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文学讲话》

卢前著。1929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授的“近代中国文学”讲义，柳升祺、潘正译、周宸明、陆真如记录整理，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年5月出版。其所谓近代，大体从同光说起，迄于当下。全书分述近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之演进过程及各时段代表作家作品，总结各派各家之得失，而着眼点尤在探讨“中国新兴文艺演变”之“因果”。

书凡4讲。第1讲：诗歌革命之先声。选取金和、蒋春霖（词）、郑珍、黄公度、丘逢甲、辜鸿铭（译诗）、马君武（译诗）、苏玄瑛（译诗）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取舍与评价的标准是诗歌的时代性和写实性。将近代诗人分为保守派和改进派，认为以模拟为能事的保守派离真正的创造还很远。将改进派取范西洋的演进过程分为3步——第1步是以新材料入诗，以黄遵宪为代表；第2步是工具方面的革新，即胡适主张用白话作诗；第3步是体裁方面的全盘西化，主张用西洋诗体做中国诗，如徐志摩、闻一多等人。批评胡适主张用白话写诗“决不是彻底的办法”，认为所谓白话、文言只是作诗的工具，而非诗的本质；把文言改做白话，只是把工具换了，诗的本质并不曾更动，换汤不换药。赞同诗歌的革新，但反对全盘西化，认为现在所要创造的是中国的新诗体，决不是中国字写的外国诗。

第2讲：乔那律士姆与近代散文。乔那律士姆是英文jouinalism的译音，意谓报刊或报章。此讲对有魏晋遗风的王闿运之文、专宗文选的李祥之文、自成一家的章太炎述学之文、取法晋宋的黄侃之文，考其源流，辨析其时代合理性与历史局限性；肯定桐城派古文曾经起到的“拯古典文学之极敝”的历史作用及其“清淡”的优点，对其末流拘泥太甚、失之空疏的弊病及其渐渐衰微的历史命运，有着清晰的描述。论及报章文学，认为谭、梁的“新文体”是其发端，且为后来语体文之根源，对文学界影响甚大；推崇章士钊的逻辑文，言其以墨学做根底，以逻辑和文法做规则，严谨细密，较梁启超和胡适等人成就为高；指出这种文体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仍在通行，且在文学上有很高价值，在学术上也有很大影响；对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持批评意见，视其为崇拜西洋化、生吞活剥之结果，断言白话在文学上是否有价值还是一个疑问。

第3讲：同光以来之小说家。从《红楼梦》之余响及其反响讲起，对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和谴责小说的评价，大体沿袭鲁迅、胡适之说；其眼光独到之处，在于对林译小说的历史定位。著者打破文、白偏见，视林译小说为“小说界之曙光”，认为此后章回体渐渐绝迹，小说界大放光明，林译小说功莫大焉。

第4讲：剧坛之厄运及幸运。从乾嘉前后的戏剧界谈起，举李笠翁和蒋士铨为此期戏曲作家之代表。其所谓剧坛厄运，指同光时期传统戏曲走向衰落的命运，以为此期谱学渐渐绝灭，有新曲亦不能搬演，间或有创作，非乖音律，即无排场，甚至张冠李戴，以旦托生，戏剧虽不亡，实际已亡了。其所谓剧坛幸运，意指吴瞿安的曲学和戏曲创作。肯定熊佛西、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提倡新的戏剧运动，同时指出后者一味趋新趋洋而忽视中国民众的接受程度和审美心理之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