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一乐牵姻缘，仁宗文化广流传。
江山代有才人出，北宋风骚数百年。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让我对这位历史上有名的“仁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之前对这个皇帝确实了解不多，第一是因为我个人对宋代历史了解甚少；第二是因为好像之前的电视剧中极其罕见专门写这个皇帝时期的历史，像《包青天》之类的剧集中，仁宗皇帝也只是作为配角出现。
随着《清平乐》的热播，我又专门去看了与之相关的一些记载，才对这个皇帝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根据《宋史》记载，宋仁宗即赵祯（《清平乐》中王凯所饰演的角色）是宋真宗的第六个儿子，是宋朝的第四任皇帝，也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生母是李宸妃，章献皇后由于没有儿子，故领来养为自己的儿子。他十二岁即位，在位四十二年（除却章献皇后代为处理事务时间，亲政三十年）。
据说仁宗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喜怒不形于色。我想也正是因为其天性使然，故而宽厚仁慈，以仁恕治理天下，还留下了“仁”的美名吧。
很多人都说宋仁宗是历史上存在感极低的一位皇帝，因为他既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也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更缺乏正德皇帝那般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
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君主，深居皇宫，生活平淡，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人生演绎成人间传奇。
然而，仁宗时期人才辈出，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与之比肩。在宋仁宗统治时期，北宋文风鼎盛，俊才云集，名垂千古的文人佳士几乎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宋史》称其“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指出宋仁宗时期忠诚厚道的为政之道，为培养宋王朝三百余年的根基起了重要作用。
仁宗时期之文化
仁宗期间，文学艺术事业兴盛至极。明朝文学编辑家辑录唐宋大家散文选，将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列为“唐宋八大家”，其中这六位宋朝名人，全都出现在宋仁宗时期。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竟然有六位都活跃在仁宗执政时期。
还有许多榜上有名的人物诸如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司马光、包拯等诸多朝廷重臣，以及许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就不一一列举了。说是“人才鼎盛，名人满朝”真是一点也不为过。这样群贤荟萃的盛况，只有宋代才有，而宋代也只有仁宗时期才有。
《宋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即是说，作为国君，做到一个“仁”字就可以了，宋仁宗赵祯无愧于“仁宗”这一庙号啊。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所谓三世子孙者，指的是仁宗之后的宋英宗、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众人异口同声对宋仁宗赵祯评价如此之高，这是为何呢？
不是说宋仁宗是历史上存在感极低的一位皇帝吗？何以在这位大家口中所谓“庸常的君主”御宇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却涌现了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呢？
仁宗时期文化繁荣之因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以下四点是仁宗时期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
第一，仁宗对教育的重视。
宋仁宗时期，科举考试已全面推行，庆历年间又发起兴学高潮，到了嘉祐年间，庆历兴学已有十几年的时间，正是验收兴学成果之时。
我们常说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关乎一生的大事，是身处寒门的我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而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其重要性比高考于我们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通过考核选拔官吏的制度。是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的绝佳机会。而作为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系属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北宋时期，尤有众多文人踏上科考之路。
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就是这样一个“神仙打架”的“聚会”，这一次的科举考试被人们誉为“千年科举龙虎榜”，是属于北宋“大神”的“狂欢”。在这一年参加科举考试的进士，形成了后来北宋政治界与文化界的璀璨群星，像我们都知道的曾巩、程颢、苏轼、苏辙等人都参加了这一次考试，科举制度一千多年，大概就数嘉祐二年的这次考试尤为特别了吧。
第二，宋仁宗对文人的宽容。
宋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有人说宋仁宗时期是文人个性十足的年代，而这种特点又与宋仁宗从善如流的作风和顺乎天性自然的处事风格有着很大的关系。
据说，四川有个读书人，曾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于是将其缚送京城，请朝廷制裁。按照律例，如此口出不逊、有“煽动造反”之嫌的读书人，怎么也得治罪吧？
谁知宋仁宗知道这件事之后，只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这个读书人不仅没有被治罪，反而还得到了司户参军的职位。
第三，仁宗善于纳谏。
仁宗时期，谏官云集。其谏言风尚之盛，甚至到了司马光所谓“国家求名不求实”的地步。积极敢言获得声名的谏官即可赢得士论，迅速升迁，甚而后来出任宰执。当然，这都体现出了宋仁宗善于纳谏的特点。
宋仁宗善于纳谏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包拯是仁宗时期政治清明的产物。如果宋仁宗时期政治不清明，也就不可能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
据记载，在包拯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宋仁宗脸上了，而宋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
据说，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过于平庸，难当此任。而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氏的伯父，宋仁宗为难之际，便想了个变通之法，提出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同意，谏诤反而更加激烈。
宋仁宗有些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气：“太祖、太宗皆曾为之，节度使恐非粗官。”宋仁宗只好作罢，回到后宫，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据说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第四，宋仁宗坚持改革维新。
因为宋仁宗知道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面貌，才能富国强兵，所以他一直想要做的事就是变法。1048年，宋仁宗宣布了新的“内阁名单”：调范仲淹回京，任参知政事（即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一道主持朝政。
范仲淹提出了早有准备的十条改革主张，宋仁宗当即准奏，全国推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因宋仁宗赵桢的年号是“庆历”而得名。推行这一新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实际上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这样一来就触犯了一大批权贵的利益，遂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就相继被调出京城，改革戛然而止。
“庆历新政”表面上看来是失败了，而实际上却更加坚定了宋仁宗暗自推行改革的决心。
他改变了之前的策略，选择文彦博为相，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彦博一直按照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执行下去。同时，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了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此后，他又支持包拯在开封府秉公执法，反对权贵横行。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为知制诰，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可谓是“生命不息，改革不止”。
小结
宋仁宗的仁德、仁政影响深远。公元 1063年 3 月 , 宋仁宗病死。据《宋史》记载，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开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甚至于当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冲上来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将宋仁宗送给他的御衣“葬为衣冠冢”，岁岁祭奠。
如此“平庸”之帝，却有如斯“非平庸”之绩。宋仁宗赵祯，可堪一“仁”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