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就不得不提到党史因微小疏忽酿成的重大悲剧，或者说是四次沉痛教训。当然，对于党在历史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去认识和分析，深刻认识到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因而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一、
1926年4月1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率领安国军占领北京后，加紧对国共两党革命者进行迫害。他在北京城到处张贴告示，声称：“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当时进步报纸的主编如《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等，先后被张作霖抓捕并杀害。
看到满大街耀武扬威的东北兵，李大钊的好友、北大教授沈尹默匆匆赶到孔德中学，悄悄把正在听课的李葆华叫了出来，神色凝重地对他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正在到处派人抓你父亲。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
李大钊是当时我党北方地区的实际领导人。中共一大后，党在北京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任书记。
1922年，李大钊南下广州与孙中山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与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委托李大钊与廖仲恺、鲍罗廷一起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回到北京后，李大钊很快就帮助建立起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推动了国共合作在北方的发展。
当时的北京，仍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他们痛恨革命者，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很是为李大钊的安危担心，李大钊却安慰她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将中共北方区委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进行革命斗争。
1926年4月，张作霖占领北京，自任安国军总司令。沈尹默很为自己的老友李大钊担心，于是匆匆找到李葆华，要他转告自己的父亲注意人身安全，最好能暂时离开北京。
李葆华回到家中，向父亲转告了沈尹默的话。李大钊听后平静地对李葆华说：“你再见到沈叔叔时告诉他，谢谢他的关心。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李大钊是张作霖的眼中钉。一到北京，他便命京师警察厅出动大量警力，探寻李大钊下落。
1927年2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抓住了一个在街上散发传单的年轻人。在严刑拷打之下，此人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随后供出李大钊就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的旧俄国兵营内。
得到这一情报后，张作霖大喜，命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专程拜访荷兰公使欧登科，请他召集各国公使举行会议，讨论是否同意北洋政府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十分不安，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恐惧和对苏联的敌意，他们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对苏联使馆进行搜查。
1927年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拥而入。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厉的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
这时，吴郁文带人冲进屋内，将李大钊、赵纫兰和两个女儿逮捕。
令人痛心的是，李大钊本来是有机会脱身的。就在两天前的4月4日，国民党人杨度得知张作霖决定进入东交民巷搜查苏联使馆兵营的消息后，已设法通知了李大钊。但李大钊过度相信东交民巷享有治外法权，不肯放下手头的工作转移。
据时任中共天津负责人王德周回忆，当时他们也都劝李大钊转移，可李大钊却对他们说：“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李大钊对张作霖的凶残和狡诈估计不足，更没想到张作霖敢于置国际公法于不顾，这两个小小的疏忽，最终导致李大钊落入敌人之手。
李大钊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但李大钊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虽然中央全力营救，但张作霖仍然将李大钊杀害了。
1949年3月，当毛泽东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时，曾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二、
1927年，就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却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仅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起事变，也让中国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很多党内人士便看清了蒋介石骨子里是反共的。表面上赞成联俄联共，无非是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实力，为其今后夺取更大的权力打下基础。
1926年3月，蒋介石炮制了“中山舰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坚决进行反击。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使蒋介石不仅如愿以偿地夺取了军权，还借“整理党务案”，清除了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共产党员，从而为日后发动反共政变作好了准备。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有不少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大革命作了大量艰巨细致的工作。可陈独秀却要求这些人采取“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式对待国民党，放弃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
中共的一再退让，使国民党新右派更有恃无恐，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本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集中力量准备武装，以防蒋介石的突然袭击，但陈独秀等人对蒋介石的叛变阴谋却毫不防范，仍认为革命的任务是继续北伐，而要完成北伐，又非拉住蒋介石不可。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不但没有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反而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土地耕有”，以换取蒋由右向左转变，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的反动要求。这就导致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在实力上也难以组织有力的反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接着汪精卫于7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疯狂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终于失败了，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深渊。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虽然中央撤了陈独秀的职，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却从高潮走向了失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几个月后，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
三、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受党的指派来到上海，担任中共浙江区委书记一职。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1915年与弟弟陈乔年一起离开故乡到上海读书。1919年12月，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兄弟俩与周恩来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上海，正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1927年6月26日上午，陈延年和郭伯和、韩步先等共产党人，来到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参加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会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央的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赵世炎到中央工作。
会议开到一半时，陈延年接到一份情报，说一位交通员被捕了。由于这位交通员知道中共上海区委机关的驻地，所以他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宣布提前结束会议，让王若飞等人先行离开，他销毁完有关文件再走。
由于那位交通员的叛变，就在王若飞等人转移后不久，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便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一起被捕。
陈延年被捕后，党组织找到了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律师刘君卫，请他开展营救工作。
刘君卫是当时能参加租界法院辩护的唯一的中国籍律师，在上海司法界也是响的人物。第二天，他便通过关系在闸北公安局预审科抄到了对陈延年的预审记录。
记录上显示，陈延年并没有暴露真实身份，而是化名为陈友生，自称是一位打杂的佣人。本来刘君卫是可以当场将他保出来的，但由于陈延年被捕前，曾拿起桌椅同警察搏斗，打伤了几个警察，所以那些警察都想好好整整他，因此一时不肯放人，也不让刘君卫同时陈延年见面。
刘君卫知道警察是想将陈延年关几天出出气，只要身份不暴露，自己花点钱打点一下，过几天一定能将陈延年救出来，因此也没将这事放在心上。
正因为两人没有见上面，这个小小的失误，酿成了最后的悲剧。
由于陈延年并不知道组织上正在通过吴君卫营救他，因此他迫切想自救，于是写了一封信，托一位出狱的狱友交给父亲的好友汪孟邹，请他想办法营救自己。
汪孟邹与胡适是朋友，想请胡适帮忙。胡适为了稳妥，又打电话给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想让吴稚晖出面，将陈延年保出来。、
没想到的是，吴稚晖知道捉住了陈独秀的儿子后，立即报告给蒋介石，导致陈延年的身份完全暴露。在被捕的第九天，敌人便迫不及待地将陈延年杀害了。
陈延年被杀，胡适一开始还不知道。直到在《申报》上看到吴稚晖给杨虎的祝贺信，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之巨憨就逮，佩贺之至”。这才知道陈延年已遭毒手。从此以后，两人反目成仇，再也没有过交集。
四、
1948年3月初，国民党在重庆的最高长官、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居然在办公室里收到了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寄来的《挺进报》，以及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朱绍良大为恼怒，命令军统重庆特务头目徐远举务必迅速侦破这一事件，捣毁重庆地下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
几天后，国民党特务们以《挺进报》为突破口，抓捕了中共地下党员100余人，导致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让整个四川党组织遭受很大损失。
痛定思痛。被捕的共产党人在被捕后，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对所犯错误进行深刻反省，并将这些教训归纳为“狱中八条”，以示警醒。
罗广斌是当时被捕的地下党员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侥幸活了下来的同志。重庆解放后，他将“狱中八条”写进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并上报给了中共重庆市委。
《报告》的认为，重庆地下党机关被敌人捣毁的最主要原因是“领导机构腐化”，并严肃指出：“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
这里所说的“腐化”，并不是指生活腐化，而是指部分领导干部“消极了、隐蔽了、长期埋伏了，但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了出来。”中央多次提出要求地下党领导成员“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遗憾的是，这些提醒，却没有得到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等人的重视。
当时，党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即周恩来提出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对于党的这个白区工作方针，川东党组织领导却认为过“右”了。因此，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便偏离了这些方针，既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又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从而“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主要表现是：盲目发展组织，让一些不够党员资格的人进入党内，造成组织不纯；在下川东盲目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损失惨重；甚至刘国定还命令将《挺进报》和传单公开寄给敌人的幼稚做法，不但没有吓倒敌人，结果却暴露了组织，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罗广斌在《报告》中特别转述了许晓轩烈士的意见——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这是因为，先烈们已发现，在“消极隐蔽”之下，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的倾向，有的问题还很严重。川东党组织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并没有给予严格批评和教育，酿成大祸。
叛徒刘国定掌管地下党的一个药店，曾经假公济私，要把钱拿去投资，名曰：增加收入，实则去谋个人利益；叛徒冉益智平时经常教育同志们被捕后要不怕牺牲，要坚强不屈；但他被捕当天就叛变了党组织。后来，他和刘国定两个人为了邀功还展开了“叛变竞争”。
1948年的这次中共重庆地下组织被敌人一锅端事件，是一次血的教训，它起源于地下党将《挺进报》和传单公开寄给敌人这个微小的疏忽，但却酿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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