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序》

齐、鲁、韩、毛四家诗原本都有序，但齐、鲁、韩三家已失传。有“大序”“小序”之分。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为“小序”；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也有人认为《诗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小大之异。

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郑玄认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对此魏晋以来无异议。至刘宋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提出《诗序》为东汉初的卫宏所作。唐人所修《隋书·经籍志》认为《诗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卫宏又作增益润色。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汉代儒生，欲自显立其学，借之子夏以自重”。宋代王安石认为《诗序》为诗人自制；程颐认为“小序”是国史旧文，“大序”出于孔子；郑樵则认为《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自朱熹直到清代的姚际恒、崔述、魏源、皮锡瑞等人，都持卫宏作《诗序》之说，因为《后汉书·儒林列传》明言“（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但也有人认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小序”首句为毛亨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其后治《毛诗》者补缀而成，卫宏可能是最后的集录、写定者。

《诗序》中提出了“六义”“正变”“美刺”等说。“六义”之说承《周礼》的“六诗”而来，其中的风、雅、颂被认为是诗的类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的表现方法。“六义”的提出，把《诗经》的学习和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对于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以及诗歌的艺术特征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并涉及诗歌和时代以及政治的关系，肯定了吟咏性情的诗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丰富了所谓“诗教”的内容。而后代儒家对《诗经》的附会曲解，也往往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大序”又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天下大乱就会产生怨刺的诗歌，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诗歌的“美”“刺”内容。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性，美刺精神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比兴传统的确立，对后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诗序》作者把《诗经》当作“谏书”，千方百计赋以“美”“刺”的意义，而所言“美”“刺”，又缺乏一定的标准，往往自相牴牾。后来郑玄按《诗序》的说法，将《国风》《大雅》《小雅》265篇划分为“正”诗59篇，“变”诗206篇，并无确切依据，以致穿凿附会。

《诗序》对《诗》305篇作了不少穿凿附会的解释，致使许多诗篇的本义被掩盖了，这是它的缺点；但《诗序》毕竟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说的总结，有一部分解说和其他先秦古籍有关记载可以互相印证，确有依据，应当区别对待。后来郑樵作《诗辨妄》，朱熹作《诗序辨说》，对《诗序》的解说多所诘难。

《诗》“大序”“小序”附载于《毛诗》，单行本甚少，仅见以下几种。①《诗序》，不分卷，4册，旧题周代卜商撰，明刊古文本。②《小序》1卷，题卜商述，明钟惺辑，《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本。③《诗序》1卷，附《诗集传音释札记》1卷，元庐陵罗复辑，刊本。另外，清象山姜炳章撰有《诗序广义》24卷，嘉庆遵行堂刊本，杭州丁丙八千卷楼旧藏。清武威张澍撰有《小序翼》27卷，原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