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一派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到明末张显庸、张应京，历代正一天师皆袭封大真人，掌管天下道士。而道教首领世袭化和道教组织机构官僚化的结果，必然是在道教与明代统治集团之间结成了互相利用的稳固关系。
道教与明代统治集团之间结成了互相利用的稳固关系（资料图）
这种非常功利的、世俗的联盟虽然给双方都带来一定的利益，但却使道教自身发生蜕变和腐化。除了“天师”之外，明代正一派里的其他显赫人物要数邵元节、陶仲文，其受宠和贵盛远远超过各位天师以及一般大臣。
正一派除了龙虎宗这一主干之外，还有上清、灵宝等其他旁系。上清派始创于东晋，著名道士有陶弘景，以茅山为中心，该派以存神服气为主要修行方法，辅以诵经、修功德；不重符箓、斋醮和炼丹，并贬斥房中术。
灵宝派亦产生于东晋，著名道士有陆修静，以阁皂山为中心，在存神、诵经、修功德以及轻丹鼎、贬房中等方面与上清派相似，而在重符箓科仪等方面则近于正一派。
上清派以茅山为中心（资料图）
这二派在元代已归入正一派，但在传承上，有时还坚持自己的系统。但实际上，无论灵宝派还是上清派，在与正一派合流之后，既没有大德高道出现，教义上也没有什么新发展。
全真派在明代的发展受到统治者的限制。道教全真派由王重阳于金朝初年在山东创立，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孝经》为主要经典。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之术。
全真派主张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返朴存真，才能识心见性。王重阳死后，弟子马珏、丘处机等分别在华北各地传教，创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脉，号称“北七真”。
北七真（资料图）
元初，丘处机受到元太祖礼遇，在各地大建宫观，全真派进入全盛时期。丘处机死后，在“老子化胡”之争中全真派失利。
明王朝从朱元璋起，出于对全真派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的看法和对全真派曾与元王室关系密切的警觉，对其采取不扶持不重用的政策，使之一直处于在野的地位，因而发展受到压制。
传统全真派多少保持了道教清静无为、隐沦遁世的本来面目，且在传教弘宗方面做出贡献。
元末明初的何道全（1319—1399）多年隐栖终南山，着有《随机应化录》2卷，多言心性，兼涉内丹命术。混然子王道渊则撰有《道玄篇》、《还真集》、《升玄护命经注》、《青天歌注》等阐发内丹。
北京白云观戒坛，王常月祖师曾在此说戒（资料图）
在全真派的北七真中，丘处机的“龙门宗”在元代先盛后衰，延至明代，第五代律师周玄朴后分为张静定、沈静园二支，活动的区域也逐渐向东南转移。
张静定传戒法于王常月（1522—1680），是为龙门第七代律师，被后人视为中兴龙门的主将。他在北京白云观六次开坛说戒，将全真派由重丹法清修转向以严持戒律为主。
崂山道教应运而生（资料图）
陆西星著有《方壶外史》，汇集所撰修炼著作及道经注释等15种，主张男女双修方可成丹，被后世道士尊为“东派”之祖。
在明代全真派中，形成了所谓武当道。朱棣重视武当山原因有三，一是传说武当山出现祥瑞彩云，二是著名道士张三丰就隐居在武当山中，为取悦之而建宫观，三是有人传说被推翻的建文帝就隐居在武当山中。
朱棣修复武当山的工程历时7年，役民工30余万人，建成八宫二观及金殿、紫禁城等，非常壮观。武当派的特点是崇祀“真武大帝”，即玄武（北方七星）。武当派以“真武大帝”为祖师，并将其列为雷部至尊天神。
武当派的特点是崇祀“真武大帝”（资料图）
元末起义军最初多借助于宗教组织的形式，朱元璋深谙此道，也深患此道。朱元璋明白，老百姓的宗教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不让他们信奉这种宗教，他们就会信奉另一种宗教。
最好是既要满足平民百姓的宗教需要，又能避免宗教组织的潜藏隐患，而深知民间信仰根底的朱元璋自然会想到充分利用民间宗教缺乏组织性的特点。
民间信仰的崛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统道教的力量（资料图）
事实也证明，民间信仰的崛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统道教的力量。明清之际道教衰微，与广大民众通过其他渠道满足了宗教需要不无关系。
道教来自民间，在使原有的神灵体系化和精致化而向上发展时，也不断的将某些民间神祇纳入自己的神系之中而向民间深入发展。在明代，随着中小城镇的兴起，道教又与市民文化交融在一起。
那些祀奉民间俗神的道教庙宇虽然不如祀奉道教尊神的庙宇规模巨大，但它们分布极广且为数众多，他们祀奉山神、雷神、河神、海神、土地、城隍、妈祖、黄大仙，以及关帝、文昌、二郎神、龙王、药王、蚕神、紫姑、瘟神、财神。
无论大小，它们定期或不定期的群众性宗教崇拜活动，既对正统道教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但也未尝不是道教的一种新的嬗变。
未完待续······
（编辑：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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