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

倡导诗界革命、确立理论基础、创造诗歌实绩的主要诗人有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蒋智由、梁启超、康有为、丘逢甲和金天羽等。明清时期，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一系列摹古与变古、学唐与学宋的理论纠缠和写作实践，总体已呈衰落趋势，有识者早已表示不满，有志于力挽颓势。进入同、光以后，由于原有生活秩序的打乱，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一些具有改良革新的政治愿望和文学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呼声。诗界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古典诗歌与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相碰撞的结果，集中暴露出古老的文学样式反映全新的客观对象时或相容或矛盾的种种现象。这场诗歌革新运动展示的全过程，为近代诗坛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也为诗歌走向现代，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作为诗界革命的先导，黄遵宪于同治七年（1868）发表《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以剽盗为创作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写我口”（《人境庐诗草》卷一）。光绪十七年（1891），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主张诗人应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诗学纲领。二十二年始，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开始试作“新诗”，代表作有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夏曾佑的《绝句》等。夏、谭等人的新诗，迎合了从事维新运动的改良派人士意图创立的“新学”，即融合佛、孔、耶三教的思想资料，直接为变法运动服务。这些“非经典语不用”的新诗，“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其中，“卖人子”一典取自《新约·路加福音》；喀私德为英语Caste的译音，用来指印度将人分为几种等级的种姓制度；巴力门为英语Parliament的译音，指英国议会；法田、性海、庵摩罗果，均为佛家语。谭嗣同通过这首诗批判封建等级制度，表达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向往。夏曾佑的诗与谭嗣同类似，其《无题》诗曰：“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一挥手，人天从此感参商。”以冰期、巴别塔等地质学名词及《旧约》中的神话入诗。“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朱自清《论中国诗的出路》）

稍后，黄遵宪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提出了“新派诗”的概念：“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酬曾重伯编修》）自认包括此前所作之诗为“新派诗”。写作“新派诗”的诗人甚众，黄遵宪以外，还有蒋智由、康有为、丘逢甲、邱炜萲、麦孟华、狄葆贤等。无论“新诗”还是“新派诗”群体，一方面企图用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特别为维新变法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走出诗体改革的新路；另一方面游离于广大民众的普通生活，还要顾及传统诗歌的美学特征。但政治目标、现实题材、艺术形式、传统风格很难找到融合点，一时未能找到诗歌革新的理想通途。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二十五年末，梁启超在张扬新派诗人、鼓吹诗歌革新理论的基础上，于《夏威夷游记》（又名《汗漫录》）中正式揭橥“诗界革命”的旗帜。梁启超认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文中例举此前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文廷式、丘逢甲、邱炜萲等写作新诗之成败得失，结论是“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梁启超又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饮冰室诗话》）这些救偏补弊的理论总结，对诗界革命的发展作了方向性的评估和引导，而拈出“意境”一说，更加切合诗歌的艺术特征。只是片面强调“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未必是对诗界革命运动正确的概括与前瞻。与梁启超相呼应的论者，也在努力探索诗界革命的前行之路，如康有为称“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丘逢甲也呼吁“迩来诗界唱革命”，“重开诗史作雄谈”（《论诗次铁庐韵》）。

由于清末社会西学东渐，文学改良人士广为宣传，加以部分留学生提倡音乐教育，致力于歌词创作，促成了诗界革命蔚成风气。光绪二十八年（1902），黄遵宪写作了《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新体”诗。对《军歌》，梁启超大为赞赏，认为其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饮冰室诗话》）。次年，《江苏》杂志发表的几首歌词也得到梁启超的肯定，视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饮冰室诗话》）。梁启超希望有韵之文和音乐结合的文学传统不至中断，继续让文学对国民产生影响，而有志者应勇猛精进，“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饮冰室诗话》），争取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和弥尔顿。

这一时期，民间歌谣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间，黄遵宪曾建议，刊物发表诗歌“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致梁启超函》）。梁启超采纳其意见，除刊出《爱国歌》《新少年歌》等歌词外，又发表了《粤讴·新解心》和《新粤讴》等作品。对于新制歌谣，梁启超赞其“芳馨怫恻，有《离骚》之意”，称其作者为“文界革命之骁将”（《饮冰室诗话》）。

在近代诗坛，诗界革命派诗人以理性的剖析、明智的思索，深化了诗歌的爱国主义主题，表达出强烈的变法图强思想。许多诗作反映国内外深刻矛盾引发的政治、军事、外交种种事件，形成了鲜明的纪实特性，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色彩添上了重要的一笔。由于诗界革命与改良运动几乎同步进行，其倡导者们将诗歌看作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和手段，诗作往往成了经世致用的功利诗歌的近代版。就诗界革命的形式而言，其明显标志在于词语、格局和意境的新奇，黄遵宪将时尚新词、外国译名熔铸入诗，显示出特有的神采；康有为、梁启超等的长篇古风、排律，多角度、多侧面地咏唱重大史事，抒写复杂心态；康有为、黄遵宪、丘逢甲、狄葆贤、金天羽等借鉴历代诗歌各种风格，创造性地运用旧体诗形式，自觉为“新意境”服务。在古典诗歌的通俗化方面，诗界革命也颇有建树。新派诗人借用民间的歌谣谚语、口头创作，使作品充满民歌风味、乡土气息；以散文化笔法写诗，以利于诗意的通畅晓达；注意诗歌和音乐的结合，使诗歌能铿锵上口，宣传鼓动民众。这些举措拓展了诗歌的传播空间。

纵观诗界革命的发轫至兴盛，其间穿插着维新改良人士的政坛起落、变法运动的不幸夭折，而归根到底，诗界革命进行的是旧瓶装新酒的尝试，终难解决日益繁富的社会生活和陈旧固化的诗歌形式的基本矛盾。诗界革命终于走向式微，或许是一种文学的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