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定都关中，居中以制四方
刘邦击败项羽后，新朝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都城定在哪里，刘邦最开始倾向于洛阳！因为他想比肩周王室，所以选择了东周的首都洛阳，而洛阳作为一个大城也确实有帝都气象，位置也居于华夏中心。但是娄敬率先站出来反对。
娄敬先分析汉周的区别：周朝灭商前已经积累德善十几代，取代商朝后，很快就取得了诸侯国的认可，定都镐京。另一方面同时建成周洛阳，为天下之中，压制商人的叛乱，对其他诸侯，则以德致人，洛阳并没有地理屏障，它与镐京相互照应。周衰之后，东周定都洛阳，已经无力压制各诸侯，导致春秋战国乱局。而汉朝的建立是在争霸战争基础上的，百姓流离失所，远达不到周初那种兴盛。而且汉初还面临诸多军事威胁，一个四战之地的洛阳并不适合做首都。
娄敬又分析关中的好处：关中，秦地核心区域，秦国起家之地，土地肥沃，天府之国，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还用了形象的比喻，打架的时候要掐着喉咙，捺住脊背才是抓住要害，而关中之地就是天下之要害。
娄敬的分析非常合理，当时的情况下长安（咸阳）是远胜于洛阳的都城所在地。不过刘邦还在犹豫，他询问其他大臣，却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
他的大部分臣属都是山东人（此山东非今山东，为崤山以东），他们当然愿意首都离家近一些，所以支持洛阳。他们的理由是，周（东周）定都洛阳有数百年，而秦朝帝都咸阳仅仅二代而亡，这说明关中不适合做帝都。
这话现在看起来逻辑上说不通，但是对于刘邦来说却非常有分量，一方面大部分大臣都是这想法，他不得不考虑，另一方面刘邦当然希望自己的王朝持久存在，最好永远流传，所以当然不愿意在一个短命之地建都。所以刘邦犹豫不决，不能确定。
其实在此之前，建议把关中定位帝都的人就已存在，不过对象是项羽。当年项羽进入咸阳，屠咸阳，杀子婴，烧阿房宫，带着珍宝妇女东归。有人就劝项羽“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而项羽看到咸阳残破不堪（就是项羽破坏的），又思念家乡，所以坚持回去，“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叹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怒，烹杀之。
刘邦现在面临当初与项羽一样的心思，不过刘邦不是项羽，他愿意采纳有用的建议，不过娄敬的话分量不足，这就需要另一个关键人物站出来，此人就是留侯张良。
张良在刘邦崛起时的功劳自然不必多说，此时见刘邦为都城的事情犹豫不决，于是站出来支持娄敬，劝说刘邦定都关中。他告诉刘邦：洛阳毕竟城小，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槽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张良和娄敬一样，从两点分析了关中的优势，一是地理优势，三面环山，一面据敌，当初诸侯合纵伐秦，最后也只能铩羽而归。关中之地，退足以防守，进足以平定叛乱，为天下咽喉所在。二是经过秦国几百年的发展，关中和蜀地已经成为富庶之地，可以供给京师，更增加了其重要性。
刘邦于是西都关中，定都长安。
小龙谈史：首都所在地势王朝的头等大事，除了地理因素外，都城的选定还要考虑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因素。汉初时关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政治上：战乱结束后，人心思定，汉初战争创伤严重，如果重建首都，必定耗费更多资源，对于新生王朝和民力来说是巨大的压力，利用已有的首都则会降低成本。而刘邦为汉中王，加上与项羽的残暴做比较之后，在关中的认可度非常高，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楚汉争霸过程中，关中也称为刘邦的粮仓和兵员库。加上秦统一六国后，车同轨，建立了许多从关中发起的驿道，定都关中能够很快恢复这些道路，比起定都其他地区能减少很多投入，也能更快的完成对各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控制。
军事上，关中四塞之固，虽然是盆地，但是整体属于第二阶梯，对广大的东方地区有高屋建瓴的优势，进可攻，退可守，增强了王朝的稳定性，特别是汉初异姓王主要在东面，军事考虑不得不放在首位。汉景帝时期，发生了七王之乱，战场主要在洛阳东面，如果汉初定都洛阳，则会严重威胁首都安全。
经济上：由于首都必然是政治中心、交通中心，大概率还是经济中心、商业中心，所以首都周围地区的经济能力和承载力就变得很重要了。政府机关是脱离生产的，商人也不直接生产，大量京师部队也消耗大量的粮食，所以首都周边必须能供应这么多人员正常生活。而关中本身就很肥沃，还连接着漕运，完全具备这一条件。
此外，定都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应对边疆威胁。汉初，匈奴的威胁日益严重，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长安是最佳的首都所在地，因为长安最直接面临匈奴人的威胁。很多人觉得这话有问题，为何被直面威胁的城市反而适合做首都呢？
史念海曾在《娄敬和汉朝的建都》中谈到：“一国首都的选择，是应接近于当时最大的敌人的，而不应迁就于当时的经济中心。首都接近于最大的敌人，则一切的政策和设施都是积极的、进取的；若迁就于经济的中心，则一切的政策和设施就自然趋向于消极的、退缩的。国运的盛衰和国都的选择是不可分离的关系。”如果首都没有迫在眉睫威胁，那么边疆之患很容易被忽视，如果这种威胁时刻紧逼，那么王朝必定会全力以赴的应对，这在后世也多次出现，比如唐朝应对突厥，明朝应对北元，都是“天子自守边”的举措。
除此之外如果首都距离边疆太远，就会引发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首都必定要维持庞大军队以震慑地方，边疆为了防御外敌也存在有大量军队的话，就会造成一方面对于赋税、徭役的巨大消耗，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震慑。如果边疆不放太多军队，那么边疆就很虚弱，外敌时常入侵，就会如北宋一般处处挨打。
第二，边疆不同内陆，为了时刻应对边患，就不得不给与地方将领和官员更大的权力，以获取更多资源、兵员和战斗力，比如拜占庭帝国建立军区制，唐中期的募兵制等，最后都造成了地方，特备是边疆的权力膨胀和割据，加强了地方离心力，甚至造成了地方叛乱，（唐朝解决了边疆西部的突厥问题，但是给与边疆东部地方节度使太多权力，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PS：汉初的七王之乱是源于郡国并行制度的实施，而非中央给与边疆地方过多权力造成的，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汉初选择定都关中，是一次正确的选择，他直面匈奴威胁，韬光养晦，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大破匈奴。可以说定都关中，为西汉二百年基业提供了坚实的后方。
小龙谈史：春秋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新朝初立，百废待兴，承秦旧都，以继京师。内有天府之饶，外有建瓴之利、东可扼郡国，北可拒匈奴，强汉之肇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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