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渔业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时期，有据可依的鱼类养殖即使从商代后期算起，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见中国渔业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渔业从最初的仅限于提供食物的渔猎活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门类。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渔业已成为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提供蛋白质供应和重要物质原料的综合性产业。
中国渔业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划分为原始渔业、古代渔业、近代渔业和现代渔业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之间和后两个阶段之间的时间界线并不十分清晰，或存在一个时间较长的发展转变期，但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的时间界线较为明确，即古代渔业与近代渔业的划分是以工业革命成果惠及渔业生产为标记。
据古籍记载和考古出土的文物证明，在长达几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的岁月中，渔猎是原始社会人类获取鱼贝等重要食物的主要手段。距今4000～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已使用兽角和兽骨制成的鱼镖、鱼叉、鱼钩和石、陶网坠等工具，从江河、湖泊和浅海滩涂捕捉鱼、贝等水产品。距今5000年前后，人类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开始解体，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华夏伏羲氏时期“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易·系辞》），普遍使用有坠渔网捕鱼，舜在部落联盟领导机构中设有渔猎管理部门，称为虞。夏商周时期渔业有了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渔捞工具的发展上，捕捞渔具分为网渔具、钓鱼具、杂渔具三大类，发明了提高渔船活动范围和能力的桨、橹、帆等。商代后期，出现了鱼类养殖，周王宫苑开挖鱼池，人工养鱼。春秋末范蠡作《养鱼经》，是史上最早的养鱼文献。而“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吕氏春秋》）则表达了古代渔业保护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标志着渔业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秦汉到南北朝七八百年间，人类对渔业对象的生态习性和移动规律有了更多了解，渔业生产能力和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鱼不长一尺不得取”表明当时对渔业资源实行保护政策。唐宋时期，淡水捕捞已有专业渔民，渔网广泛使用，在近海使用张网、刺网和双船捕捞，钓具钓技先进。唐·陆龟蒙《渔具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渔具文献。宋代池塘养鱼已由单种类养殖发展成青鱼、草鱼、鲢、鳙等多种鱼类混养，实施滩涂牡蛎插竹养殖、人工河蚌育珠等新技术。这一时期渔业经济贸易繁荣发达，形成渔业文化高潮，大量借渔抒怀和以渔言志的诗、词、歌、赋及画作流传至今。元代以后，渔业生产发展缓慢。明代和清初，实行“轻渔禁海、迁海暴政”，海洋渔业生产一度中断，严重影响了中国近代渔业的发展。
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人类社会经历了“蒸汽时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电气时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发生了重大飞跃，催生了近代渔业的形成。1903年，晚清政府成立商部。次年张骞条陈商部建议成立渔业公司。1906年，浙江渔业公司成立。张謇集资购买德国渔轮，定名“福海”号。新动力渔轮的出现是渔业发展史上的重大技术革命，是近代渔业的标志性事件。“福海”号是中国渔业史上第一艘蒸汽机动力渔轮，标志着中国渔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08年，中国创立广东省渔业公司；同年，山东在烟台创立渔业公司。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渔业管理归实业部。之后分置的农林部设渔业局专司渔政。到1936年日本侵华战争前夕，全国发展有拖网渔轮10艘，手缲网渔轮150多艘。与上述同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倡新学，重视渔业人才培养和科学试验。1910年和1912年，分别在天津建立直隶省水产讲习所、在上海建立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之后山东、奉天、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建立水产职业学校；1917年，在烟台成立山东省立水产试验场。整体上讲，中华民国时期战争频繁，内忧外患，中国渔业发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渔业发展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探索前行、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历程。1949～1957年，是中国渔业的恢复时期。其间，国家开展渔业民主改革，建立管理渔业的组织机构，制定渔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渔业很快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主要表现在水产品总产量逐年增长，捕捞渔船数量增加，水产养殖特别是淡水鱼类养殖发展较快，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1950～1952年，渔业产量从91.1万吨增加到166.7万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7年，中国水产品产量达346.89万吨，是1949年的6.6倍，年均递增26.6%，人均水产品占有量约5千克，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1958～1965年是中国渔业的徘徊时期。捕捞和养殖生产徘徊不前，产量起伏跌宕。1965年渔业总产量331.83万吨，低于1957年的产量。但在此期间，渔船机械化进程加快，出现了渔机渔具革新的新局面，特别是渔业科技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四大家鱼的人工繁殖获得成功，海带人工育苗和南移养殖试验取得突破，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6～1976年是渔业生产管理瘫痪时期。管理机构撤销，管理干部下放，许多养殖水面荒芜。特别是前5年，渔业基本建设停止投资，科研教学停顿，渔民从事渔业生产被视为副业而限制发展。水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导致渔业生产的生机和活力严重不足。1970年渔业总产量只有358.50万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渔业生产出现回升势头，主要表现在：一批中央直属和地方所属海洋捕捞公司成立，一批码头和配套设施及渔轮修造厂、万吨级水产冷库等开始建设，全国初步形成了以17个国营海洋渔业公司为主体的海洋捕捞基地。同期，一批精养高产商品鱼养殖基地建成。1978年，全国水产品产量536.61万吨，比1970年增长约50%。1980年，全国建成冷库260多个，日冷藏量达25万吨，水产品保鲜加工迈上新台阶。
改革开放为中国渔业生产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刻变革，特别是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水产生产实行市场调节，经营体制实行股份合作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渔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渔业生产迈入快速发展轨道。同年，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从福建马尾起航，揭开了远洋渔业发展的新篇章。1988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开始超过捕捞产量，渔业生产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1995年开始实施伏季休渔制度。1997年，国家又适时确立了“大力发展养殖，保护和合理利用近海渔业资源，积极扩大远洋渔业，狠抓加工流通，强化法治管理”的渔业发展方针。1999年，中国开始实施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计划。到2000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达3706.23万吨。全国渔业生产和渔业经济状况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渔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渔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明显变化，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要求，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已形成共识，渔业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中国渔业已融入世界渔业的大格局，渔业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发生相应变化。
进入21世纪，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渔业大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确立，努力把中国从渔业大国建设成为渔业强国已成为业界人士的广泛共识。中国渔业发展树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为目标，以“健康养殖、适度捕捞、保护资源、做强产业”为方向，建设“环境友好型的养殖业，资源养护型的捕捞业”，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中国特色渔业现代化发展道路。
据世界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16）资料，2014年世界水产养殖产量首次超过捕捞产量，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渔业产量的52%，达1.011亿吨。其中，水产养殖动物产量7380万吨，产值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水产养殖总量的60%。水产品提供了世界动物蛋白需求量的17%，全球有31亿人的人均动物蛋白消费量的20%来自水产品。在中国，这个比例达到了30%。2015年，世界人均水产品消费量约20千克，其中50%来自水产养殖业。2018年，中国水产品的人均消费量为46.28千克。2018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达6457.66万吨，其中海水产品产量3301.43万吨，淡水产品产量3156.23万吨。海水产品和淡水产品的产量之比为51.1:48.9。全国水产养殖产量4991.06万吨，捕捞产量1466.59万吨，分别占总产量的77.28%和22.71%。水产品总产量中，鱼类3557.09万吨，占比55.08%；贝类1527.75万吨，占比23.65%；甲壳类737.90万吨，占比11.42%；藻类236.91万吨，占比3.66%；头足类和其他类172.23万吨，占比2.66%。此外，远洋渔业产量225.75万吨，占比3.49%。同年，中国渔业经济总产值超过2.58万亿元人民币。作为第一产业的渔业总产值1.28万亿元，其中水产养殖业9456.26亿元，占比73.78；捕捞业2694.52亿元，占比21.02%。另有苗种业664.61亿元，占比5.18%。此外，列入第二产业的渔业工业和建筑业产值达5675.09亿元，列入第三产业的流通与服务业产值7373.96亿元，其中休闲渔业902.25亿元，这些都从不同侧面显示了中国渔业的产业规模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使用渔具在自然水域中获取水生经济动植物的产业门类，是人类最古老的渔业活动。中华文字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即有“渔”字。该字左形“水”右声“鱼”，即谓在水中捕鱼之意。远古时期的渔猎活动是人们用兽角和兽骨制成鱼叉或鱼鳔等工具，从江河、湖泊和浅海滩涂捕捉鱼、贝等水产品。“轩辕作舟楫……夏禹作柁，加以棚砣帆樯”（明·罗欣《物原·器原》）。捕鱼工具的发明被认为是捕捞渔业起源的标志。渔船的出现及浆、橹、帆的发明使捕鱼活动的范围和收获物大幅增加。蒸汽机渔船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捕捞渔业开始形成，渔业捕捞活动迅速扩展到外海和远洋。20世纪初，柴油机开始被用作渔船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进步推动捕捞业迅速发展。合成纤维取代天然纤维作为渔网材料，渔船、渔具、渔业机械、仪器设计制造体系逐渐形成，捕捞船只和捕捞技术装备日趋先进，与之相配套的冷冻、冷藏和加工技术不断进步，渔港及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推动着捕捞渔业的迅猛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卫星导航、渔情探测和预报、捕捞技术等方面的进步，以及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捕捞业进入了发展新时期。
人工饲养或栽培水生动植物的产业，是人类主动、定向利用水域资源的重要途径，是自然过程和人工过程有机结合的生产方式。世界几大文明古国都有悠久的养鱼历史，中国则是世界公认的水产养殖的故乡。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水产养殖是水产品的重要生产方式，并把水产养殖放在与渔业捕捞同等重要地位的国家。1959年，提出“养捕并举”的指导思想；1985年，明确了养殖生产可以承包到户和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等重大政策；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颁布实施，确立了“以养殖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1988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超过了捕捞产量；2014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已占世界水产养殖产量的60%。中国开展养殖的水产生物种类超过200种，涵盖了鱼、虾、贝、藻、参等各大生物门类的主要经济种类，但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的产业结构则各具特色。以2015年数据为例，淡水养殖产量的近90%来自鱼类养殖，而海水养殖产量中贝类占比达72%，藻类占11%，其余的是鱼类、甲壳类及其他种类，这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发展空间和条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中国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各种宜渔水面被开发出来用于水产养殖，创造出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养殖模式。中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在国际上被誉为“为人类做出的一大贡献”。
将水产品保鲜、保活、保藏和加工并进行商品化流通的产业。水产加工品指以水产品为原料，采用贮藏、加工、综合利用等技术和工艺所生产的产品。水产品加工业是以延长水产品保藏时间和提高其食用价值为目的的产业形式，水产品流通则贯穿水产品整条产业供应链，是将生产、采购、仓储、包装及运输等活动综合起来的一种集成式过程。水产品的贮存期短、易腐烂变质等自然特性决定了其物流体系必须建立在冷链物流的基础上。中国近代水产加工业始于清末，早期主要以自然冰冷藏、盐腌及风吹日晒加工方式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些综合性国营水产公司开始建立水产加工厂，1951年建成了第一个鱼肝油厂，1955年在舟山建立了鱼粉加工厂。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研究从海带中制取褐藻胶、碘、甘露醇和氯化钾等综合利用工艺；至80年代初，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海藻加工产业。80年代是中国水产品加工业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分别从国外引进了烤鳗、冷冻鱼糜及鱼糜制品、紫菜加工等生产线。进入21世纪以来，各地大力扶持带动力强的水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积极推进水产品加工园区建设，促进水产品加工业集群式发展。同时，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加大低值水产品和加工副产物的高值化开发利用，鼓励加工业向海洋药物、功能食品和海洋化工等领域延伸。到2016年，全国有水产加工企业近万家，冻结能力91.9万吨/日，水产加工品总量达2092.3万吨。随着加工产业的不断发展，水产品流通业也不断进步，中国已形成门类齐全的水产品加工业和以批发市场为主体，加工、配送、零售为核心的水产品流通体系。2015年，全国年交易额超过亿元的水产品交易市场超过150个，全国水产流通产值达4628亿元。
以促进渔业资源增殖再生、提高渔业资源量和优化渔业资源群落结构为目的的产业。中国内陆水域增殖渔业发展历史悠久，但真正的增殖渔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成功。同时，中国科学家提出“种鱼、种海”等发展海洋农牧化的设想，开始了真鲷、鲐、中国对虾等标志放流研究。80年代，在黄海海州湾试验性地投放人工鱼礁，开始了大规模中国对虾、海蜇等增殖，逐步形成规模化的增殖渔业。2006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和海洋牧场建设成为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的重要措施之一。增殖渔业的对象一般为经济价值高且易于进行苗种培育和放流的地方种群，也包括一些经济价值高、长距离洄游的种类。进入21世纪，中国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建设发展迅速，从北到南形成了50多处以投放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为主的海洋牧场。增殖渔业经历了初级发展阶段和大规模生产性增殖阶段，已进入了负责任增殖渔业的探索阶段。在全球渔业资源普遍衰退的形势下，负责任增殖渔业成为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研究及关注的热点，旨在探索并取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三赢的增殖渔业。同时，增殖渔业又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如休闲渔业，成为渔业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将休闲娱乐、观赏旅游、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科学普及以及餐饮美食等与渔业有机结合的一种产业。休闲渔业是一个古老产业，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其历史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特别是垂钓渔业和观赏渔业历史悠久。现代休闲渔业从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出发，依托渔业生产过程、渔民文化生活和渔区风情风貌，突出产业特色，增强休闲渔业文化功能、科技含量和转化增值能力，对拓展渔业功能，转变渔业发展方式，提高渔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增加渔民收入，丰富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全面建设渔区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确立了“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发展之路。早在1959年，国家渔业管理部门提出的“养捕并举”的指导思想，是世界上首次在国家层面上认识到单靠渔业捕捞不能满足对水产品的需求，需要发展新的生产方式。但长期以来，中国渔业的生产结构是以捕捞业为主。1978年，捕捞产量占到渔业总产量的71%。这种以捕捞天然渔业资源为主要生产途径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即限制了渔业发展空间，也导致了天然渔业资源日趋衰退。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颁布实施，确立了“以养殖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极大地推动了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丰富的内陆水域、浅海滩涂、低洼宜渔荒地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水产养殖成为渔业增产的主要领域。
建立了以高生态转换效率和高生物量产出为特色的水产养殖业，显著提升了水生生态系统的食物供给功能。2018年，中国淡水养殖产量占水产养殖总产量的60%，其中淡水鱼类产量占86%。超过82%的淡水养殖鱼类产量来源于滤食性、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这些鱼类对鱼粉的需求量都比较低。如占淡水鱼类养殖总产量67.6%的鲤科鱼类中，鲢、鳙是不投饵的滤食性鱼类，草鱼是草食性鱼类，饲料中几乎没有使用鱼粉。海水养殖中不投饵的贝类（72%）和藻类（11%）产量占海水养殖总产量的83%。中国水产养殖中主要依赖鱼粉为蛋白源进行投饵养殖的鱼类和甲壳类的产量仅占养殖总产量的39.1%。研究表明，根据各大养殖类群产量所占比例及其种类营养级，2012年和2013年中国水产养殖的营养级为2.15，其中淡水养殖营养级为2.21，海水养殖的营养级分别为2.055和2.05，远低于欧美国家以鲑鳟鱼类养殖为主的营养级3.0的水平。中国水产养殖营养级较低是由于不需投放饵料的滤食性鱼类、滤食性贝类及藻类等养殖的产量在总产量中的比例高。2013年，中国水产养殖不投饵种类的产量比例为55%，远高于世界不投饵种类产量占比30%的平均水平。
开发出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水产养殖模式，在发展水产养殖和寻求生态环境的协调方面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稻-渔综合种养和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是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两个有代表性的养殖新模式。稻-渔综合种养是在中国有悠久历史的“稻田养鱼”的发展，充分发挥水稻与鱼、虾、蟹、鳖等水生动物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共生互利的生态效应，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生产优质水稻和渔产品，是一种农渔共利的生态生产方式。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实际上是中国明末清初盛行的“桑基鱼塘”综合养殖方式的现代发展，把不同营养层级的动物和植物按照生态系统水平的原理科学配置，既提高了养殖经济效益，又改善了生态系统，具有“一举多赢”的功效。这两个新模式的共同特点是理论基础扎实、应用技术成熟、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引领了中国特色生产模式发展，为环境友好型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提供了保障。
确立了中国现代渔业的产业体系，与时俱进地加强渔业资源管理和养护。中国渔业主管部门主导建设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包括捕捞业、水产养殖业、水产品加工流通业、增殖渔业和休闲渔业等五大产业。这是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确立的现代渔业的产业体系，是基于对产业的深入分析和对国情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战略布局，对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在渔业资源管理与养护方面也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1995年以来，渔业主管部门相继制定并组织实施了海洋伏季休渔、长江禁渔期、海洋捕捞渔船控制等保护管理制度。但由于市场放开和利益驱使，捕捞渔船数量大量增加，渔业资源承受更大压力，过度捕捞造成渔业资源严重衰退，传统优质渔业品种资源衰退程度加剧，渔获物的低龄化、小型化、低值化现象严重，捕捞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明显下降。而过度的人类活动也致使水生生物栖息地遭到破坏，水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水生生物的主要产卵场和索饵育肥场功能明显退化。2006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提出渔业资源保护与增殖、生物多样性与濒危物种保护、水域生态保护与修复三大行动及其保障措施，为全面提升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水平提出了奋斗和实施目标。201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严格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严格控制近海捕捞强度。强调推进现代渔业建设，对于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7年农业部发布《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到2020年国内海洋捕捞产量控制在1000万吨以内，全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功率分别压减2万艘、150万千瓦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和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休渔制度，所有海区的休渔时间延长至3～4.5个月。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管理者与生产者在“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上正在达成共识。但是，渔业资源管理与恢复受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生态系统复杂性的影响，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渔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捕捞渔业在自然资源保护、实现限额捕捞和负责任捕捞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任重而道远；人类现有技术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对养殖过程的全面干预和人为控制，水产养殖投入和产出比例日渐失衡，局部自然环境已经受到了养殖业的负面影响，并反过来影响着养殖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经过遗传改良的优良品种，粗放的生产方式，盲目追求高产，科技支撑能力不足，以及水产养殖的发展空间受其他产业的竞争而严重压缩，水产养殖环境受陆源污染加重，养殖设施机械化水平不高，等等。在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生境退化、病害频发、质量安全问题突出等大背景下，亟需通过科技创新，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中国渔业从规模产量型向质量效益性的转变，走出一条产出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渔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多年的探索、调整和创新，探索出一条产业发展与生态环保相结合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渔业在解决吃鱼难、保障市场供应、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国民膳食结构、保障食物安全、缓解水域富营养化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诸多方面，为中国乃至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渔业现在已开始进入科学发展的转型升级期。展望未来，中国渔业必将继续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渔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大力促进渔业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环境友好型水产养殖业和资源养护型捕捞业，促进增殖渔业和休闲渔业新业态的发展，努力实施绿色低碳、环境友好、资源养护、质量安全的生态系统水平渔业管理，以保证中国特色的渔业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为中国和世界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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