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虞之争
小编说：欧阳询和虞世南，唐朝书法史的两位开山人物，初唐书坛双峰并峙的书家，在书法史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们一生的前30多年都生活在江南，江南则自东晋以来一直都崇尚王羲之，欧、虞两人早年都有着学“王书”的经历。但是成年之后的书法取向却大不一样——欧阳询初学王羲之，并无名师指点，有了垫底的工夫之后，渐变其体，摆脱了王羲之，形成了险绝的书法特点。而虞世南师从“善王羲之书”的智永，登堂入室、妙得其体，从此终身厮守于王书，形成了稳健的书法特点。
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将欧阳询与虞世南相对评道：“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显然，他认为虞书含蓄中和，有士君子风度，胜过欧体。但随着宋代尚意书风的出现，欧阳询书法中创新的因子得到重视，地位就逐渐超越了虞世南。我们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变化，对于欧阳询和虞世南的评价会有所不同，但他们所代表的两种艺术风格——险绝和稳健——都构成了中国书法美学观念的一端，造福于后世书家。
▲欧阳询《卜商帖》
欧阳询比虞世南年长一岁，两人都出生在陈朝的官宦家庭。欧阳询是湖南长沙人，十四岁那年，父亲在广州刺史任上谋反被杀，遭遇“家口籍没”的变故，他被父亲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江总收养，“教以书计”。
虞世南是浙江余姚人，“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少年时代投师陈朝著名学者顾野王门下，求学十余年。他读书甚为勤勉，有时到了二十多天顾不上盥洗梳头的地步，所谓“累旬不盥栉”。
比较两人的知识结构，各有所长。欧阳询精于史学，编撰了《艺文类聚》（100卷），这是一种专供帝王备览的类书，相当今天的百科全书。虞世南则长于文辞，也编过一部类书，名为《北堂书钞》（160卷）。
▲欧阳询《化度寺碑》
隋朝灭亡陈朝的公元689年，欧阳询33岁，虞世南32岁，正值盛年。隋朝统一全国，江南丧失了文化中心的地位，欧、虞先后“北漂”京城长安，揣着满腹才华，凭着受业名师的学历，如愿“货与帝王家”。虞世南做过秘书郎、起居舍人；欧阳询仕隋为太常博士，料理礼乐之事。欧、虞的书碑活动大约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欧阳询写了《隋尚书左仆射元长寿碑》，虞世南写过《隋高阳郡隆圣道场碑》，都在56岁。这两通碑刻，宋朝时还能见到。
唐朝建国那一年，欧阳询和虞世南已是年逾六旬的老人。入唐之后的二十余年，是他们人生最丰满而光彩的一段，留下了不少传世的名作，书法史上才有了“欧体”、“虞字”的称呼。
虞世南一直担任唐太宗的侍从秘书，后来做了秘书监，人称“虞监”。太宗曾经称许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因为唐太宗是王羲之的顶级发烧友，所以喜欢与虞世南讨论书法。虞世南身后的哀荣特别隆重，“图其形于凌烟阁”，进了唐朝的名人堂。唐太宗曾向魏征诉苦：“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那时欧阳询还在世，欧阳询虽然学过王羲之书，却“渐变其体”，太宗当然不会把他看做可与“论书”的知己。欧阳询本是高祖李渊的亲信，太宗接位后，礼遇父亲身边这位老臣，但并不亲近，把他安排到东宫做太子率更令。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在东宫虽无案牍之劳形，写碑的差事却不少，且多是丰碑巨制。按北宋金石家的著录统计，欧阳询在唐朝写的碑志有十通以上。其中，有大臣、名僧的墓碑和墓志，也有皇家宫馆陵园的铭刻文字。我们现在还能见到他写的隶书《房彦谦碑》，楷书《化度寺碑》、《皇甫诞碑》和《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他还能写篆书，《九成宫醴泉铭》的碑额上可以看到。
欧阳询以楷书著称。他写楷书，笔画方锐挺直，字形瘦削，结构森严，人们比为“矛戟森列”。他的结字，上半部分宽舒，下半部分紧敛，造成一种重心偏低却又高耸的态势，既“稳”且“险”。唐朝就有人说欧阳询“笔力劲险”，宋朝米芾称之为“险绝”，清朝梁说他敢用“险笔”，总不离一个“险”。欧体的“劲险”赢得了书家的赞叹，也因“劲险刻厉”而失于温秀，寡于润色，有人喻为“金刚瞋目，力士挥拳”。
欧阳询还有四种行书墨迹传世。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仲尼梦奠帖》，被鉴定家认作真迹，《张翰帖》、《卜商帖》和《千字文》是古代临摹本。欧阳询的行书只是一笔之转的楷书快写体，结字是纵斜的姿态，令人动色，但是“惊奇跳宕，伤于清雅之致”。学过欧字的米芾，38岁在湖州写的行书《苕溪诗帖》和《蜀书帖》，变本加厉地发挥了这种纵斜之势。
《旧唐书·欧阳询传》记载，他“貌甚寝陋”，长相不是一般的丑陋。他的书法名声大，“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高丽国专门派遣使臣来唐朝求欧阳询的字。唐高祖惊叹：“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从唐高祖的话中可以知道，欧阳询不仅丑，而且个子很矮，人和字正好相反。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虞世南在唐朝很少写碑，仅在贞观年间写过《孔子庙堂碑》，刻成后不久毁于火，现在西安碑林保存的那通《孔子庙堂碑》是宋朝重刻的，俗称“西庙堂碑”。北宋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学过《孔子庙堂碑》，他在1063年写的一段题跋中回忆：“余为儿童时，尝得此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后20余年复得斯本，则残缺矣”。可以想象，《孔子庙堂碑》在北宋的影响很大。
虞世南的楷书，体段含蓄柔和、笔力内含、平稳优雅、气色秀韵，有如得道的高僧，举止有礼、不动声色。虞世南的行书作品很少，有两件归在他名下的“近似”之迹。一件是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汝南公主墓志铭》，是篇文稿，署款“贞观十年十一月”。明朝以来很多鉴藏家认为，这件行书不是虞世南的真迹，怀疑是米芾的临本。还有一卷《兰亭序》古临本，明朝董其昌收得后，在卷后题跋说“此卷似永兴所临”。因为董其昌的这句话，后人便把这卷《兰亭》定为虞世南的临本，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
欧、虞二人的字，历代都有书家评说。唐朝张怀瓘评价“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君子藏器这个典故见于《周易·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其用意主要在于劝人稳重收敛，不要轻易显露。如果从写到碑上的视觉效果看，欧体具有强烈的形式感和视觉的刺激性，更适合入碑。虞字写到碑上，则显得柔弱，也许这是虞世南很少写碑的谜底之一。
总而言之，欧虞虽风格迥异，但都是不同的书法美学观念下的产物，实则没有高低好坏之分。我们在学习时，完全可以互相融通，既“险”且“稳”，取之中庸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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