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叶剑英接到一项奇怪的任务：给国民党军传授游击战。
接到这个任务，叶剑英有点意外。从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游击战术一直是我军赖以对抗强大的国民党军的不传之密。
无论当年在江西，还是后来长征，再到陕北，国民党军始终没摸透我军游击战的秘诀。
为啥此时反倒要传授给他们呢？蒋介石在抗日的同时，始终对中共提防三分，甚至不惜在个别地方搞摩擦，胡宗南部队在陕西有相当一部分兵力是监视陕甘宁边区而不是全力抗日。
面对这些亲痛仇快的龌龊勾当，我们仍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和蒋介石计较那么多已够可以的了，为啥反而要把独到之密讲给他们听呢？
万一胡宗南学会了，翻脸进攻陕甘宁边区怎么办呢？
带着这些疑问，叶剑英去找周恩来询问，中央到底是什么考虑？
没想到，不问还罢，得到确切消息后，叶剑英陷入更大的困惑。
一、奇怪的任务
叶剑英不愿意传授游击战，有很强烈的主观感受。
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曾电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赴南京参加国防军事会议，商议全国统一抗战的大局。
叶剑英非常了解蒋介石的性格，那时国共第二次合作还不稳妥，毛泽东亲赴南京，存在蒋介石突然翻脸把毛泽东扣下的危险。叶剑英建议毛泽东不去，由他陪同周恩来、朱德同去。中共中央同意了叶剑英的建议。
叶剑英陪同周、朱二公一到南京，在机场便感受到国民党高级将领浓浓的戒备与好奇之意。
周、朱、叶三人早年均与国民党高层有过交往，周恩来在黄埔当政治部主任，许多黄埔将领都对他既熟悉且佩服。朱德在滇军中做过大官，与西南三省出身的国军将领交情较深。
叶剑英在黄埔当过教官，也是国军将领熟知的中共高官。
大家已经十多年没见过了，这十多年中，红军对国民党众将来说越来越神秘，当年大家一起学的军事、战术，为什么两家军队打出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尤其是红军长征后，处于绝境中的中共怎样坚持生存下来？
游击战这种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见的战术，到底是个什么神奇物事？
这种好奇感、神秘感，叶剑英一到南京，就从绝大多数国军将领脸上鲜明地感受到了。
然而这种好奇与神秘，可不纯粹是学术层面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好奇与神秘的背后是浓烈的敌意，当他们把游击战的秘诀研究透彻之日，就是消灭中共之时。
所以，稍有清醒、理智之头脑就该知道，游击战的秘诀，绝不能向国民党透露。
叶剑英当时在湖南衡山接到任务时，马上找到周恩来询问，中央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周恩来解释说，其实向国民党军传授游击战秘诀，并非蒋介石方面提出的，而是我党主动提出的。
原来，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接连失利，徐州、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国军正面战场全无招架之功，中共预见到这样打下去肯定不行，于是从国家全局和民族大义出发，主动向蒋介石建议以游击战辅助正面战场。
国民党方面起初接到中共的电报并不感兴趣，他们始终觉得朱毛红军那一套成不了什么气候，打日本鬼子必须靠正规军。
但是打着打着，当国军主导的几次大会战相继失败，而八路军却在河北、山东敌后蓬勃地发展起来，蒋介石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1938年武汉失守前夕，周恩来和朱德面见蒋介石，再次郑重其事地提出发展游击战，并表示可以帮助国民党军开办游击战争培训班。蒋介石终于同意，下令在湖南衡山举办游击干部培训班。
叶剑英就是在此时接到的任务。
1939年2月，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成立，叶剑英以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率30多名中共干部赴衡山，对国军干部进行训练。
叶剑英心里很没底。
俗话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中央固然定了调，命令固然必须执行，但游击战怎么教呢？毕竟这种战略战术没有官方教材，要讲就得结合实际战例讲。中共积累下的游击战术经验，都是当年反“围剿”、长征以及在陕甘宁、鄂豫皖、川陕等根据地打仗时积累下来的。
怎么讲？太难了。
讲太透吧，等于告诉国军，当年我们是怎么四渡赤水的、怎么揣摩委员长的意图的、怎么利用你们军阀之间矛盾的、怎么动不动一天上百里急行军的。
国民党军将领也有很多聪明人，这些东西都不是特别复杂，都能听懂也都能学会。以后如果再开战，怎么打？
讲浅一些吧，又违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大局。
疑难时刻，周恩来接到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大意就是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怎么培训国军军官的。
叶剑英一看，惊呆了。
二、国军军官不吃这一套
毛泽东似乎预料到叶剑英的困惑，电报中专门叮嘱，民族危亡关头，抗战大局为重，不要考虑一己之私，不要担心国军学会我们游击战的精髓，不怕，大胆地讲。
周恩来大概也有过类似的担忧，但他与毛泽东的意见高度一致，大局为重，不得顾私。
叶剑英只好从命，领袖都不怕，那就敞开胸襟去干吧！但求无愧于国，无愧于心，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但是讲着讲着，叶剑英惊讶地发现，原本的担忧，其实根本不是问题。
由于游击干部培训班是中共率先提出的，在培训内容设置上，国军参考了中共方面的意见，名虽游击战训练，但其中加入了大量政治方面的训练。
军事教育占55%，以游击战略、战术以及爆破技术为主。
政治教育占45%，以民众运动以及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为主。
政治教育的比重相当大，这和当年黄埔军校的教育内容设置大相径庭，当年黄埔军校的教育内容以军事知识为主，占到90%以上。
很多国军干部一看教育内容这样设置，都觉得太离谱，我们来学习共军的游击战术，怎么要上这么多政治教育，难道中共有所保留？
这还真冤枉了中共。
政治教育占将近一半比例，一贯是我军办学的传统。
早在江西苏区时代，毛泽东一手创办了红军大学，政治教育内容就占了很大比重，我军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首要任务就是加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认识。
这么做的目的有二：
其一，把参加革命的朦胧的、浅表的认知变成深刻、坚定的信念。只要抓住干部，就有了一切。
其二，掌握政治工作这个有力武器，革命战争用到政治工作的地方太多了。
后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军大学扩建为抗日红军大学，即使在军事形势日益严峻、战争成为第一生存要务的情况下，政治学习教育内容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后来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从名字就可看出，我党对政治学习教育有多么看重。
为啥看这么重呢？
政治工作太重要了。
人民战争是我党我军的重要战略理念，要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力量释放出来，必须掌握政治工作这个有力武器。
动员老百姓，组织基层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吸引革命青年，建设有凝聚力的政党等等，哪一项任务都需要政治工作。
离开这些，只靠政府的行政力量，虽说也能征兵征粮，但行政权力是冷冰冰没有亲和力也没能吸引力的，为什么老百姓总是吐槽国民党强拉壮丁而不吐槽中共？其中的差别就是政治工作。中共把道理讲透了，工作做到了，老百姓自发地起来参军。
红军在极端劣势情况下打了十几年，早就形成了一旦打仗先要搞好政治工作的本能，进学校培训时也下意识地先学会做政治工作。这是长期斗争中逼出来的经验，国军军官们怎么能体会得到呢？
叶剑英在培训过程中体会得非常明显。
每当讲到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时，国军干部都听得很有劲，往往发出“哦原来当年你们是这样打胜的”之类的恍然大悟感。
每当讲到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如何在农村开展游击斗争的准备工作，如何统一思想，国军军官们就呵欠连天，感觉无聊。讲到如何团结中间力量甚至敌人时，国军军官甚至觉得不可信，敌人要能团结过来，那还叫敌人？
就算叶剑英讲到日军战俘替中国宣传和平主义，国军军官仍然不信，认为那只不过是个别日军战俘自己意志不坚定，在八路军威逼下不得不这样。
但这些反对者们根本不去想，国军也抓了不少日军战俘，同是战俘，他们为啥没有为国军发过声而只为中共发声呢？
叶剑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参照延安抗大的模式，对参训干部实行民主、平等式的教学管理模式，不管你原来的军衔是少将还是少校，大家一律遵守同样的管理规定，同吃同住，同样参加劳动。
国军军官们开始时觉得挺新鲜，挺佩服中共这一套治军方法，但是实行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进行不下去。
国军的等级观念很强，官大一级压死人，军长和师长、团长吃的不一样，住得不一样，能使唤的勤务兵、警卫兵都不一样多，现在居然搞一视同仁，这叫那些官老爷们如何受得了。
包括反对粗暴作风，提倡文明带兵，很多国军军官也是深深地抵触。国军成军以来，军官对士兵从来都是随便打随便杀，骂人都是轻的，有多少军官不是靠着吃空饷、喝兵血发家致富的，现在你要让他们转过来把士兵同样看待，怎么可能！
所以培训来培训去，中共教员们费尽唾沫星子用尽十八般本事，我军游击战的精华精髓该讲的都讲到了，国军军官就是不感冒。
理念、体制、信仰不同，这体系壁垒，吃不动！
三、叶剑英发觉国军阴谋
我们倾囊以授，别人却不领情。
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无知背后的傲慢与偏见。
蒋介石虽然同意中共干部过来当教官，但对叶剑英等人提防很深。
当时培训班由汤恩伯出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汤恩伯暗中给国军军官下命令：学游击战术可以，学共军理念不行！
要求任何国军军官不得私自与中共教官来往，一经发现立即退学。
为防国军高级军官被赤化、同化，汤恩伯经常破坏叶剑英的教学活动。
比如，为了让国军军官切身体会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叶剑英设置了一个教学实践活动，让学员们到南岳衡山附近的县区，做一些实际的民众工作，体会一下如何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叶剑英一再告诫大家：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这是中共多年来得出的真金白银的经验。
汤恩伯背地里要求大家：
第一，借这个机会搞清楚中共“教唆”老百姓的套路，以后便可针锋相对，戳穿他们“欺骗”老百姓的把戏。
第二，去体验体验生活则可，绝不能把中共那一套当真。
叶剑英听了又气又恼。可是又没办法。
汤恩伯不仅暗地里破坏，公开场合也频频发表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辞。
有一次举行总理纪念周会，全体学员都参加。汤恩伯上公开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产生怀疑。”
叶剑英立即上台发言：“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是矢志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读总理遗嘱，晚上恭读总理遗嘱，天天阿弥陀佛，却不去真正进行实践，这样究竟对国家、民族有什么用？！”说完拂袖而去。
也正是这次舌战，叶剑英最终发现，蒋介石同意中共干部来讲游击战，根本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限制中共，弄清楚游击战的秘诀进而为日后消灭中共做准备。
出发点就歪了，事情如何能做对！
叶剑英驳斥汤恩伯的事，轰动了整个训练班，造成了很大影响。兼任训练班副主任的陈诚急忙赶来训话。他貌似公正地说：“教育长与副教育长闹意见，是怎么一回事？古人说君子与君子无争，何以故？以能互让故也。他们二人都不能互让，所以争起来了。由此观之，两个都不对。”
面对训练班内时时泛起的恶流浊波，叶剑英大义凛然，明辨是非，处处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与多数的国民党官员合作处事。他与后来担任教育长的李默庵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十分尊重叶剑英。
时过40年之后，李从美国归来，特意看望叶剑英，还恭敬地称他为“老师”。李回忆这段往事，感慨地说：“我是他的学生，在南岳，凡是教育方面的事，都由他作主，他讲的游击战术课、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的观念。我们也学着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这在国民党军中开创了先例，对推动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国军学不会游击战
南岳游击训练班结束后，国民党军也派出大量部队，效仿八路军深入敌后，也试图在日寇后方建立游击区。
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兵力接近100万。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海南根据地等。
但这些部队没过两三年就陆续失败了，有的陷入日寇包围中成了伪军，有的越打越少散架了，有的致力于中共搞摩擦被消灭。到1943年后就基本没有什么成形的武装力量了，与中共在敌后开辟根据地、越打越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国民党军在占据法统优势的情况下，在几乎同样的斗争条件下，对同样的敌人，做得这么差呢？
我们可以从具体的例证中看一看。
国军在大别山区进行过游击战，由于距离大本营近，加之大别山区地形复杂，坚持的时间稍久一些。
大别山的游击队是桂系第7军下属部队。桂系在国军中相对比较顽强，白崇禧调教的不错，战斗力较为强悍。
第7军在大别山探索的游击战术，与叶剑英教授的几乎一致，他们把兵力化整为零减小目标，学会了夜袭，善于进行迂回作战和伏击作战，弄得日军有段时间确实不堪其扰。
但桂系部队学的只是皮毛，并未真正掌握游击战的精髓，尤其对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的规律认识很浅薄。
比如，桂系部队怕暴露目标，经常出钱雇佣老百姓去日军周边刺探情报。但老百姓缺乏刺探情报的专业素养，国军也不组织这方面的培训，只靠临时雇佣来凑数，结果弄来的经常是假情报。
又如，日军为了破坏国军的游击战，派日伪部队以免税、保护耕种等欺骗性手段，给当地老百姓一些甜头，让他们充当耳目。桂系部队没有搞过土改，与老百姓关系比较紧张，有时还抢老百姓的粮食财物。有的老百姓难免中日伪的欺骗，给日伪通风报信。
虽然桂系及时发现了问题，也对老百姓作了正面宣传，但普遍做得都比较仓促，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留下老百姓遭日伪报复，久而久之，老百姓只能随风倒。
叶剑英明明已经讲了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国军军官们却不重视，以致酿成恶果，只能自己吞。游击战坚持不下去，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1944年6月22日，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练，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坚持在敌后的总共不过2万至3万人。
更令人无语的是，在国民党敌后抗战队伍中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其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公秉藩、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在他们的带领下，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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