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中的义利观谢天

    “四书”是四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四书五经，是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西汉之后学五经，南宋之后学四书。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进行注解，称其为四书，“四书”之名始立。义利之辨，是指中国古代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争辩，与传统社会个体的自我修养及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四书》对义利之辨有丰富的理论阐释，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孔子在《论语》中第一次论及义利关系时，就鲜明地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孟子更是从多个角度来详细阐释义利关系。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内涵极为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深远的时代价值。
    强调个人修养
　　准确理解《四书》中的义利主张，可以从朱熹的相关解释谈起。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是《四书》影响力最大的注本之一。朱熹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解释是“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把“义”理解为天理，把“利”理解为人欲，显然是源于他自己的理学思想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朱熹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人情欲望对于个人修养起负面作用。
　　那么，先秦儒家是否真的批判否定人的欲望？尽管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大家，但他关于“义”“利”的解读始终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在《四书》中，孔子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显然孔子并不反对人的致富欲，只是不赞成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先秦儒家重视人的情感欲望，认为正是因为欲望，个人才能和他人相互感通，仁道才因此而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没有“欲”，就没有理解他人的可能性。可见，人情欲望的存在是被孔子肯定的。
　　不同于朱熹完全否定“欲”的主张，先秦儒家所批判的“利”是“私利”，而不是人所有的欲望。“私利”意味着只考虑自己的欲望而不顾他人；“义”也应该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但“义”人不是单单虑及自己，而是重在为公。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指出，如果每个人只顾（私）利，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争斗。
　　孟子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理解孔子的“义利之辨”的。《孟子》开篇就强调：“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如果以利为先，人眼里没有他人的利益，那争夺就不会停止。正是出于这种思虑，儒家提倡了“礼让为国”。因此，在伦理关系中能做到以对方为重、在政治事务中能做到以公益为重的人物，会受到儒家的敬重。孔子在臧否古今人物时，高度称赞吴太伯、伯夷、叔齐等以“让”德著称的人。他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对于君子而言，财产之类的利益，应该是他提高自身修养的工具；对于小人而言，他们放弃了个人修为，一生忙忙碌碌只为了追求财富，而忘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正如《大学》中所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可见，先秦儒家强调“公”和“私”的区别。先秦儒家认为，只有超脱个人得失，做到心中有他人，以天下为重，才能走向“义”的境界。
    主张民本仁政
　　君子以义为先，并不意味着先秦儒家完全否定“利”的意义。“君子”和“小人”在先秦有着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人品行修养的不同，君子是有德之人，小人是无德之人；另一种隐含政治地位的区别，君子是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小人指普通百姓。因此，先秦儒家对于义利关系的讨论不仅局限于个人修养，而且上升到政治层面，探讨如何能够平衡“义”和“利”的矛盾，进而实现善治。义利观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仁政和民本思想紧密相关。儒家主张，不能简单用道德说教方法来统治，还需要满足老百姓对“利”的需求，这是仁政的前提。
　　在先秦儒家看来，对于有修养的人来说，仁义就像日常需要那样不可或缺，《论语》中主张喜爱仁义就应该像喜爱美食那样自然。但是，这只能是对于君子而言。而普通百姓在面对利益时，可能难以严守道德标准。遇到此种情形，儒家反对严刑峻法，主张民本政治，强调反思为政之道。孟子说，“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在《论语》中，曾子提到，当法官（士师）遇到老百姓犯罪的情况，即使坐实了其罪行，也应该考虑为政者的过失：“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孟子主张不可只惩罚罪恶行为，而不去考虑背后百姓生计的困难：“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仁政并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应重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庸》中强调：“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而仁政的第一步，首先要解决老百姓急迫的温饱问题。就如《孟子》中所说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当老百姓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方可通过礼乐教育来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管子》也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显然，顺序不可颠倒，否则，一切礼乐教化都无法发生作用。同时，统治者也应该以百姓之利为利，而不是谋求自身财富的聚敛。在战国时期，各国君主出于战争需要，强迫百姓开垦荒地。儒家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因此提出了“以义为利”，《大学》中指出，“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四书》对“义利之辨”的解释体现了儒家义利观的丰富内涵。其“义利之辨”既有对个人修养方面的强调，又有其民本仁政的意义。对于个人修养来说，“义利之辨”的意义在于强调“公心”对“私心”的超越。要想成为一名君子，应该做到“仁以为己任”；对于为政治理而言，统治者不能简单说教，而应以满足百姓物质需求为要，必须做到义利兼顾。《四书》中的义利观体现了儒家中庸之道的修身和处世哲学，展现了儒家先哲的风骨和智慧，2000多年来，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志趣、价值选择以及安身立命之道，值得后世不断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