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遂为下邽人。白居易生于新郑东郭宅，自幼聪慧，贞元十六年（800）二月，一举登进士第，列第四名，为登第十七人中最年少者。贞元十九年，再登书判拔萃科，入第三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正月，罢校书郎，与好友元稹相约，同应制举。二人闭户累月，揣摩时事，习作《策林》75篇，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提出治理应对方案，内容切实，见解精辟，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同年四月，二人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中第三次等（制科例无第一、第二等），白居易则因对策辞直语切，屈居第四等，授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尉。其间撰有《观刈麦》。十二月，与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共话唐玄宗、杨贵妃事，白居易作《长恨歌》，旋即闻名于时。
元和二年秋，调任进士考官。寻添补为集贤院校理。十一月五日，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五首，六日充任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四月，被任为制策考官。四月二十八日，迁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元和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在任期间，除草拟诏书外，常上书论事，积极参政，直陈时弊，如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曾取书诏批答词等，撰为程式，分为3卷，上卷文武勋阶等，中卷制头、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将相、刺史、节度之类，禁中号《白朴》，每有新入翰林之学士，必加求访，元稹《酬乐天馀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称为“《白朴》流传用转新”。更为知名者为讽喻诗，如《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等，标志着诗歌创作进入黄金时期。此际白居易与元稹、李绅热心写作新乐府诗歌，形成倾向、内容乃至风格相近的创作群体，近人为表彰其成就和意义，称为“新乐府运动”。元和五年，元稹贬官江陵，白居易卸任拾遗，新乐府创作渐趋消歇。元和六年，白居易因丁母忧而罢官返乡，退居京畿下邽。元和九年丁忧期满，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入朝。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越职言事之罪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在江州，撰有夹叙夹议的《与元九书》和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因对政治失望，逐渐选择“吏隐”之路，挂着闲职，在庐山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感伤诗随之增多。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改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曾率州民西涧植柳，东坡种果，深得百姓拥戴。元和十五年夏，召还长安，拜司门员外郎，十二月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进中书舍人，又转上柱国。此时，朝中朋党倾轧，国事日非，为避免卷入政治漩涡，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在州疏浚六井，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离任时，将官俸留于州库，作为公家缓急之需，还将治水要领写成《钱塘湖石记》，刊于石上，使继任知晓。长庆四年五月，改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敬宗宝历元年（825）三月，出任苏州刺史，深受爱戴。次年九月，任满离苏，郡中父老涕泣相送十里。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回到长安。大和二年二月，授刑部侍郎。大和三年三月，以太子宾客分司洛阳，从此长别长安，在洛阳度过晚年。这一时期，刘禹锡成为他在元稹逝后的新诗友。二人放意山水，朝觞夕咏，相互唱和，时称“刘白”。大和四年十二月，为河南尹，后任太子少傅分司洛阳，世称白傅、白太傅。在洛阳所居履道里疏沼植树，又在香山构石楼，尝与胡杲等燕集，皆高年赋闲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四年，筹募资金，开凿龙门八节险滩。会昌六年八月十四日，在洛阳辞世。遵其遗嘱，葬于洛阳龙门香山寺北侧琵琶峰顶，诗人李商隐撰《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唐宣宗亲自以诗吊唁：“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又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世称白文公。
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重要的文艺思想家，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尊称其为“广大教化主”。前期强调文艺反映现实，为政治为人生服务，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应“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后期则乐天知命，对独善与兼济思想加以实践、发挥和改造，倾向诗歌随性情而发。其人生态度与思想范式滋养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成为后代重要的思想财富。
继承汉儒以美刺言诗的传统，强调用诗歌来批评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元和初所写《策林》谈到采诗以补察时政的措施，分析诗歌创作中的情感活动称：“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在《读张籍古乐府》《寄唐生》诗中，指出文学创作“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作《新乐府》《秦中吟》等讽喻诗，强调“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在江州司马任上所写《与元九书》，系统阐释其论诗主张，其中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著名论点。白居易自称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为指导思想，立身行事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
白居易各体兼善，取材广泛，见解超卓。长庆间曾自编《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分其诗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去世前一年所作《白氏集后记》称：“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唐代诗人自己整理编集作品，白居易最具典型，他的集子也是唐代保存较完整的诗文集；作品数量之多，居唐人之冠。白居易不仅在当时文坛地位甚高，对后代文坛亦有重大影响。
讽喻诗以《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最为著名，对中唐社会矛盾和社会生活有广泛深刻地反映，对于现实黑暗、人民痛苦以及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表现形式上，多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中国叙事诗的发展有积极贡献。有些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
感伤诗以长篇叙事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最为脍炙人口。二诗叙事生动，描写细腻，语言优美，盛传一时。《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由爱恨和生死两大人生主题，引申至天人之际，熔铸政治和情爱，跨越历史与现实，沟通梦想与仙幻，回眸大唐百年盛衰，文字清婉动人，气度从容不迫，声调婀娜哀艳，读来一气舒卷，令人荡气回肠。《琵琶行》通过琵琶女的不幸身世，寄托作者的仕途失意，遣词秀丽，声画并美，真挚悱恻，情韵双绝，字字从心胸流出，诚为绝唱，后人称其为“古今长歌第一”（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二诗见证了白居易从青年步入中年，春花之胜转为秋实之美，《长恨歌》的历史传奇有诗人早年身世和初恋的投影，《琵琶行》中的现实，则投射着一段中唐世态人心的历史侧影。“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四）。其他感伤诗，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
闲适诗多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田园宁静生活的向往、洁身自好的志趣，《夜雪》《晚望》等小诗，则颇有禅趣及直中见曲的回味。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者亦多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或吟咏性情，或诗酒酬唱，较为耐人寻味的是那些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
白居易在文体全面、诗文并擅方面，足可媲美李、杜。《旧唐书》强调元和文坛主盟为元稹、白居易，特别指出二人在制策奏议这类政论文的功绩和影响。作为文章大家，白居易在记、序、书、论、传、赋等非公文性文体写作中，无施不可，穷极变化，留下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如《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等，文笔简洁，真切凝练，旨趣隽永，是优秀的山水小品；《江州司马厅记》《序洛诗》《醉吟先生传》等，抒写性情，洞开心扉，抑扬起伏，委婉达意，兼有诗性诗情；《晋谥恭世子议》《汉将李陵论》等，议论警醒，有为而作，条分缕析，情理相兼；《与元九书》披肝沥胆，阐述诗歌的生命意义。其赋作《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当作学习仿效的标准程式。而在奏状、诏诰、判、策、表等公文性文体中，也多有开拓创新。还积极参与新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其《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等，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元和、长庆之际，白居易和元稹以平畅自然、通俗浅切的诗风而独树一帜，他们的社会政治诗及元和体（或称长庆体），成为时人仿效的典范，形成独树一帜的诗歌群体，与韩孟诗派并峙于中唐诗坛。晚唐的《诗人主客图》所列六派之中的第一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上入室杨乘，入室张祜、羊士谔、元稹，升堂卢仝、顾况、沈亚之，及门费冠卿、皇甫松、殷尧藩、施肩吾、周元范、祝元膺、徐凝、朱可名、陈标、童翰卿”。
白诗风格以平易为主，《唐国史补》卷下谓：元和以后为诗者“学浅切于白居易”，《冷斋夜话》记叙他作诗令老妪能解的传说，不一定真有其事，而“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辞显”（清薛雪《一瓢诗话》），少用典故和古奥词句，极炼如不炼，拙中见工巧，在平易切近中蕴涵深远的思想情趣，故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诗在当时广泛流传于宫廷和民间，还远播日本、朝鲜，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尤大。
白居易议论直切、意境开阔的诗歌特点，影响了后代以文为诗的新风气。晚唐的罗隐、皮日休、韦庄、聂夷中、黄滔、陆龟蒙、吴融、杜荀鹤、郑谷；宋代的徐铉、徐锴、李昉、宋白、田锡、张咏、李至、晁迥、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张耒、陆游；金元时期的王若虚、元好问、王恽等，元末杨维桢，元代西域诗人马祖常、廼贤等，明人宋濂、吴宽、唐寅、文徵明及公安三袁，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吴嘉纪、张英、赵执信、唐英、陈文述、俞樾、王闿运、黄遵宪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的启示。
元、明、清许多剧作家取白居易叙事诗为题材编写戏曲，如取自《长恨歌》的有白朴《梧桐雨》、洪昇《长生殿》，依据《井底引银瓶》改编的白朴的爱情风月剧《裴少俊墙头马上》，取自《琵琶行》的有元马致远《青衫泪》、明顾大典《青衫记》、清蒋士铨《四弦秋》、清赵式曾《琵琶行》及清佚名之子弟书《琵琶行》等。白居易的诗句词句文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白居易曾编着《白氏六帖事类集》，传因取资典实而自备，为唐四大类书之一。旧题白居易所著《文苑诗格》，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为“称白氏，尤非也”。今人以所论意境、属对、文辞藻饰皆不类白氏原旨，断为五代或宋初人伪托。但明人胡应麟《诗薮》则不以为然。
《白居易文集》共75卷，生前写五本分藏各处。宋时所传，出于庐山东林寺藏本，仅前后集完备，《续后集》仅存1卷，乃重编为71卷本的《白氏长庆集》，有南宋初绍兴间刻本。明清刊白集或白诗，以明马元调刊《白氏长庆集》71卷和清汪立名《白香山诗集》40卷影响较大。日本存那波道圆活字本《白氏文集》，保存了白集初编前后集分次编辑之貌。日存白集古抄数量较多，颇可参考。今人朱金城有《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谢思炜有《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1）。有年谱数种，以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为最早，清汪立名《白香山年谱》、朱金城《白居易年谱》较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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