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诞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他们出身于贵族阶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受到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熏陶，在19世纪西欧各先进国家资本主义均已胜利确立而俄国专制体制弊端严重的大环境下，隐约察觉到时代的变动。他们不满贵族社会的腐朽专制，但又因阶级局限无法真正的同底层民众站在一起；他们不甘沉沦又远离革命，无法找到自身存在的真正价值。生活中的沉闷压抑精神上的迷惘困顿使他们一生沉浸在无所事事空虚无聊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正因如此，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1]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以及冈察洛夫《奥博洛摩夫》中的“奥博洛摩夫”是“多余人”这一形象系列的典型代表。如果置身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看待，文学作品往往都是作者对其所接触到的现实生活的反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深入，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在革命大环境的不同阶段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看似统一但必然蕴含着微妙的不同。我们纵观“多余人”这一形象的历史画卷就会发现，从早期的奥涅金、毕巧林，到中期的罗亭再到最后一个“多余人”奥博洛摩夫，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的产生及其形象脉络逐渐变得丰满清晰。而他们也都在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中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烟火，留存下了属于他们独特的时代印记。
一、觉醒中的奥涅金和毕巧林
被视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是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的主人公“奥涅金”。奥涅金与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毕巧林”一同被视为早期“多余人”的典型形象代表。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了身处于俄国社会大变革到来前夕的贵族知识分子们鲜明的觉醒意识。
（一）奥涅金形象创作背景
19世纪上半页一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在俄罗斯逐步酝酿，1812年俄罗斯爆发卫国战争，贵族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欧先进社会制度和发达的生产力，对俄国社会现状产生了不满情绪，努力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但是他们的思想无法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得到肯定也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他们崇尚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农奴制根深蒂固的俄国只能变成毫无意义的空想。他们看到了社会体制的弊病，厌弃贵族社会的腐朽但又无力与社会总体的大环境相抗衡。文学作品始终作为反映时代现象特征的有力武器，普希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部极具思想性的小说，塑造了奥涅金这一有着丰富时代内蕴的“多余人”鼻祖形象。
（二）奥涅金形象塑造特征
奥涅金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俄国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母终日沉浸在纸醉金迷的贵族生活之中，为奥涅金请来了各个方面的家庭教师，他跟随法国家庭教师学习，接受了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贵族式教育。他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拜伦诗歌等等.他含着金汤勺，一出生便拥有了太多。成年后他终日衣着光鲜徘徊于宴会舞会各种美女之中，“既无‘艰苦劳作’的习惯，又不想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也不想通过进入军界光宗耀祖。”[3]可是卫国战争的开始激发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由西欧传入俄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也在奥涅金的心中留下了痕迹，他逐渐厌倦了奢靡的贵族生活方式，对上流社会空虚无聊的生活感到烦闷，他在黑暗中觉醒尝试摆脱城市的喧嚣，毅然去了乡下，试图寻找自己的那片心灵的净土他还做些“减少地租”等所谓的善事来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然而他逐渐发现自己身边最活跃的依然是那些腐朽的乡绅地主，他身边的环境相比过去而言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他本身也从未想过真正的体验社会底层的生活，最终仍然成为了上层社会的归顺者并且屈从于本阶级的道德原则导致了朋友的死。奥涅金试图将自己从这样一个腐朽落寞的贵族社会中解脱出来但却终究因为当时沙皇制度依旧顽固而他的阶级局限致使使所有尝试都变得苍白无力。赫尔岑曾在在评价奥涅金时说：“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忙的，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可以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坚毅性格和必要力量”[2]他感悟到了变革却仍无力改变只能妥协最终成为了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的始祖。
（三）毕巧林形象创作背景
1840年，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发表。成为俄罗斯文学最为出色的经典长篇之一。这部作品塑造出了俄国文学史上又一早期“多余人”形象毕巧林。与奥涅金相比毕巧林生活于更晚的30年代。此时俄国的封建农奴专制制度已经发展到了最为腐朽黑暗的时刻。此时“十二月党人的乐观情绪”已经在封建制度的阴影笼罩下近乎消失殆尽，社会中充斥着大量的黑暗消极负面的情绪。腐朽的社会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苦难言，知识分子们更加强烈的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偏差，但却仍然无法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救赎之路。因此面对毫无希望的现实，作家莱蒙托夫塑造出了毕巧林这一能够反映当时贵族青年典型状态的人物形象。
（四）毕巧林形象塑造特征
在《当代英雄》中，主人公毕巧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狂热，偏执，从而也具有非常强的破坏性。而在其浮夸的表象中也体现了其蕴含于其灵魂之内的的庞大孤独与忧郁感。同奥涅金相同，毕巧林对那庸俗不堪腐朽堕落的彼得堡上层社会生活感到厌倦但却也始终无法被底层阶级所接受，而他同样不会属于农民阶级，这就注定他成为一个社会中的边缘人。他同样不甘心于平凡的现状，试图改变生活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现实的残酷终将他的理想化为海中泡沫，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他好像在海盗船上出生并长大成人的水手一样：他的心对大风大浪和血腥厮杀已经习以为常了，一旦被抛上岸之后，不管葱翠的绿茵如何缭绕，不管和煦的太阳如何给他光明，他总感到百无聊赖，苦不堪言，他整日沿着岸边的沙滩跋涉，谛听涌向岸边的那些浪涛单调乏味的絮语，并且凝视着雾霭沉沉的远方：看看分开碧蓝的漩涡与灰色云团的天际，有无那期待已久的白帆……”[4]上流社会的虚伪狡诈道貌岸然压着他无法呼吸，他怀着麻木绝望的心情逼走向毁灭，他表现的玩世不恭十恶不赦他做出了那么多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但表现的越狂躁内心却愈加孤独忧郁，深刻的矛盾使他变化无常，最后患上了当时典型的时代病。阶级局限使他看不见社会发展的方向，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痛苦的假装强大。于是他用冒险的爱情去填补内心的空洞，当他发现这种方式无济于事时便无情将她们抛弃。他将自己置于社会的对立层面用自己的方式做着痛苦的挣扎于反抗。他不满社会，更痛恨自己的软弱；他对社会道德的沦丧加衣抨击也对自己人格的卑劣加以谴责，但阶级局限始终不允许他参与到解放斗争中去从而实现人生价值。他只有将自己无处安放的精力投入到无尽的破坏中去来表现对社会对时代的不满以此作为发泄口。“那个时代注定毕巧林这样的贵族知识分子是没有出路的。”[5]他终将成为一个社会中的“多余人”。由于受到当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阶段限制，早期的“多余人”奥涅金与毕巧林虽然敏锐的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动但却仍处在孤单无力以及自我毁灭的阶段，总体来说体现在早期“多余人”身上最为明显的本质特征是迷茫与无助。
（五）奥涅金、毕巧林形象的时代意义
虽然奥涅金和毕巧林的种种“叛逆”行为最后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上的作用但俄国作家塑造的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一直闪耀在世界文坛之上必然有其各自其独特的魅力。不同时期的“多余人”形象的塑造展现出了俄国革命发展到不同阶段的贵族知识份子的生活状况。如果置身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看待，特定时代中的多余人并不是真正毫无存在价值的人群。文学作品往往都是作者对其所接触到的现实生活的反馈，19世纪初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们在塑造的早期“多余人”的形象完整的再现了当时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社会方方面面，反应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贵族知识分子们的精神世界，挖掘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我们仍然可以轻易的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贵族知识分子意图突破旧制度桎梏束缚的鲜明觉醒意识。这部分贵族青年他们则敢于思考，追求真理，勇于对这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早已感到麻木的社会现状提出质疑，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揭示出旧制度之下的社会矛盾和深刻的社会危机。同时从早期“多余人”奥涅金和毕巧林的性格行为经历等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落后的政治体制对知识青年带来的毁灭性伤害，揭示出了腐朽的贵族阶级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大趋势。
二、反抗中的罗亭
1856年屠格涅夫在小说《罗亭》中勾勒出了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对于理想的追求以及幻灭的过程。主人公罗亭也作为中期 “多余人”的典型代表出现在了文坛之上。而“多余人”这一形象系列顺应时代发展脉搏在这个时期也进入了与之前绝然不同的更加自觉的反抗时期。
（一）罗亭形象创作背景
罗亭的故事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在当时，经过沙皇专制制度长时间的腐朽统治之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但此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力量也终于逐渐开始在黑暗中点燃希望的火光。自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意识到必须拿起武器维护自身生存的权利，农民运动相较以往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阶段性的高潮。同时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学说在俄国盛行，在当时俄国青年们往往崇尚纸上谈兵，不讲求行动实践的可行之性。因此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逐渐深入的大背景下，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知识青年罗亭相比较奥涅金和毕巧林而言虽然有着更高的道德情操、思想境界和智慧才华，但却仍然止于行动，缺乏能够将思想理论上升为具有可行性的实际成果的勇气与能力。
（二）罗亭的形象塑造特征
罗亭出身在贵族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善于辞令，经常陶醉于自我表现。他热爱真理追求理想，而他的生活也源于他的理想。他总是在思考人生、哲学、社会等种种问题，从中探索出生命的真谛。与早期“多余人”的迷惘甚至自我毁灭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不再无所事事狂躁反叛，而是力图改革为社会谋福利作为终身奋斗的事业。他有着更高的觉悟，亦能顺应时代的要求，从而在思想上得到觉醒并积极寻求改革社会的方法道路。同时他将语言作为他信仰的载体，从人类幸福到人生意义再到正义与自由，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关于人生社会哲学等等问题的思考是始终围绕在他身边的主旋律。虽然有人会说他显得过于自信和热爱表现自我，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着非常重大的进步意义。只是在俄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罗亭的理想仍然脱离了现实的土壤更缺乏有力的支持，他试图改革但却均由于屈从于阻力而宣告失败。他虽然会思考会演说也会热烈的阐述观点说明原因，但同早期“多余人”奥涅金与毕巧林相同的是，他仍没有摆脱缺乏行动力的懦弱性格，这就使他无法突破眼前阻力获得理想成效。一旦涉及到要将理想的发展道路变为现实的行动方面，罗亭的懦弱性格变开始作祟，他无法持之以恒的付出行动亦或者干脆只是停留在思想鼓动这一层面干脆不行动。例如他讲述爱情的必要性但真正面对爱情却又慌忙退缩无力承担。因此罗亭被戴上了”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顶帽子。他想改革旧制度，就必须要与贵族社会做斗争，而他与平民阶级又注定是两条永远无法相交的平行线。他只能在平民与贵族阶级之间徘徊着，缺乏关于具体行动方面的清醒的认知。究其根本原因仍是他的贵族阶级属性上的限制，这也必然成为他在改造社会的道路上思想的路障。同时这也导致他的理论没有行动上的支持者，而他脱离广大俄国人民，脱离俄国现实也就不可能了解俄国社会的病根所在，找不到能够真正拯救俄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正确途径。由于对现实又缺乏深刻的认识最终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毫无意义的死去，这也成就了罗亭悲剧的命运。因此“罗亭形象的本质内涵实际上则是崇高的悲剧精神。”[6]
（三）罗亭形象的时代意义
虽然罗亭生存于俄国封建贵族革命时期与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夹缝中但他与早期“多余人”相比显然脱离了个人主义范畴，能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改造中去，向腐朽的贵族保守派展开进攻，这种与旧势力针锋相对的表现在当时是极具社会意义的。而他作为一个意图改造社会的“先行者”孜孜不倦的想为人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而努力的献身精神和不满足于现状的追求精神使得“多余人”这一形象系列因为有了他的出现而得到了本质上的升华。因此我认为“多余人”形象发展到了中期，相比较于早期显得更为光彩夺目。而罗亭的形象也成为了俄国文学“多余人”画廊中的至关重要的一笔.。“而传统观点沿袭了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的基本看法，侧重于实践能力和行动力效果的评析，从而忽略了思想的力量以及“多余人”对后世的启蒙意义。”[7]罗亭这一人物形象作为作家对特定时代中的特定社会人群的一种典型描述其思想力量和悲剧命运对于后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其存在的意义是广泛而深远的。罗亭反抗旧制度，有着先进的思想广博的学识，一心想为国家的发展谋求出路，但是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与时代限制无法真正的付出行动，他的悲剧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人们理解与同情的。高尔基就曾指出在当时尼古拉一世残酷统治的年代“理想家罗亭比之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为有益的人物”[8]
三、蜕化中的奥博洛摩夫
1859年俄国作家冈查洛夫发表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奥勃洛摩夫被认为是“多余人“形象系列的新的延伸。19世纪50年代随着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即将占领高地，当“多余人”形象发展到了奥博洛摩夫的时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蜕化。而奥博洛摩夫也成为了俄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晚期“多余人”的代表。
（一）奥博洛摩夫形象创作背景
奥博洛摩夫生活在19世纪5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当时的俄国已经处于封建农奴制度崩溃的边缘，每一位俄国民众都将面对所处社会无法阻挡的产生巨大变革的事实，而此时俄国的民主主义运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三四十年代中曾经在宣传民主思想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的前期“多余人”此时也感到无所适从，他们的阶级局限注定了他们无法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早期“多余人”身上的那种热情和信念在此时已然被黑暗的社会所窒息，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以反抗来寻求突破的价值。等待他们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同所属的贵族阶级一起退出历史的舞台。冈查洛夫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现实，以对奥博洛摩夫这一文学形象的塑造来展现了这一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
（二）奥博洛摩夫形象塑造特征
如果说前几期的多余人面对着日渐黑暗的社会现实都在尝试着反抗，以某种行动来宣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的话，那么无论是否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与意义起码那个时代的“多余人”并没有放弃过改变。他们总是在试图寻求拯救自我甚至拯救大众的方法，以此来与笼罩在他们周围的日渐浓郁的黑暗相抗衡。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或许前几代“多余人”的形象多少富有些诗意且蕴含着些许向往光明的希望。作者冈查洛夫为我们展现的这一人物形象就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平躺不起的废物”。奥博洛摩夫可以说已经彻底丧失了实际生活能力，他无法解决实际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哪怕微不足道的障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寄生虫式的贵族老爷形象。作为一名地主，他却不去关心自己的土地，而是成为一个依靠农民供养过活的寄生虫。“他每天躺在床上空想，可以说他人生中大部分的时光都是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或者软椅上在睡梦中度过的”[9]。虽然在心里制定了种种计划试图对自己的领地做整顿却从来都没有付出行动，更别提实现了。他害怕生活中出现任何自己无法掌控的不稳定因素，友情和爱情都没有使他真正的获得新生，虽说他有着”黄金一般的美好心灵“可最终仍然是一事无成。奥博洛摩夫作为俄国文学史上的晚期“多余人”代表也宣告了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终结。他的命运最终揭示出“多余人”是“欧洲思想的儿子，但在本质上还是俄国生活条件下的儿子”，他的阶级局限使他们只能置身于欧洲先进文化与俄国传统文化的夹层之中不满足现状又无法改变现状，碌碌无为终其一生。
（三）奥博洛摩夫形象的时代意义
时代车轮的前行有一定轨迹可循，每当大的社会变革来临的前夜，知识分子总会最先觉醒。当我们将眼光投向世界文学的大画卷中去，我们就会发现“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不仅仅局限于19世纪的俄国，在世界的其他国家也存在了很多相似的“多余人”。就拿中国而言，《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二月》中的肖涧秋等等，作者对于他们的塑造都多多少少流露出符合“多余人”的特质。他们如同俄国的“多余人”一样经历了迷惘困顿，在看得见却摸不到的关于未来的思索中举步维艰，郁郁不得志，度过悲剧的一生。但是即使碰的头破血流他们也始终作为了新思想的传播者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他们用自己缭乱的生命为后人铺就了一条通往希望的路途。他们在那个时代之中的一切迷惘探索都是新旧制度交替之中必须要呈现的重要衔接，社会因素和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使多余人之所以多余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多余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可能出现，它是一种社会现象。”[10]多亏有了他们苦难才没有继续上演，多亏有了他们社会发展的历程得以继续，多亏有了他们那个时候的苦涩我们才有了如今愈加光明的新生。他们作为一群富有揭露性和讽刺性的先知无时无刻都在警示着后人，鞭策着后人。我国早期俄国文学研究家在谈到多余人的意义之时谈到“每当旧社会崩坏新社会未成的青黄不接的时代，‘无用的好人’没有不是多余的”。[11]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警示，从他们的悲剧命运中人们认识到了专制制度的罪恶认识到了丑陋的专制体制下的扭曲人性，我们也可以从这群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的种种缺陷中引以为鉴不断完善自我。
四．结语。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完整而具体地展现了俄国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表现出了19世纪俄国新旧制度交替之中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化,使“谁之罪”这样的重大社会问题浮出水面,批判了当时那个本应该提供能够使知识分子尽情挥洒才情的舞台的时代。深刻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从更深层次看,“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除了来自形象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广的社会意义的内涵外,还来自形象所包含的复杂深邃的哲学意义与多重美学意蕴。无论是是逆水行舟继续承担起“文化英雄”的社会角色、还是顺流而下退守书斋做一名“岗位模范”两种选择,都能使人定心定气,有所作为,但如若游移于这二者的中间地带却是极其痛苦和无奈的。因此,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仔细审视“多余人”的来路及发展脉络,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塑造自我与正确定位也许有着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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