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包括历史现象的记录、历史证据的考证、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规律的探讨以及历史趋势的预见。目的是通过记录历史现象与过程，以期找寻历史的真相，并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现象进行价值评估和合理解释。历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决定了历史学科具有人文性和科学性的两重身份。按照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大致可区分为全球史、国别区域史、海洋史、环境史、艺术史、性别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由于历史学与其他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关联，国际史学领域不断形成新的分支学科，比如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口学、历史心理学等。
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的史家通过书写历史或历史著作对人类发展的过程进行记录和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并未逃出政治和现实的藩篱，历史学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层建筑与社会服务。希罗多德的《历史》体现了对史实进行鉴别的治史原则，并确定了记载历史事件与揭示历史事件间的因果关系是史学基本任务。古希腊、古罗马的史学多用以记载丰功伟业与政治事件，史学的现实性与价值是历史书写的第一目的。中世纪时期的历史学服膺于神学，历史书写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又恢复了其现实实用性的特点，历史学家运用历史反对神权，为民族国家的存在提供合理性。中国古代的历史学自诞生就具有浓厚的政治倾向。孔子作《春秋》有其鲜明的政治目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思想，也体现了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和史学功能，对中国的史学书写与史学研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但中国古代的历史学仍以其政治现实性为主，宋代史家司马光是这一史学取向的代表人物，《资治通鉴》也成为“借鉴史学”的代表性著作。及至近代大师级学者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中国历史学家重新开始对历史学的性质及其功用做出新的理解与解释。
历史的学科化晚至19世纪于德国形成，L.von 兰克是现代历史学的奠基者。兰克史学派提出以“如实直书”为核心的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原则，具体表现为史料批判原则、直觉理解原则、客观公正的撰史原则，并通过“习明纳尔”专题研讨班的形式，培养历史研究的专门人才。经过兰克史学派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改造，西方史学至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世纪也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历史学科地位的确立，引起对历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关历史学是科学不是艺术的“世纪之争”主要集中于历史学是否具备科学本质及其学科资格的阐释。一方认为历史学是历史学家的主观创造，历史学并不是一门科学，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是F.H.布莱德雷、B.克罗齐、R.G.柯林武德和C.贝克尔等人。他们认为历史学并不存在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强调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通过历史书写所进行的主观创作；历史学家备受生存环境和时代发展所限制，历史书写带有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价值判断的同时，脑海中已有对于历史事实的前提假设，因此历史的客观性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则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兰克、H.A.泰纳、马克思和C.G.亨普尔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科学性进行相关阐述，尤其是兰克及其信徒声称，历史学是科学的依据，是通过对史料进行考证、通过对史料的真实性鉴定，便可以实现过去事实的还原；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只要“如实直书”，充分把握史料的真实性，便可以摒弃史家的主观价值，因此历史学是客观的科学。A.孔德、贝克尔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历史学，认为通过对于过去事实的确定和收集，可从中归纳、概括出规律，认为历史是具有规律性和真实性。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系统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阐明人与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亨普尔认为历史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学也适用于覆盖定律的解释模式，借助覆盖定律的模式，历史事实便能够获得解释。
历史学的发展通过史学史的总结与批判得以实现。世界上最早对历史学进行批判性总结的著作，当是中国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所著的《史通》，他在书中对历史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并明确提出史学撰写的思想与原则。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对于历史学的历史研究都比较薄弱且相对晚近，西方真正的史学史研究直到19世纪才出现，首先是德国出现对史料的总结性论著《德国史史料》。真正对历史学进行总结的著述则要等到半个世纪后的1874年在英国才出现，R.弗林特编写的《欧洲历史哲学：法国和德国》对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历史哲学的形成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论述。此后史学史研究不断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史学史通过对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进行批判性总结与批判，推动历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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