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原名陈绍禹。1925年10月，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同年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一说1930年）10月回国；1931年1月即进中共中委、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进政治局常委，成为实际主持中央中共工作的领导人。一个当时只有6年党龄，4年留苏经历，还受过党内处分，且并无实际斗争经验的革命知青、一般干部，为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上台，获取中共领导大权？主要原因在于米夫的赏识、器重和支持，同时王明的才干能力、理论声望、投机伎俩及特殊的历史机遇也起了重要作用。
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米夫（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是学校的副校长（校长是拉狄克）。王明聪明好学，刻苦用功，成绩优秀，但爱出风头，表现欲、权力欲强，心术不正，总想出人头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明的这些毛病恰恰与米夫非常契合，师生俩很快就气味相投，一拍即合，结成联盟，任意妄为。真可谓座主门生，沆瀣一气。王明投靠米夫后的若干作为，深受米夫的赏识。
凡是米夫上课，王明都专心听讲，并争着第一个发言点赞，提问请教，以讨好米夫。米夫攻击校长拉狄克，想搞垮他。王明就给米夫出主意，拉拢大批中国学生批判拉狄克。米夫曾在学生党员中挑起一场中大党组织归谁领导的大辩论。一派主张归旅莫支部领导，另一派则主张归中大所在地莫斯科某个区的联共（布）区委领导。会议辩论4天仍无结果。王明揣摩透米夫的想法后，挺身而出，在辩论中力主中大党组织应归莫斯科某个区委领导，并成为此次辩论的嬴家，实现了米夫的意图，米夫极为欣喜。此后王明扶摇直上，当上中大学生公社主席，与米夫关系更加密切。
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大搞宗派斗争，制造分裂，打击异己。1927年夏，王明捏造中大有个从事地下活动、名为“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后台就是瞿秋白。 苏联格伯乌调查后竟然也认为情况属实。经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随后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但此事还是造成一些学生被开除、被逮捕。
1927年底，拉狄克被解除中山大学校长职务。当时中大有两个阵营：以代理校长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以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支部派。两派相互指责，争论激烈，互不相让，争论了7天也没达成一致。部分不愿参加两派斗争的学生被称为第三势力。王明向米夫献计：牢牢掌握第三势力，利用他们来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从而全面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米夫依计而行，果然行之有效。在王明的协助下，米夫坐收渔翁之利，不久后升任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3月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为之出谋划策的王明则成了他的心腹干将。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
联共（布）发动清党运动后，中大的王明等米夫派更加活跃，1929年夏掀起了规模更大的“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召开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形成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自我标榜为唯一正确的“永远的布尔什维克”，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大反党小组事件的主要责任。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不少人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处分，还有些人自杀和莫名其妙地“失踪”。
总之，王明拜倒在米夫的门下，对米夫言听计从，讨好卖乖，从而得到米夫的赏识和信任，成为其得意门生和亲信。当然，米夫也需要王明，需要有这样一个马前卒和得力干将。由于有米夫做后台撑腰，王明控制了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并逐步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以支部局为核心的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势力。
同样，作为投桃报李，米夫把王明作为中共领导人才的后备对象，进行重点培养和扶持，且不遗余力、一以贯之。
1927年1月，联共（布）决定派遣米夫率领苏联共产党宣传家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米夫立即任命王明为贴身翻译。这显然是有意给王明提供直接接触中共领导层的机会。3月，米夫一行到达广州，随后又到上海、武汉等地进行访问。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紧急时刻，中共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米夫作为联共（布）代表出席会议，王明以米夫翻译的身份列席会议。会后米夫意欲让王明主持中央宣传工作。陈独秀不便推辞，就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及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郊外的“银色别墅”举行。米夫受命参加大会的筹备与组织工作。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被推荐为大会翻译科主任。会上，米夫希望中共能提拔王明进入中央领导层，同时提议由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一说称总书记）；后来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最初是蔡和森，很快改为李立三。米夫扶植王明的图谋遭到代表们的抵制，王明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1929年，联共（布）中央开展清党运动。在米夫的指使下，王明作为中大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带领他的宗派势力包括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乘机对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发起攻击，指责他们在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中是“反党小组织”的后台。在米夫的大肆活动下，共产国际错误地通过了对中共代表团问题的决议案，并要求中央中共刷新中共代表团的成分。决议宣布后，瞿秋白被解职回国。
1929年10月，王明回国。中央中共热情欢迎他，并希望他能在斗争中发挥作用，先在沪东区委做宣传工作（一说王明坚持要求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后被安排到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任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和采访员。
1930年1月，王明在上海被英国巡捕逮捕。他违反党的纪律，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要中央设法保释他出狱。王明的这一举动使党的秘密机关被迫转移。共产国际得知此事后，由米夫托赤色救难会驻上海代表牛兰花3000元将他营救出狱。但王明犯了暴露党的机关的错误，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1930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中央中共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基本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决定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12月，米夫突然来华，其实他是为王明上台而来（是否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不得而知）。此时米夫已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正是他直接插手中共领导层，扶持王明上台的最佳时机。当时，国民党已与苏联断交，并四处搜捕苏共在华人员，米夫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冒着被抓捕的危险来华，表明了他支持王明上台的急切心情。米夫到达上海后，立即单独召见王明，听取王明汇报，并面授机宜。接着米夫以强硬的态度，要求中央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中央中共碍于米夫的压力而被迫同意。
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匆忙召开。应该说，米夫扮演了一个极不光采的角色。会议名义上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主持，实际上是米夫在操纵和主导。奇怪的是《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草案），竟然是米夫在会前亲自起草。更奇怪的是，米夫还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中共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他深知会议代表对会议成功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也由他亲自圈定。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不知王明是以什么身份，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宣扬他会前写的《两条路线》（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的错误的观点。点名批评李立三、瞿秋白及三中全会，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但他却提出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路线，同时还提出“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
米夫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在对李立三、瞿秋白及罗章龙等进行尖锐的批判后，说王明是坚决站在共产国际路线一边、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革命家。会议最后通过了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在米夫的授意下，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选，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随后又成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设立总书记职位，由向忠发担任。但向忠发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实际上王明大权独揽，主持中央工作。
米夫于8月回到苏联。随即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表示完全支持。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在中共长达4年的统治，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深重的灾难。
王明能够平步青云、一步登天，起主要作用的是米夫。但还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王明本身的才干能力、理论声望，特别是政治上的投机伎俩和手腕；二是特殊的历史机遇。
王明在中大时学习很刻苦，成绩优秀，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熟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擅长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的口头革命派，他常常可以大段大段背诵经典著作和教材中的内容。他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很能吓唬人、迷惑人，校领导、老师和同学对他有不错的印象。同时他的斗争热情、工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口才演说能力也出类拔萃，在同学中颇有号召力和追随者。至于他的投机伎俩和政治手腕、政治骗术，更是炉火纯青，应用自如，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个问题从本文前面所述王明的所做所为，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再简要补充一下他1930年多次给米夫写信，状告李立三、瞿秋白及中央中共的情况。
1930年6月26日至10月23日，王明先后至少8次给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写信，状告李立三等，以抬高和标榜自己，并要求从组织上、政治上认真改组中央中共。告状信的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控告李立三等的错误；报告他们与李立三等作斗争的情况；控诉李立三等对他们的迫害；请求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进行干预；表明他们与李立三等作斗争的决心；报告党共中内反对李立三等的情况。王明的告状信意在向米夫等人乃至共产国际表明，他政治上的敏感性和判断力很强，具有远见卓识，高人一筹，在中央中共领导出现错误、情势混乱的情况下能够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表明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尊重国际、信任国际、保卫国际；表明他坚持原则，敢于同违反共产国际决议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事实上王明的告状信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他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令人气愤的是，王明上台后竟然制定和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立三路线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王明突然上台，确有其特殊的历史机遇。一是此前中共连续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党内思想混乱，需要有新人出来扭转局势，开创新的局面。而王明恰恰是所谓反李立三、反瞿秋白的“英雄”，又有留苏背景和理论家的光环，满口的马列主义，更有米夫的大力支持。他自己也看准并抓住了这个机遇。
二是米夫当时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有了直接插手和指挥中共高层的权力。他要求中共提拔王明，或者向共产国际推荐王明，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压服中共同意王明上台，似乎都不是太困难的事。而他过去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身份，则是很难做到的。
三是当时中共尚在年轻时期，较为幼稚，不够成熟，许多重大事项都听任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摆布，缺乏独立处理重大问题和危机事件的能力，对于如何在非常情况下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也缺乏足够的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很容易让经过包装的政治骗子、投机分子的图谋得逞。
末了还得再说几句。在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是政治反革命。米夫因此被逮捕和关押。米夫没有料到的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在他落难之时，却与他划清界限、落井下石，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这就是王明的人品和道德，历史证明，大凡投机者、两面派，莫不如此。1938年7月28日，米夫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9月10日执行。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恢复名誉。
本文根据百度百科《王明》、《米夫》、《六届四中全会》等条目和《名不见经传 王明如何一步登天当上中共领导人》（李涛）、《王明有什么国际背景 被带病提拔并跟毛主席叫板》（李东朗）等文章编写，谨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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