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 正 气 的 唐 代 宰 相 戴 胄

戴胄（出生年月不详—633年），字玄胤，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唐太宗朝宰相。戴胄早年为隋朝官员，曾效力于王世充，后归唐，历任秦王府士曹参军、大理少卿、尚书左丞、谏议大夫、民部尚书、吏部尚书、宰相等职，进爵武昌郡公。戴胄正气凛然、不惧生死、持身中正敢说“不”的仁者风范，彪炳青史，光耀千秋。
　　正气凛然，向太尉说“不”
　　戴胄原为隋炀帝朝官员，曾任门下录事，为人坚贞正直，办事干练，通晓律法，娴于文案。虽官秩不显，却享有盛誉，特别是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等，都对他赞赏有加。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叛军缢杀。消息传到洛阳，群臣莫不惊遽色变，大臣元文都、王世充、段达等拥立杨广之孙越王杨侗继位，年号皇泰，史称皇泰主，戴胄被任命为给事郎。
　　杨侗虽被拥立为皇帝，但终究是个只有14岁的孩子，其时，群雄逐鹿，遍地烽烟，朝廷所能稳定控制的区域只有一个洛阳城。皇帝幼弱，政局翻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天下乱成一锅粥，手握重兵的王世充自然成了专擅朝政的铁腕人物。元文都等一伙儿文臣早就窥破了王世充的忤逆不臣之心，暗中谋划将其铲除，不慎事泄，反被王世充抢先下手，将元文都等一一诛杀，血溅朝堂。
　　洛阳城笼罩在一片恐怖的阴霾之中。
　　诛杀了元文都等大臣，王世充愈加气焰嚣张，横行无忌，逼迫皇泰主任命其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独揽朝政，一手遮天，其图谋篡位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
　　面对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的王世充，群臣莫不畏惧震悚，三缄其口。毕竟，元文都等血染朝堂，殷鉴不远。作为王世充属下官员的戴胄却不管这一套，他偏要与虎谋皮，劝谏王世充说：“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当社稷之任，与存与亡，正在今日。愿尊辅王室，拟伊、周以幸天下。”
　　王世充虚与委蛇，也算给足了戴胄面子。
　　没成想戴胄竟“蹬鼻子上脸”，没过多久，戴胄再次从容谏阻王世充谋逆篡位。王世充恼羞成怒，决意将戴胄撵出京城，贬其为郑州长史，派他与王行本一同去镇守虎牢关。
　　撵走了戴胄，王世充又逼迫皇泰主任命自己为相国，封郑王，加九锡殊礼，俨然“曹操第二”。皇泰二年（619年）四月，王世充逼迫皇泰主杨侗禅位，自立为帝。六月，王世充派其侄王行本缢杀了杨侗。
　　持法公正，向宰相说“不”
　　到了唐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攻克虎牢关，戴胄被引入秦王府任士曹参军。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不久，继位为帝，是为唐太宗。戴胄被任命为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
　　贞观元年（627年），大理寺少卿出缺，派谁去继任这个主掌全国案狱审理的职务呢？唐太宗首先想到了一向公正无私、办事持重练达的戴胄，对左右说道：“大理，人命所系，胄清直，其人哉。”于是，任命戴胄为大理少卿。
　　戴胄走马上任。没过几天，便与宰相封德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某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应召入朝觐见，一时忙乱，没有解下佩刀就径直走进通往内宫的东上阁门，走过阁门后，监门校尉才发觉。
　　当时朝廷律文规定：内侍人员不得持寸刃入上阁，违者斩。按照这条规定，长孙无忌无意间犯下了死罪，与此相关的监门校尉也罪在不赦。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胞兄，又在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唐太宗倚为股肱。究竟应当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朝臣们莫衷一是。
　　宰相封德彝判定：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宫，属过失犯罪，罚铜20斤；监门校尉履职疏忽，失职犯罪，判处死刑。
　　唐太宗竟同意了这种裁决，将案子发付大理寺审核结案。
　　戴胄挺身而出，大声说“不”。他上奏太宗说：“按照法律规定：供奉皇帝的汤药、饮食、舟船，一旦发生任何差错，都要判处死罪。长孙无忌带刀入宫，监门校尉没有发觉，这对双方来说同属犯罪，现在一个仅仅判处罚铜20斤，一个则判处死罪，同罪不同罚，显然有失公允。如果陛下因长孙无忌有功而从宽处理，这不是司法机关可以议定的；如果要依法处理，那么这样判决就亵渎了法律的公平。”唐太宗听了戴胄的奏议顿改初衷，说道：“法为天下公，朕安得阿亲戚？”于是，降诏重新审议。
　　宰相封德彝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唐太宗默然良久，想顺水推舟。
　　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点，戴胄甚为窝火，又上奏太宗辩驳说：“不然。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法当轻；若皆误，不得独死。”
　　唐太宗深为戴胄的刚正不阿和执法持平的态度所感动，遂赦免了校尉的死罪。
　　立信天下，向皇帝说“不”
　　唐太宗励精图治，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知人善任，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将大批德劭才高之辈遴选到显耀岗位。有些人为搭上顺风船，登上进身阶梯，竟伪造身份资历，篡改谱牒。针对这种情况，唐太宗特地下诏，请作伪者主动自首，凡作伪又不自首者，一经查出，以死罪论处。
　　不久，有一位官员被查出伪造资历。戴胄受命审理此案，依法判处此人流放。
　　唐太宗闻之勃然大怒，当面斥责戴胄说：“我早有诏令明示天下，作伪不自首者处死，你偏偏跟我作对，当判死刑判流放，这不明明是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毫不示弱：“陛下如果直接下诏将此人处死，臣自然管不了。陛下既然将他交付法司，臣敢违背法律吗？”
　　唐太宗更加火冒三丈：“你只顾自己遵守什么法律，却让我失信于天下，这合适吗？”戴胄见太宗动怒，放缓了语气说：“法律是国家为布信天下而制定的行为规范，言语是由一时喜怒而信口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忿怒而杀人，其实心里也清楚这样做非常不妥，故而交给臣下依法论处，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屈从个人一时喜怒，亵渎法律的尊严，失信于天下，臣为陛下感到惋惜。”
　　一番肺腑之言使唐太宗幡然醒悟，于是欣然采纳戴胄的意见，微笑着对戴胄说：“我在法律上每有失误，你都能及时予以纠正，我也就没什么忧虑了。”
　　戴胄屡屡廷争面折，“参处法意，至析秋毫，随类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迁尚书左丞。矜其贫，特诏赐钱十万。”
　　贞观四年（630年），戴胄升任宰相，进爵武昌郡公。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颁旨重修洛阳宫殿。戴胄进谏道：“现在关中、河西都在扩充军队，前不久刚刚启动了修复九成宫工程，丁壮被役使殆尽。如今战乱平息不久，民间人口遽减，一人为役丁，全家农事荒废，老幼尽力劳作，也难以维持生计。况且，自七月以来，淫雨不止，江河泛滥成灾，今年年景如何，尚未可知，此时再大兴土木，我担心会引起百姓的怨恨。今宫殿足以庇风雨，也足以住得下卫队仪仗，过几年再重修洛阳宫殿，尚为时未晚，何必一定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扰民添乱呢？”
　　唐太宗闻奏，大为赞许，遂罢重修洛阳宫殿之议。“太宗甚嘉之，因谓侍臣曰：‘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以闻。所进官爵，以酬厥诚耳。’”
　　贞观七年（633年），戴胄病逝。唐太宗罢朝三日，追赠戴胄为尚书右仆射、道国公，赐谥号为忠，命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唐太宗见戴胄身后家无余财，宅第简陋狭小，以致祭享无所，诏令有关部门为之建庙祭祀。
　　读《新唐书·戴胄列传》，恍觉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从字里行间昂然奋起：面对手握屠刀的太尉王世充，他大声说“不”；面对阿谀权贵徇情枉法的宰相封德彝，他大声说“不”；面对当朝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他依旧大声说“不”。持身中正，不惧生死，该说不时则说“不”，是戴胄一生宦海沉浮为官理政的鲜明特色。没有信守正义、嫉恶如仇的价值追求，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情怀，没有“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坚守与自信，没有即使被杀头也毫不含糊的决绝与执著，这个“不”字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