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为西汉戴圣所编的《礼记》一书中的第四十二篇，是儒家讲修身治国的书。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大学》的作者，隋、唐以前没有人提及，到宋代有了不同的说法。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认为，《大学》是“孔氏之遗言”，就是说是孔子遗留下来的话。南宋朱熹在编“四书”时，将《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就是说，“经”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宋末元初，黎立武作《大学本旨》，认为朱熹所谓“经”的部分是曾皙的话，其他为曾参的解释。明朝崇祯年间，任国子祭酒的谭贞默在《三经见圣编·序》中说：子思的书现在称作《中庸》、《大学》的，其实就是一部《中庸》，因为《大学》就是《中庸》的后小半，所以平时所说的《四书》实际上是《三书》。以上几种说法，以曾子作《大学》流传最广。
清代学者俞正燮对上述几种说法进行了全盘否定，说《大学》是汉代《诗》《书》博士杂集的。近代蒋伯潜也认为《大学》成书于汉代。他认为，从《论语》到战国诸子文体演变来看，《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等比较，不但与《论语》《孟子》完全为记言体不同，而且与《中庸》半为记言体半为议论体也不一样，已是一篇组织严密的论文，明显属于后出的作品。今人杨天宇也否定《大学》为曾子所作，他在《礼记译注》中说：朱熹“抬出孔子和曾子，不过为了借经学以说理事，欲尊大其学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据。本篇的作者究系何人，今实不可考”。
然而，当代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先秦竹简的成批出土，使人们的认识有了变化。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篇《五行》。帛书本的《五行》有“经”有“传”，“经”的部分是子思的话，“传”的部分是子思的再传学生世硕所作。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也有《五行》。但竹简本《五行》却有“经”无“传”。根据古籍有“经”、“传”或分或离的现象，今人李学勤著文说：“以帛书本论，经传前后连贯，其体例和《礼记》中的《大学》十分近似。《大学》一篇文字有错乱脱漏之处，宋代学者特别是朱子，曾做过细致的分析整理，将篇内经传区别开来。”认为朱熹的观点是正确的，《大学》“传”部分是曾子解释“经”的话，而由他的学生记录下来的。其依据是，“传文明记有‘曾子曰’，而曾子的话又和整个传文不能分割。按战国时著书统例，这是曾子门人记录曾子的论点，和孟子著书有与其弟子讨论相同，所以《大学》的传应认为曾子作品。”
有关《大学》作者的问题，虽学者们意见纷陈，但从其所倡导的儒家有关理论方面来看，《大学》确乎与曾子理论有着极为近似之处。《大学》提倡人伦秩序，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在各种人伦关系中，尤以孝悌二者为重，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以为这种家庭伦理能够扩展而成为治国为政之道。而曾子即以其孝道理论著称于世，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孝道理论亦与治国为政相关。他说：“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可以看出，在有关孝道理论方面，两者具有一致性。在忠恕之道方面，曾子强调发自内心的真诚，他说：“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这个思想在《大学》里面也处于重要位置，《大学》谓“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其宽厚真挚的待人之道，与曾子思想如出一辙。
《大学》与曾子思想相通的另一个突出之点，在于两者共有的“正心诚意”的修身论。而这一点也正是后儒以为《大学》主旨与曾子一脉相承的重要论据。高度重视个人的思想修养，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一大特色。曾子在传统儒家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修心”，即将外在的规则、约束等都内化于心灵，使得美德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更是内心所拥有的。曾子将孔子的思想线索，“一以贯之”概括为“忠恕”之道，宋儒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忠恕二者，事实上隐含了突出“心”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的意蕴（说见王均林先生《从孔子到孟子的儒家“修己”思想—兼论曾子承先启后的中介性作用》，《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曾子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以本心为标尺的反省论。这一思想特征，与《大学》所强调的“正心”论若合符节，“正心”就是注重内心修养，其关键环节，在于“诚意”，即内心美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使得内外、表里和谐地统一于“一”。曾子说：“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则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见者，占其隐者。”（《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认为外在应当是内心恰如其分的体现，无须任何虚饰。而《大学》在论述“诚意”时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慎其独也”，都认为君子只求内心有所得，不以装模作样而自欺欺人，其所强调的与曾子完全一致。总之，在修身，尤其是重视“心”之作用这一方面，曾子理论与《大学》完全同步。因此人们常将曾子一派同《大学》联系起来，朱熹将《大学》的成书归于曾子，可谓目光如炬，清晰地注意到了儒家学派“修心”理论实肇始于曾子，而又在《大学》中得以充分发挥这个关键问题。
总之，无论《大学》的作者是谁，其阐发的主旨与曾子的思想是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