赓的腿需要休养,不适合再去前线指挥作战。

陈赓到特科之后,周恩来组织成立了情报科,陈赓担任了情报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他四年的特工生涯。

第一则小故事:陈赓抓陈赓

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陈赓化名为王庸,最常用的身份是上海富商家的公子哥。但是他也时常变换身份,有时西装革履,像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锻鞋,似个巨商;有时又打扮得像个工人。陈赓穿什么像什么,似乎天生就是个特工的料。国民党的张克侠第一次见到陈赓,说他“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上海的富家子弟,这也是陈赓最常用的形象)

1928年的上海,已经是国民党的控制范围,陈赓要在隐藏身份的情况下,穿梭于各种势力之间收集情报,难度非同一般。

陈赓擅长好几种方言,再加上性格豪爽大气、风趣幽默、为人亲和,很快便与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警察、巡捕、包打听、黑帮乃至流氓都有了交往。可以说“三教九流”都知道上海有个“王庸先生”,就连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都叫他一声“王先生”。

搞情报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消息,而消息来源于人,有了人脉,陈赓的工作就很容易开展了。陈赓具体联络了多少人,发展了多少下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因为搞这个工作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很多人都是单线联系,这也导致直到如今中央特科的全貌也难以还原。

特工网图

顾顺章叛变后给国民党供出的示意图上,陈赓居于示意图正中央,他的周围辐射着许多小点,分别有:某侦探、某警察、某社记者、上海军械局、日本翻译、高丽人、某小贩、某人力车车夫、青帮流氓杨安清等等,这些人又向外辐射了更多的点,密密麻麻,甚至还有南京、香港、北京方面的线人.......陈赓在情报工作方面的能力无人能及。

1928年的一天,党在法租界一家戏院里开会。国民党方面得到情报后,立即安排人手前来抓捕。

特务们到时,陈赓急中生智,搭着他们的肩膀调侃:“兄弟们,你们也来看戏吗?今天的消费算我的哈!”

特务们见是王庸,悄悄地说道:“王先生,你怎么也在这里,今天有特殊任务,听说共产党的特务头子之一陈赓在这里开会,我们奉命来抓他,就不看戏了。”

陈赓假装很好奇:“兄弟,抓共产党这种事不叫我可真是不够意思啊,我平生最恨共产党,兄弟们要是信得过我,算我一个!这个出口就交给我吧!”

特务们纷纷赞道:“王先生真有勇气,那这个出口就交给你吧!不过你要当心点,共产党很厉害的,你要不行了就喊我们帮忙。”

有了陈赓的“帮忙”,特务们自然是无功而返,但是他们依然感激陈赓的出手相助。这便是陈赓抓陈赓的故事。

第二则小故事:霞飞路暗杀案

“霞飞路暗杀案”是陈赓主持的最有名的一场特工行动,这一切源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农运大王”澎湃被抓,同时被抓的还有和他一起工作的几名同事。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派人来到当时澎湃的秘书——白鑫家里,一个一个按照姓名和照片拘捕了正在开会的澎湃等五人,但却未动白鑫夫妇分毫。本来当时任军委中央书记的周恩来要到会场主持会议的,但由于临时有要事处理才没有参加,要不然周总理也要遭受牢狱之灾了。

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楼2楼,这是军委中央的秘密机关,军委中央秘书白鑫夫妇的家。此次国民党前来捕人,唯独没有抓白鑫夫妇,意思显而易见。

据周恩来会议:“彼等于浓汤内外布置妥帖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一样,按名拘捕五人,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

当晚,陈赓就调查出白鑫原来在一个月前就和范争波取得了联系,投敌叛变了。

28日,周恩来得到密报,澎湃等五人将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他当即下令中央特科,凡是会开枪的,全部要参加救人行动。陈赓的情报科是负责情报的,从不负责救人或者锄奸,但情势危急,只得临危受命。

陈赓等人化妆拍电影的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枫林桥等待时机,但由于特科购买的枪支里面被抹了一层黄油,不能使用,为了处理枪支,顾顺章、陈赓、李强带人搞了一两个小时搞好。就这样,陈赓等人错过了机会,澎湃等同志已经被押到了龙华。

交通科科长李强

8月30日,澎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被枪杀。

8月31日,周恩来命令特科全体工作人员,做好锄奸准备,务必除掉白鑫这个大叛徒。

白鑫事情败露以后,自然知道特科不会放过他,因此躲得紧紧的,并且国民党派了很多特务给他保护了起来。这个时候,陈赓的情报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了。他知道白鑫患有疟疾,经常要找老朋友柯达文看病,但他不知道的是,柯达文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是陈赓手下的特工。“达生诊所”还是党召开会议的秘密场所,传染病房则是高层领导的会议室。白鑫来找柯达文看病,无异于“自投罗网”。陈赓就通过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离开上海的计划、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号。

11月11日,陈赓带领十几名红队队员陆续埋伏在白鑫居住的霞飞路弄堂里。晚上22点多,范争波的汽车过来接白鑫,车就停在弄堂口。23点左右,白鑫从居住的公馆走出,身边有7个保镖。当他距离车还有几米之际,陈赓带人从黑暗中冲了出来,与保镖们展开激烈枪战。白鑫听到枪响立马逃跑并拔枪准备还击,但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陈赓等人逼到墙角,一枪爆头,当场毙命!这位黄埔四期的高材生就这样结束了他邪恶的一生。

《时报》记者报道:白鑫尸体“侧身蜷卧,背靠于门,食指犹伸入扳机中,做射击势。”

陈赓除掉白鑫

这就是著名的“霞飞路暗杀案”,轰动了上海滩。本场战斗,陈赓带人击毙5人,打伤3人,而特科人员无一伤亡。

第三则小故事:阿拉,吾斯桑嗨宁!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在上海难以立足。1931年9月,陈赓被派到鄂豫皖担任工农红军第4军第13师318团团长,1932年9月升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9月5日,红四方面军在新集西北胡山寨与反动派发生激烈战斗,在这次战斗中,陈赓右腿膝盖再次被子弹击中。他虽然躺在担架上,但仍然坚持指挥部队作战,并在河口以东,指挥部队击溃了国民党堵截部队的一个旅和胡宗南的一个团。

由于连日操劳加上急行军,加上红军中的医疗条件有限,陈赓的腿伤愈发严重,已经到了没有办法走路的地步。10月,陈赓申请离开部队,前往上海治疗腿伤。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地区进行了多次围剿,现如今的鄂豫皖到处都是反动派的封锁线,陈赓只得独自一人前往上海,这样目标小点。为躲过盘查,陈赓只好扮成一名商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向上海前进。

一次在民房住下没多久,当地的民团就过来查共产党,他们看到陈赓,就问他是从哪里来的。陈赓说自己是到樊城来买桐油,正儿八经是生意人。民团看他说话确实是外地人口音,就有所怀疑,不可能因为他说自己是生意人就相信他,毕竟现在封锁这么紧,哪有多少做生意的。

他们诈道:“到樊城哪里?具体位置!”

陈赓不假思索道:“就在河街上。”

陈赓对樊城压根不了解,但还是脸不红心不跳地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本以为能糊弄过去,谁知道民团这几个人警觉性还挺高,根本不信陈赓的话,还是准备强行带他问话。

陈赓心急如焚,心生一计,他跟民团说:“哥几个,我真是生意人,问话也不差这一晚,不如今天我请大家吃个饭,明天再跟你们去军营如何?”说着就去前台准备点餐买酒。民团几个人虽然警觉性很高,但是看到陈赓孤身一人,而且还一瘸一拐的样子,料想他也跑不了,就答应了下来,毕竟又能宰一顿。

民团

陈赓摆出20枚大洋,让老板疯狂地上酒上菜,结果民团的士兵胡吃海喝,全部醉倒了,陈赓趁机就逃跑了。

陈赓知道,要穿过安徽前往上海还得通过好多封锁线,因此他辗转到了郑州,住进了名叫大金台的一家酒店。在酒店歇脚时,他被胡宗南的手下的军官认了出来(胡宗南和陈赓都是黄埔一期,老相识)。他凑到陈赓身边:“你不是陈赓吗?怎么到郑州来了?”

胡宗南

陈赓心里一万个草泥马路过,怎么到哪里都能这么倒霉,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黄埔三杰看来也不好当!但是他反应很快,他说:“阿拉,吾斯桑嗨宁,做生意 ,不认识什么陈赓。”(吾斯桑嗨宁——我是上海人。陈赓在上海几年,基本学会了上海方言,虽然不纯,但是忽悠人足够了)

军官直摇头叹息:“真可惜,胡长官很想念他啊,你要是陈赓该多好!”说罢就走了。

陈赓哪里敢相信他的话,搞不好他是搬救兵去了,因此陈赓立即购买了郑州前往上海的火车票,再次脱险。

第四则小故事:国民党中将厅长送情报

1931年4月, 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

陈赓在第一时间获得了这些情报,并立即告知了周恩来。由于情报网的极其发达,信息传播很快,一天之内,一切顾顺章可能侦查的人员全部转移,一切顾顺章可能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全部被废止,上海中央特科人员全部调换,中央特科由陈云、潘汉年和康生接管,陈赓则受命到北方发展。

陈赓到北方后,发挥特长,在北京组建了中共北方政治保卫局,也就是北京特科。在陈赓的领导下,北京特科很快就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其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模式完全一样。

陈赓儿子陈知建曾对父亲说电影《51号兵站》里的内容太玄乎了,比如地下党化妆成鬼子,坐着警车搞枪支弹药,是不是瞎编。陈赓当即就骂了他一顿,他说陈知建一个孩子而已,哪里知道那时候的事儿,当时就是这样,隐蔽战线的工作就是神乎其神,看起来不可思议,其实都是真的。

陈赓还对陈知建说:“有个事情你可能也不会相信,国民党的中将、作战厅厅长是共产党员的特工,给咱们传递情报。”

这一说,陈知建确实就更不敢相信了。都在国民党那里做到中将了,还有必要给咱们送情报?而且如果他是共产党员,怎么会都当了中将还没被发现呢?

但事情就是这么离奇而真实。他说我当然不信了。后来陈知建到重庆见到了这个人,他就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党员、隐蔽战线的卓越工作者——郭汝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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