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论之十四：市场建立在适者生存的原则（thePrinciple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之上。
正如野蛮竞争的丛林规则，市场规则意味着适者生存。那些不能按市场标准生产的人被市场淘汰，踩在脚下。
在研究生物系统和研究人类社会互动时，同样地援用进化论的一些原则，例如“适者生存”，就会造成混乱，除非明确各是什么东西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中得以“生存”。在生物学层面，生存是动物个体及其繁衍后代的能力，比如，跑得太慢而被猫吃掉的兔子就不会留下后代。能繁衍生息的是跑得最快的那些兔子。然而，在社会演化中，“生存”下来的单元却大不相同；不是人类个体的生存，而是人类互动形式的生存，例如风俗、制度、公司等，这些互动形式由演化过程进行筛选。一家商业公司倒闭了，它“死了”，是这种特定的社会合作形式“死了”，当然并不表明组成该公司的人——投资者、老板、经理、雇员等等——同样死了。这是一种低效的合作方式被一种高效的方式所取代。市场的竞争与丛林的竞争迥然不同。丛林中，动物竞相以对方为食，或相互取代。市场中，企业家和公司相互竞争，是为了争取与消费者及其他企业家和公司合作的权利。市场竞争不是竞争生存机会，而是竞争合作机会。
谬论之十五：市场贬损文化艺术。
文化艺术反映的是人类灵魂中的高尚元素，而其本身不能象西红柿或衬衫纽扣那样进行买卖。将艺术交给市场就象将宗教交给市场，背弃了艺术的内在尊严，如同背弃了宗教的内在尊严。而且，随着文化艺术越来越多地向国际市场开放，结果是文化艺术的贬值，同样，为追求万能的美元和欧元，传统风俗遭到抛弃。
大多数艺术作品是为了市场而生产的，过去现在皆如此。实际上，艺术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市场进行创新，以回应新技术、新哲学、新趣味和新宗教形式（forms of spirituality）之历史。许多世纪以来，艺术、文化和市场都紧密相连。音乐家向观众收费，就象菜贩为西红柿收费，或裁缝为更换衣服纽扣收费一样。其实，唱片、磁带、CD、DVD以及现在的iTunes 和mp3 文件的发明，为音乐、电影和其他形式的艺术开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触到日益丰富多彩的艺术，而对艺术家而言，可以创造更多的艺术体验，创造更多混合形式的艺术，并得到更多的收入。任何一年中所产生的绝大多数艺术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不足为怪；但部分人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看法，与过去的伟大作品相比，他们指责现代艺术是“垃圾”。他们将许多世纪以来大浪淘沙留下的精品与过去一年中的大量作品相比较，如果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已被遗忘的所有作品都拿来比较，恐怕结果会大相径庭。最优秀的作品得以流传，正是艺术的市场竞争过程起了作用。
人们在评价市场对艺术的价值时，所犯的错误不止是将当代文艺作品的整体与千百年来的精品中的精品相比较。来自富裕社会观察者去贫困地区访问时，常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将贫穷地区的贫困与他们的文化混为一谈。富裕的访问者们看到那些虽然贫困但经济正在发展的国家中的人们使用手机或打开笔记本电脑，就会抱怨他们的游览访问不像以前那么“正宗”了。日益增长的自由化或全球化，使人们能够通过市场互动变得富裕，手机这样的东西得以引进，于是，来自富裕国家的反全球化积极分子们控诉穷人的文化遭到了抢劫。但是为什么要将文化等同于贫困呢？日本人从贫穷迈入了富裕，却很难有理由认为，其结果是他们不那么“日本化”了。实际上，他们财富的增长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日本文化。在印度，随着收入提高，时装业开始注意传统服装，比如沙丽，将其改造、更新、并将审美标准运用其中。冰岛这样的撮尔小国成功地保持了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以及自身的戏剧和电影产业，是因为其人均收入相当高，能投入资金来保持和发展其文化。
最后，虽然宗教信仰不可“买卖”，但自由社会将同样的原则运用于宗教之中——平等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这也正是自由市场的基础。基督教教堂、清真寺、犹太教教堂和佛教寺庙相互竞争信徒和施舍。不出意外，在那些向教堂提供政府官方支持的欧洲国家中，参与教堂活动的人往往很少，而在那些政府不为教堂提供支持的国家中，参与教堂活动的人却更多。原因不难理解：教堂若须为信众和施舍而竞争，就必须向成员提供服务——仪式方面、精神方面和社区方面的服务，而更多地关注成员的需求就会产生更虔诚的信仰和更多的参与。实际上，这正是瑞典的国立教堂游说要求在2000年时取消国立的道理所在。作为反应迟钝的政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教堂逐渐失去了与其成员和潜在成员的联系，实际走向衰亡。
市场与艺术文化之间没有矛盾。市场交换虽然与体验艺术和丰富文化不完全一样，但市场能有力地促进艺术和文化的发展。
谬论之十六：市场只对富人和聪明的人有利。
富人越富而穷人越穷。如果你想要赚很多钱，你必须一开始就有很多钱。在逐利的市场竞赛中，那些领先起跑的人会最先到达终点。
市场过程不是竞赛，没有赢家和输家。双方自愿达成交易，是因为双方都期待获利，而不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赢而对方输。交换和竞赛不同，如果一方获胜，并不意味着另一方必然失败。双方都会获利。关键不是击败对方，而是从自愿合作的交易中获利。为了诱使对方交易，你同样得向他/她提供好处。生而富裕或许是件好事，富国中的人对此不像那些竭力从穷国移民到富国的人那么看重。后者通常比生在富国的人更能理解生活在富裕社会中的好处。但是在自由市场中，有进入的自由，而且所有买家和卖家权利平等，那么，那些过去能很好地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未必以后也能同样地满足市场需求。社会学家指出“精英循环”（circulation of elites）是自由社会的特征。自由社会的精英（包括艺术精英，文化精英，科学精英和经济精英）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贵族资格、或者氏族或家族关系所固定的精英，而是向新成员开放，且精英的资格很少会传递给精英的子孙，他们的后代中有很多从上流社会落到了中产阶级。
富裕社会中到处都是来自落后国家的成功人士。在那些落后国家里，因权势者的特殊利益，因保护主义，以及重商主义的垄断和控制，市场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或阻碍，市场中发达的机会亦是有限。他们离开这些国家时几乎一无所有，尔后在更为开放和市场化的社会中（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取得了成功。他们所取舍之国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市场中竞争的自由。母国的重商主义和限制政策迫使他们远赴海外，这对穷国来说是多么遗憾之事！他们不能留在家乡，以他们的创业能力来帮助邻居和朋友致富。
通常而言，在市场更为自由的国家中，要赚到最多的钱，不是靠满足富人的欲望，而是靠满足更普通的大众的欲望。从福特汽车到索尼到沃尔玛，赚了大钱的大公司多是迎合中下阶层，而非迎合最富有之人。
自由市场常以“精英循环”为特征，无人能因出生的机缘而保证某种地位，或不落入某种处境。“富人越富而穷人越穷”的俗话不适用于自由市场，而适用于重商主义和政治裙带主义，也即是适用于财富大小取决于与权力的亲疏关系的制度。在市场中，更常见的情况是富人过得确实不错（但依据其社会的标准，未必能一直保持“富有”），也有很多穷人发家致富，进入中上流社会。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按照定义，总有20%的人口处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位数，也有20%的人口处于收入最高的五分位数。但这不是说，最穷或最富的五分之一的人的收入一直不变（随着经济发展，各阶层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或者说，他们始终会处于原来的阶层。阶层的分类象是酒店里的房间或公交车上的座位，总有人占据这些位置，但不会总是同样的人占据。研究市场化社会中不同时期的收入分配，可发现大量的收入变动，许多人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上下浮动。然而，最重要的是，在繁荣的市场经济中，从最穷的人到最富的人，所有人的收入都会增长，
谬论之十七：如果放开价格，由市场力量来决定，价格就会只涨不跌。
如果没有政府管制，而交由市场力量决定价格，价格就会上涨，意味着人们买得起的东西越来越少。自由市场定价只是高价的另一种说法。
当放开价格时，原本受到管制而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确实会上涨，至少短期内是如此。但事情绝不仅仅是如此。首先，有些受管制的价格本来高于市场水平，放开后会下跌。此外，当观察政府控制的货币价格时，重要的是得记住，台面上交付的金钱通常不是那些成功买到商品的人所支付的唯一价格。如果这些商品需要排队，那么排队等待的时间也是人们为得到商品所必须付出的成本。（然而，等待的时间明显是纯粹的浪费，因为这种时间不能以某种方式转交给生产者，促使他们生产更多商品来满足未获满足的需求。）如果腐败的官员伸手，那么除了台面上的付款，还得加上台面下的贿赂。合法的价款、非法的贿赂，以及政府对商品和服务规定最高限价时排队花去的时间，加起来的总成本往往高于人们在市场上所达成的价格。而且，行贿的金钱和排队的时间被浪费掉了——生产者并没有得到消费者花掉的金钱和时间，因此不能产生对生产者的激励，让他们生产更多商品来缓解价格管制造成的短缺。
放开价格后，虽然短期内货币价格可能会上涨，但其结果将增加产量，并减少浪费性的配给制和腐败，最后所有的真实价格都会下降——以一种基本生活品的价格，即劳动时间来衡量。1800年时，一个人要工作相当长的时间才够买一块面包，而随着工资不断上涨、上涨、再上涨，在富国中，现在买一块面包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减少到了几分钟。以劳动量来衡量，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也大大下降了，唯一例外就是劳动本身。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的增长，雇佣人力劳动变得越来越昂贵。这就是为什么在穷国，家境稍好的人就请得起佣人，而在富国，哪怕是非常富有的人也认为用洗衣机和洗碗机更划算得多。自由市场的结果就是以劳动为标准来衡量，一切东西的价格都在下降，而以其他一切东西为标准来衡量，劳动的价格却在上升。
谬论之十八：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导致了腐败，这证明市场是腐败的。
私有化运动几乎总被操纵。这种游戏只是将最好的国有资产交给了那些最无情最腐败的投机分子。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整个过程都是肮脏的，纯粹只是对人民的盗窃。
不同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运动有大不相同的结果。有些产生了非常成功的市场秩序。其他的倒退回独裁，“私有化”的结果是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被新精英所掌控，比如俄国正在兴起的“西罗维基”（Siloviki）体系。肮脏之人从操纵私有化计划中所谋取的肮脏利益，是早前缺乏市场机制的结果，特别是缺乏作为市场基础的法治。创立这些机制并不容易，而且没有公认的普遍适用的技术，在任何情况下保证奏效。但某些国家未能完全实现法治，不能成为拒绝尝试的理由。即使在俄罗斯，所采取的有着重大缺陷的私有化计划比起一党专政也是一种进步，之前的一党专政因其自身的不公正和无效率而轰然崩溃。
若不具备有效的法律制度，仅仅进行“私有化”不等于创建市场。市场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私有化的失败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府的失败，政府未能为市场建立法制基础。
过分热心的辩护
谬论之十九：人类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归结为市场关系。
人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最大化自身的效用。甚至帮助他人也是因为对你自己有利，否则你就不会去做。友谊和爱所体现的是交换互惠的服务，这与交换一袋袋的土豆是一样的。此外，所有形式的人类互动行为都可以从市场的角度去理解，包括政治，在政治中，选票用来交换利益承诺，甚至包括犯罪，犯罪分子与受害者做交易，比如众所周知的例子，“要钱还是要命”？
企图将所有的人类行为归结为单一的动机，这歪曲了人类的实际经验。当父母们为子女牺牲或子女遇险冲过去救助他们之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当人们为拯救灵魂或启迪心灵而祈祷时，他们的动机与逛街买衣服时并不完全一样。共同之处是他们的行为都有目的，他们采取这些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但在逻辑上不能推出，人们努力实现的目的都可以归结为可度量的同质单位。我们目的和动机可能会有变化。去市场上买一把铁锤；参观艺术博物馆；为新生的婴儿摇摇篮；这些情况下，我们所实现的目的迥然相异，不是所有这些目的都能恰当地表现为市场上的买卖。
的确，思想构建的理念和工具能用来理解和阐释各种不同的互动行为。例如，用来理解市场交换的经济学原理，也可以用来理解政治学，甚至宗教。政治选择或如商业选择那样，可以计算成本和收益；政党或黑社会组织也可以与市场上的企业相类比。但对原理的这些运用并不是说，不同的选择情况在道德上或法律上都是等同的。犯罪分子让你选择要钱还是要命，与企业家让你选择留下钱还是用钱去买某件商品，二者不是真的相似。道理很简单，犯罪分子迫使你选择的两种东西，你对二者均享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而企业家让你选择的两种东西，一种他享有权利，另一种你享有权利。在这两类不同的情形下，你都做出了选择，做出了有目的的行为，但前一种情形，犯罪分子强迫你选择，而后一种情形，企业家向你提供选择；前者减少了你的权利，而后者可能会增加你的权利。因为企业家提供了某种你没有的东西，你可能认为它比你已有的某种东西更有价值。不是所有的人类关系都与市场交易的情况一样。至少，那些非自愿的“交易”全然不同，这些“交易”体现的是机会和价值的丧失，而不是增加价值的机会。
谬论之二十：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不需要政府。
政府根本无能，干不好任何事。市场带给人们的最主要教训就是，我们始终应该削弱政府，因为政府与市场势同水火。政府越小，市场越大。
理解市场益处的那些人应该认识到，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甚至所有地方，基本问题不仅是政府干预过多，还有政府怠于作为。前一种——政府不该做的事，包括A）所有人都绝不应该做的事，比如“种族清洗”，窃取土地，还有为精英创设法律特权；B）应该也能够通过市场上的企业和企业家自愿互动完成的事，比如生产汽车，发行报纸，以及经营餐馆。政府应该停止做所有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政府不再做不该做的事，就应该着手做些什么，以在实际中促进公正，并为能解决问题的自愿互动行为奠定基础。其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联：政府如果耗费资源去经营汽车厂，或发行报纸，或更糟——没收财产并为少数人创设法律特权——都会削弱和消减政府提供其能够提供的真正有价值的服务的能力。比如，穷国的政府极少能很好地明晰法律所有权，更不用说保护权利不被侵犯。法律制度时常无效、繁琐，而且缺少促进自愿交易所必须的独立和公正。
要想市场为社会合作提供基本框架，必须在法律上建立良好的财产权和契约制度。政府若不能提供这些公共利益，市场就不能发育。政府可运用其权威创立法制和公正，以服务于公共利益。政府不应软弱无力，而应具有合法的权威，同时限制其权力。软弱的政府不等于有限的政府。软弱无力且不受限制的政府可能极为危险，因为它们做了不该做的事，但却没有权威去执行正当行为的规则，并保障自由和市场自由交换所必需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自由市场不能绝对不要政府。毕竟不是所有的无政府状态都是可取的。管理良好的有限政府明确界定了正当行为的规则，并公正地执行规则，才让自由市场成为可能。
重要的是，还需要记住，有许多问题必须通过有意识的行动来解决。坚持认为客观的市场过程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这还不够。实际上，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其关于市场和企业的重要论著中的阐释，为实现企业的共同目标，企业通常依赖于有意识的计划与合作，而非总是求助于市场交换，因为交易成本高昂。比如，每个合同安排都要花成本谈判，因此长期合同可减少交易成本。在企业中，长期合同代替了现货交易，还包括涉及团队合作和有意指导的劳动关系，而非不断购买特定的服务。企业——团队合作和计划的小岛——得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是在通过市场交换所形成的更广阔的自发秩序海洋中航行。（社会主义者犯下的严重错误是试图将整个经济体都像一家大企业那样组织起来；而与之类似的错误是认识不到在广阔的市场自发秩序之中，有意指导和团队合作也有其有限的作用。）市场能为创设和执行正当行为规则提供制度框架，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所促进的不应超越此限。私人安保公司往往比政府警察更得力（而且私人安保公司不那么暴力，这正是因为除了政府之外，使用暴力的成本不容易转嫁给第三方）；自愿的仲裁也常常比政府的法院好得多。但是，意识到这些是要明白规则对建立市场的重要作用，由此支持有效且公正的规则，无论是由政府或市场制定的规则，而不仅仅是“反政府”。
最后，要记住，财产权和市场交换本身或许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说，如果全球变暖真的对整个地球维持生命的能力构成了威胁，或如果臭氧层分解有害于生命，要避免灾难，各国政府合作解决或许是最好或唯一的办法，当然，这不是说市场完全不能发挥作用。比如，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市场可能有助于顺利地进行调整，但这种市场须依靠政府间的合作来建立。然而，重要的是记住，认定某个工具不能充分且恰当地解决所有想得到的问题，不等于任何问题它都不能充分且恰当地解决。这种工具对某些甚至绝大多数问题都很有用。财产权和市场能解决许多问题，值得信赖。它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不是在其能提供有效且公正的解决方案之时，加以拒绝的理由。
自由市场或许不能解决人类可能面临的所有想象得到的问题，但市场能够并确实产生了自由和繁荣，这是值得强调的。
（全文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