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与医典之形成
——以《汉书.艺文志》和《黄帝内经》为核心
刘永明
刘永明，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汉志》所载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实可归为医家、神仙家两家，在横向内容上相互交叉，在纵向上有共同的黄老学、方仙道、方士医学等思想文化背景和学术渊源; 在黄老之学中，属于有为的黄学。《汉志》将医与神仙共为一家，实属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基础上的准确定位。而历史上的“医道同源”、“医道通仙道”之说，既合乎历史文化的发展实际，也具有思想文化到学术流变中的合理性。
我国传统医学在汉代以前已经成熟，医学典籍在《汉书.艺文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其中所记载的医著绝大部分佚失与历史的风浪当中，但硕果仅存的《黄帝内经》竟然成为后世医学的核心经典。由此足以窥见中医学在西汉以前已经达到的高度。在时隔两千年之久的今天，尤其是经历近百年来东西文化文徽、交融冲突巨变之后的现代人，要深刻理解中医学的形成，中医学的本质特征，乃至全面理解医学典籍内容的同时，有必要回归经典形成时代的历史文化。
班固《汉书.艺文志》系根据汉代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刘向的《七略》改编而成。分六艺、谐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6略，共收书38种，596 家，13269 卷。其中不但记述了一代典籍之宏富，可以作为目录检索之用，尤其具有辨章学术、考据源流的意义，全面反映了汉代的学术风貌和各家学术源流。《汉书.艺文志》作为目录学之典范，开正史“艺文志”之范例。然而，《汉书艺文志》的学术价值依然为后世艺文目录著作所不能及，章学诚在《校雠通义自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闸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这种评价，和他主张的“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即类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完全一致。清代史家王鸣盛亦引乾降时状元金榜语:
“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
本文即以《汉书.艺文志》和《黄帝内经》为核心，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医学经典形成的文化背景、学术渊源及与神仙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医家书与各类之相互关系及学术文化背景
在《汉书.艺文志》(下文或简称《汉志》)六略中，医学归于“方技略”，“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前两类属于医学。具体而言，“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具体包括:
《黄帝内经》18卷，《外经》37卷;《扁鹊内经》9卷，《外经》12卷;《白氏内经》38卷，《外经》36卷;《旁篇》25卷。计7家216卷。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具体包括:
《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30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40卷。《五藏六府疸十二病方》40卷。《风寒热十六病方》26卷。《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31卷。《客疾五藏狂癫病方》17卷。《金疮疯瘛方》30卷。《妇人婴儿方》19卷。《汤液经法》32卷。《神农黄帝食禁》7卷。计11家274卷。
两相比较，医经主要从人的生理学角度出发，论治疾病，注重医学方面探讨医学理论: 经方主要从本草药物性能的角度组成方剂，论治疾病，注重药物药方的运用。
这里把医家分为两类，说明医学发展分为两大流派。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将两类医家与房中、神仙共为一大类，同属方技类，对于时隔两千多年的现代人来说，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其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性呢?
《汉书.艺文志》言房中日:“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包括:
《容成阴道》26卷，《务成子阴道》36卷，《尧舜阴道》23卷，《汤盘庚阴道》20卷，《天老杂子阴道》25卷，《天一阴道》24卷，《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三家内房有子方》17卷。计8家186卷。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迁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包括:
《宓戲杂子道》20篇，《上圣杂子道》26卷，《道要杂子》18卷，《黄帝杂子步引》12卷，《黄帝岐伯按摩》10卷，《黄帝杂子芝菌》18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21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22卷，《神农杂子技道》23卷，《泰壹杂子黄冶》31卷。计10家205卷。
神仙家“保性命之真”“同死生之域”，毫无疑问是道教的上源; 而房中术既“情性之极，至道之际”，与人生命能否“和平寿考”密切相关，故而受到重视，蔚然而成学术类别。按其间关系流别，蒙文通曾考证认为:“古之仙道，大别为三，行气、药饵、宝精，三派而已。”可见，房中宝精之术在渊源上原本为先秦神仙家所重，为神仙家探究的方术，故而关系至为密切。李零又曾言，此这四类中，“房中的地位，前后变化较大: 西汉时期，和医术的关系大，东汉时期，和神仙关系大; 魏晋以来，融入神仙道教，和服食、行气、导引，同为神仙家的炼养功夫。”从房中术主要出自神仙家的宗旨来看，其重在养生长寿以求长生，于是便与疗疾养生的医学具有了必然的联系，故可以作为医学养生之术，为汉代医学所重，见于《黄帝内经.素问》中。从此后发展来看，医学越来越向医学理论和药物针灸治疗的专门化方向发展，以养生为特征的房中术自然不会是医学的主要内容，所以客观上显得日益淡化。而道教以养生修炼、追求长生成仙为特征，所以，原本属于早期仙道系统的房中术自然会更多地为道教所继承，并且继续作为求仙的重要手段存在。汉代以降五斗米道重房中之术，行黄赤之道: 东晋葛洪的神仙道教以行气、房中、服仙药为长生三要。认为“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精补脑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传，本不书也，虽服名药，而复不知此要，亦不得长生也。
人复不可都绝阴阳，明阳不交，则坐破雍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宜之和，可以不损。”可见，房中与神仙家密不可分，房中与神仙家一并当属于早期道教修炼术的上源。《汉志》将房中、神仙分列为二，正如将医家分列为医经、医方一样，系对同一家内容的细化归类。
至于医学与神仙家之间的关系，从医学发展的角度而言，其产生发展到经典的形成，经历了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作为核心医典的《黄帝内经》并非形成与一人一时，一般认为形成与战国的西汉时期（今本中还有更晚的内容)。从其形成的渊源看，有一个更早的巫医不分的时代和战国泰汉以降的方十医学阶段。正如盖建民考察认为:“伴随方仙道而产生的方十区学，它的出现是秦汉时期医学发展的个特点。”。方仙道的方士们以黄老为旗帜，尤其以黄帝为榜样，从事于追求长生不死的种种活动，是道教形成的重要源头。由于我们现在更多地着眼于其日标和行为的荒诞性，尤其是他们迎合帝干所好，推波助澜，使一些帝工热衷于狂热而愚蠢的求仙行为，从而导致政治上的腐朽等，因此对方仙道的行为持以否定的态度。
但实际上,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方仙道以长生成仙为宗旨的行为，是以养生长寿为基础的，其行为功效的可验证性使之不可能全然荒谬。再者，方士其实是一个成分复杂、而没有组织的群体。自先秦以来，他们为了趋吉避凶、疗疾健身、延长寿命乃至长生成仙，从事名方面的实践和探索，诸如占卜、祭祀、导引、吐纳、房中、医药、炼丹等等。可以说，凡是人们所需求的、渴望的，只要能想到的，都是他们]探究的范围: 他们是凭着自己的想象，不畏艰险、不惧死亡，从事于无条件、无边界的自由探索和试验。他们的活动但求有效，有了经验马上总结，失败了从头开始: 探索中即便是命丧黄泉也往往无人知晓、也无需追究。就这样，他们在一代一代的探索实践中，逐渐积累了多方面的文化遗产。这其中既有积极有益成分，又有消极有害成分，同时这两方面的内容又往往相互杂糅，难以区分。同时，方士中也不乏一些理性思考者，于是才能结合黄老道家思想和阴阳五行思想，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指导，对自己的收获进行整理和辨析，从而将积极有益的文化积累系统化，淤泥生莲花，直至最终凝练出有价值的文化成就。朱越利亦曾指出:“一些神仙方士炫耀荒诞不经的方术，玩弄骗人的把戏。但如果对神仙方术一概而论，就大错特错了。古代许多方士怀着真诚的愿望，百折不挠地进行方术实验，往往无意中在科学技术领域里获得重大的发现和成功。”应该说，中国古代的很多科学技术成就，就是这样步一步在艰难的探索中发展起来的，比如医药学、养生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矿物学等等。
例如，先秦名医扁鹊便具有方士特征，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 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村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
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臧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这里所说，长桑君秘授扁鹊治病的“禁方”时，予饮可以隔垣见人的上池之水，而后忽然不见，显然是方士风范。西汉名医仓公师从公乘阳庆受其“禁方”，包括: 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在医学书之外还有《接阴阳禁书》，当为房中术。汉武帝时，方仙道感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溢抗向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可见，方士的活动是融求仙、房中、医药于一体的。《素问.五脏别论》也明确引及方士的医学认识:“黄帝问曰: 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
由此可见《汉书.艺文志》将医家与房中、神仙并列，实属于其内在的关联性使然。
还有值得关注的是，医典《黄帝内经》所依托的“黄帝”并非仅此一家，而是广泛地见于方技略四类著作中，这其中也反映了文化上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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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经中占2家: 《黄帝内经》《黄帝外经》；
经方中占2家: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神农黄帝食禁》7卷;
房中中占1家: 《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
神仙中占4家: 《黄帝杂子步引》12卷；《黄帝岐伯按摩》10卷、《黄帝杂子芝菌》18卷; 《黄帝杂了十九家方》21卷。
其中冠黄帝名者多排在前列或首列。尤其是“神仙”类共10家205卷，冠黄帝名者占4家61卷。这种冠名不能简单地视为仅仅是借助了黄帝这一最具影响力的名目而已，实际上反映了文化学术之间的相互关系。黄帝名目见于方技略之每-类，反映了以黄帝为旗帜的学术文化与方技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在医经和神仙两类中所占地位更加重要，也反映了以黄帝为旗帜的学术文化与这两类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更显明者如，在经方中有《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讲黄帝与扁鹊并列，这可以从侧面说明“医经”中《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之间也有定的关系。而这一点又可以和现存的《难经》或传为扁鹊之作，或托名黄帝的情况相印证，也可以从《难经》与《黄帝内经》的内容对比中印证其异同关系。再如神仙类中有《黄帝岐伯按摩》10 卷，将黄帝与岐伯同列，这又和《黄帝内经》之黄帝与岐伯论医一致，前者讲按摩，后者讲医理: 而在实际临床实践中，按摩也属于中医治疗保健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这就进步揭示了医家与神仙家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汉书。艺文志》将医家两类与房中、神仙归为一家，构成先秦至汉代学术总格局之六大学术文化类别中的一支，正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结果。在《汉志》的总括语“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背后，有着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深刻的学术源流关系。
二、从马王堆医书与《黄帝内经》之比较看医典之形成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慕中出土了大量帛书和简书，其中包括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医书.该墓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可见医书形成的时间甚早。通过整理，医书归为15种，并有研究者将这些医书以《双书.艺文志) 的归类方法进行归类，属于医经者有: 《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阴阳脉死候》、《脉法》; 属于医方者有: 《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入房中)、《杂疗方》(入房中)、《杂禁方》(入房中): 属于房中者有:《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属于神仙者有:《却谷食气》、《十问》中的食气之说、《导引图》。
从这一一内容分类可见，这批医书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完全对应，各小类内容俱全，以实际情况印证了《汉志》分类的合理性。又，其中《养生方》《杂疗方》《杂禁方》既有经方内容，又有《十问》既有房中内容，又有神仙家内容。可见这四类内容之间也是具有密切关系的。
关于马王堆医书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就《十问》内容展开研究，认为《汉志》所见房中8家，其中至少有5种(《容成阴道》《务成了阴道》《尧舜阴道) 《汤盘庚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天老杂子阴道》) 可以在《十问》中找到影子。
我们还可以从《素问》中的“七损八益”说看出，《黄帝内经》中的内容和养生思想实际上与房中术有密切的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岐伯日: 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萎，气不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故曰: 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而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
但其中对七损八益并未作详细解释，后世医家以曾作过多方面的注解，而马王堆医书《天下至道谈》则有明确的“七损八益”之说，所谓:
气有八益，有(又)七孙(损)。不能用八益、去七孙(损)，则行年册而阴气自半也。五十而起居衰，六十而耳日不葱(聪)明，七十下枯上脱，阴气不用，灌泣流出。令之复壮有道，去七损以振其病，用入益以貳共气，是放老者复壮，壮者不衰。君子居处安乐，饮食恣欲，皮腠受密，气血充赢，身体轻利。疾使内，不能道，生病出汗喘息，中烦气乱; 弗能治，生内热: 饮药灼灸以致其气，服饵以辅其外，强用之，不能道，生座肿睾；气血充源，九窍不道，上下不用。生座疽，故善用八益、去七损，五病者不作。”所谓八益:“一日治气，二日致沫，三日智时，四日蓄气，五日和沐，六日窃(积)气，七日寺(持) 贏，八日定倾。”所谓七损:“一日闭，二日泄，三日竭，四日勿、五日烦，六日绝，七日费。
两相比较，内容颇能对应。有学者已指出其正为《素问》中的“七损八益”之说(如周一谋)。这里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分析，以便加深认识，校《系问，上古天真论》主要讲述的是养生学，从揭示“今时之人”亦即普通人年至半百而身体衰弱的原因开始，着重指出了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安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即主要是因为房中不慎，导致生命早衰。这与《天下至道谈》之说可以对应，亦与《汉志》所指出的“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相对应。由此再反观岐伯所说的“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安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其中将“上古之人”与“今时之人”作对比，一正一反，则所谓“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等语，正应包括或者着重于房室健康与长寿之间的关系。又《汉志》称“房中”为“至道”;而《天下至道谈》讲的正是以“至道”指房中术;
《抱朴子.对俗》引《仙经》亦日:“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这里被称为“至道”的“还精”即房中术。可见称房中为至道为当时通例。据此看《上古天真论》“其知道者”一语，与具体内容相结合，则可知此所谓“道”应该指的正是房中“至道”，这样与“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安作劳，故能形与神俱”相一致，指的是掌握房中至道可以达致长寿。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中正好引用了这段黄帝岐伯问对，陶弘景在“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后专门下一小注云:“房中交接之法”。大致陶弘景见于原文隐而晦恐后人难明，故特意注出。事实的确如此，后世随着典籍的佚失和文化观念的变迁，人们果然已经难以准确把握其具体内涵，如王冰为“修养之道”，马莳注为“修养之法则”张志聪注为“调养精气神之法”，“张景岳注为“修身养性之法”，均属于笼统猜测; 而陶弘景毕竞去古未远，又深知医理与及医学文化源流，所注自属确当。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确定“阴阳应象大论”中的七损八益之说，指的正是房中术; 由此亦可知，《素问》十分重视房中养生与身体健康长寿之间的关系; 而作为医经类的《黄帝内经》与房中类著作在内容上也是自然交叉的。
再比如《十问》开篇也是托名黄帝与天师的问答，与“上占天真论”中黄帝与天师岐伯的问答方式相同。又有黄帝与容成的问对，如黄帝问容成民之生死寿天，容成答日: “君若欲寿，则顺察天地之道。天气月尽月盈，故能长生。地气岁有寒暑，险易相取，故地久而不腐。君必察天地之请(情)，而行之以身。有征可智(知》，问虽圣人，非其所能，唯道者智(知)之。天地之至精，生于无征，长于无刑(形)，成于无(体)，得者寿长，失者天死。”其中关于“必察天地之情，而行之于身与《黄帝内经》所强调的顺应天地四时规律养生的思想完全一致”又“唯道者知之”的说法，也和《素问.气交变大论》引《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完全一致，也与“上古天真论”中的“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相通。
从以上内容可见，《黄帝内经》与马王堆医书在内容上关系密切。当然，《黄帝内经》的理论深度与医学理论的完善性远在马王堆医书之上，学界一般认为，马王堆医书早于《黄帝内经》，两者之间具有渊源关系。另外，关于马王堆医书的医学归属，盖建民认为:“据笔者考察，除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与秦汉方士医学的关系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外，其余的十种帛简医书可以肯定都与方士医学有较大关系，其中很多內容印属于方土医学范助。”又云“房中术与医学养生关系极为密切，它是秦汉方士医学的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通过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考察，可以看出《黄帝内经》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与方士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更加证明了《黄帝内经》注重养生，并将房中术作为业爱的养生力法制待。从而也进一步证明了《汉去分类的合理性，原本医学与房中、神仙之间的关系，不仅在内容上相交叉，而且在渊源上密切相关。
三、黄老之学的特征与医典的形成
先秦时期是我国文化的轴心时期，百家争鸣，文化繁荣，至战国以后，学术文化渐趋交融，学界般认为，早期道家思想发展到战国中期，崇尚黄帝的思想同信奉老子的思想逐渐合流，形成了道家学说的新流派黄老之学。陈鼓应说:“道的向社会性倾斜，是黄老学派对老子思想的一种发展，也是黄老道家的大特点”;“黄老是黄帝、老子的合称，它以老子哲学为基础，而寓托丁黄帝以进行显示政治的改革”:“战国中期的道家已将黄、老混同起来”。卿希泰从考察道教渊源的角度指出，从战国到秦汉，在学术思想领域，战国到汉代，黄老学逐渐分成几个流派。是黄老与刑名法术结合的道德法术家，二是黄老与阴阳五行结合的阴阳数术家，三是黄老与养生之术结合的神仙方技家。尚黄老与说神仙的两股思潮，差不多同时兴起于齐楚，而神仙方士与黄老术士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合流“。诸家学者主要是从道家思想的发展或道教的溯源角度进行的研究，这里我们从中因传统医学经典形成的角度再作观察。
如前所云，黄老道家在战国时期已然形成，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山为“君人南面之术”收入“诸子略”之道家类。其中包括题名“黄帝”者四家:《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值得注意的是，与道家的代表老庄相比较，老庄题名只见于道家，而黄帝题名则不仅仅见于此，而是广泛见于其他多类著作。这说明，虽然黄帝、老子融合为黄老之学，但实际上还是有偏于老学和偏于黄学的文化区别。而且黄学的涉及面更广。从《汉书。艺文志》看，除了“诸子略”之“道家”外，在“诸了略”之“阴阳家”、“杂家”、“小说家”中，兵家略之“阴阳”中均有题名黄帝或黄帝臣子的著作，或相关内容的著作; 尤其以数术略和方技略中相关题名著作为多，而方技略中更多。方技略中的状况己如前述。数术略中的情况大致如下:
“数术略”计有六类(190家2528卷)，而黄帝之书入其四。“天文”类有《黄帝杂子气》33篇。而所谓“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事变’。”“历谱”中有《黄帝五家历》33 卷，而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异杀生之实。-以探知五星口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
圣人知命之术也。..道之乱也，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不破碎而难知也。”“五行”中有《黄帝阴阳》25卷、《货帝诸了论明用25 卷: 所谓“五行者，五常之形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
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渐) 以相乱。”“杂占”中有《黄帝长柳占梦》11卷,所谓“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感者不稽诸躬，而忌妖之见...舍而忧末。”可见，这几类主要是探察、考究、预测自然界的变化及其与人生、社会白事之间的关系，偏于技术与方法，偏于应用性。这一点和方技略的特征相一致。由此我们可以进步揭示出黄老之学之老学与黄学两者之间区别与联系。老子的思想除了在道论析学力面的崇高建树外，在治国养生方面主张清静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顺应自然而不执着于具体方法。这一点在西汉吸收众家之长的黄老道家的思想中依然有明确体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措名法之要，与时迁从，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 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述道家养牛理论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用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日:‘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其中评价阴阳家日:“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对比班固的评价“阴阳家者流，...敬顺是天，历象1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均肯定了阴阳家顺应自然法则的长处，批评了阴阳家拘泥多畏与小数禁忌的短处，两者如出一辙。这样的道家偏于老子的思想，也正是《汉书.艺文志》中“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君人南面之术”。所以这样的黄老之学应该属于老学，与此相比较，题名黄帝的著作中，不仅有合乎这一思想宗旨的和文化特征的著作，还有更多不符合乃至为这一层面的道家思想所反对和排斥的著作;既有尊崇老了思想的著作又有更多探索技术方法的著作。但这些著作俨然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以黄帝为标帜的黄学、黄帝之学。
据其特点也可以说，在《汉书艺文志》中，著作题名黄帝和老子的不同，正说明了黄老道家学派中无为的老学和有为的黄学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老学主要讲道家思想，偏重于提供形而上学的哲学根据、自然无为的思想指导和清静养生的基本原则，并不注重和执着于复杂的其体技术操作内容。黄学不但讲理论，而且还着重于各种具体应用层面，不但探讨学理，而月落实到技术方法层面;不但为学，而且为术。也就是说，老子之学是无为之学，黄帝之学是有为之学。如果再关注黄帝之学的渊源的话，可知，这种有为之学早已标帜于黄帝。如使记。五帝本纪》我:“轩辕氏乃修德振兵，治五气”，史记索隐》注日:“谓春甲乙气，夏两丁火气之属，是五气也。五帝本纪又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又《史记.历书第四》曰:“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余闺”等。“虽然司马迁明确记载过邹衍“邹衔以阴阳主运显于诸候”“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并指出其与方仙道有密切关系，但在“百家言黄帝”的文化背景下，司马迁依然将阴阳五行以及历法之学的发明权归于黄帝名下。
在现在看来，术数、方技两略，均为有为的、应用性的技术与方法内容，既是科学技术含量最多的领域，也是宗教意蕴、迷信色彩最浓厚的领域，而黄帝题名最多见于这两略，说明黄帝之学以此为特征，并与同类著作相通相关，乃至可以整合整个数术、方技文化而为旗帜。从后世学术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正是在这一文化基础上,一方面发展出来以黄老为旗帜的黄老道，直至道教的发展壮大; 一方面发展出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历经两千多年的实践，在现今科学技术长足发展的时代里，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由此可知，《黄帝内经》之系名“黄帝”，并非简单的挂名而已，而是有其深层次的文化根源的。说明医学在大的文化格局中原本属于黄老之学的一部分，其扎根于黄老之学的深层次文化土壤，而又属于黄老之学中的黄学范畴。观《黄帝内经》的内容，既尊崇和推重道家思想，同时更加注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与医疗方法的探讨，表现为黄帝之学的特征。也正是因此，医学与同属于黄学之其他各类著作在文化上密切关系，如“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各家著作虽然在内容上各有偏重，乃至宗旨各异，但同时又互相关联，
有些内容详于此而路于做。略于此而详于说从而形成全方位、深层次的相互关联和相支撑的文化格局。于是医典中即便有些内容点到为止，但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的学人自然易于理解，但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迁，随着相关典籍的佚失，人们便会愈来愈难以准确把握。比如前举陶弘景与后世医家的对比便是显例。所以，我们作为历经两千多年之久的后辈们，更加需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回归中，认识传统医学形成的文化背景，认识传统医学的医学文化家园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文化典新。在严格意义上只有在结合这文化背景，在密切相关著作的相互对读、相互关联中才能核近于对某部医典之比较难确、全面、深刻的理解。比如涉及到《黄市内经》中所尊崇的大道、至道等内容，就应该研读老子庄子等道家著作; 涉及到阴阳五行，还需要研读《周易》及相关著作: 涉及到方药治病，则需要研读《汉志》“经方”类著作: 涉及到养生，则需要研读《汉志》之“房中”“神仙”家著作，等等。当然后世与这一文化一脉相承的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阐发和印证着更加古老的典籍，需要广泛研读，正如孙思邈《千金方。大医习业》所指出的那样: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 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 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频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小结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对《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从横向的相互关系，到纵向的学术流变作了一番简略的考察，由此得出，四类著作在横向内容上相互交叉，关系密切，且在大的类别上，实可归为医家(包括医经、经方)、神仙家(包括房中、神仙) 两家; 在纵向上，不但内容交义，而且有共同的黄老学、方仙道、力士医学等方面的思想背景和学术渊源。这两家四类著作同属先秦以降黄老道家的作品，在黄老之学中，相对于无为的老学，而属于有为的黄学。其以黄帝为旗帜，既崇尚道家以道为核心的理论思想，又注重多种方术，即“生生之具”、各种技术层面的探索。显然，由医经和经方构成的医家在医学方向上，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医疗实践层面均有深入的探索，成就卓著，在当时已经形成了足以指导长期医学发展的医学经典如《黄帝内经》等; 而由房中与神仙构成的神仙家则为道教的渊源所在。由此可见，《汉书.艺文志》中医与神仙共为一家，同归“方技略”而为先秦至汉代学术文化之一大端，实属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基础上的准确定位。由此亦可见，历史上的“医道同源”、医道通仙道“之说，既合乎历史文化的发展实际也具有意想文化到学术波变中的合理性。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奉献全人类的杰出文化成就，中医学以其医疗实践中的独特校验证明着自身的价值和合理性，然而同时中医学在现实中依然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所以，中医学的价值与合理性不但需要实践的证明，还需要文化和理论上的说明和阐释。通过追根溯源和文化学术上的考察，可以让我们约略窥察到，在医学经典形成时期，黄老道家重生思想对社会和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医学经典所依托的文化根基之深厚和医学资源之丰富，从而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经典中的内容，理解经典中的奥义，解医学经典所达到的高度及其所具有的价值，从而增强对中医学的自信，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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