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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常州“毒地”事件，2014年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案，2013年湖南“镉大米”事件，2012年曲靖市“6˙12”铬渣非法倾倒致污事件……一次次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暴露了土壤的条条伤痕。5月31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在毒地事件频发的今天，这项因包含十项治理措施而被称为“土十条”的文件备受关注。
继“水十条”“大气十条”之后，这则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面的行动指南指出，到2020年，我国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
记者从环保部获悉，为达到该目标，我国仍需加快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产业链的形成，并进一步明确土壤污染与修复的责任主体。
具体来说，“土十条”明确指出，我国应尽快形成一批专业化的土壤修复企业，规范从业单位和人员管理。此外，污染地块的治理与修复责任实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终身责任制，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由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首要任务：摸清土壤污染家底
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毒地”事件经媒体曝光后，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全国到底有多少“毒地”？自己离“毒地”到底有多远？
参与“土十条”起草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主任谷庆宝称，“土十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开展详细的土壤污染详查、“摸清土壤污染家底”。同时表示，这是开展土壤污染治理的基础，如果连污染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那么开展工作就显得有些盲目了。
目前，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为70%左右，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国家还未掌握一个权威的数据。虽然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开展这块工作了，但是从地块的污染类型、污染程度、污染数目来看，还没有一个全国的统计数据。
“土十条”中规定，将于2018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其农用品质量的影响。同时，2017年底前，完成土壤环境质量国控监测点位设置，建成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充分发挥行业监测网作用，基本形成土壤环境监测能力。
力争2018年底前，利用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农业等部门相关数据，建立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构建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上述系统采集到的土壤信息，政府都要向社会公开、公布。
“毒地”报道屡见不鲜，该怎么治？《行动计划》在总体要求中提出，要“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出发点”；各地要以拟开发建设居住、商业、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项目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开展治理与修复。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
“毒地”的治理工程将分为4个步骤。据环保部介绍，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通常可分为调查评估、可行性研究和方案设计、工程施工、工程验收等阶段。具体方法一般包括生物修复、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3类，有时需要综合运用。
而根据《行动计划》的精神，治理“毒地”期间责任单位要公开工程情况，环保部门要进行检查。工程完工后，要由第三方机构对治理与修复评估，并向社会公开结果。
在逐步减少“毒地”存量的同时，从根本上来说，《行动计划》遵循的治理方针是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严控新增污染。
在预防上有两条要求很关键：一是排放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开展环评时，要增加对土壤环境影响的评价内容（环评增加土壤影响评价）；二是禁止在居民区、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周边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焦化等行业企业。
长期以来，我国土壤修复领域缺乏监管和责任落实，土壤修复过程中乱象频出，今年发生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土壤污染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土十条”发布后，这一现象或将改变， “土十条”明确提出，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责任界定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由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由变更后继承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关责任；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或双方约定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责任主体灭失或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据环保部介绍，为统筹协调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建立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协调机制。初步考虑，成立由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质检总局、林业局、法制办等部门组成的土壤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
由12个中央单位齐抓共管，体现了中央层面对土壤污染问题的重视。但是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层，有关领导光说不干甚至为污染企业充当保护伞的现象并不少见。
《行动计划》在考核问责上也不含糊：国务院将分年度对各省份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评估，2020年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和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对考核不达标后整改依然不到位的，要约谈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土壤环境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地区，要约谈有关地市级人民政府和省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更严重的，对失职渎职、弄虚作假的领导干部，区分情节轻重，予以诫勉、责令公开道歉、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调离、提拔或者退休的，也要终身追究责任。
《行动计划》中特别指出，对治理土壤不力干部的约谈、处分这项工作是由环境保护部牵头，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参与。在法律层面上，政府要配合完成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工作。到2020年，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真正有法可依。
谷庆宝称，“土十条”出台后将会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土壤污染防治法。目前《土壤污染防治法》已经起草完毕，拟在2016年年内进行两次内部初审，2017年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提请和审议的任务。
谷庆宝称，如果进展顺利，土壤污染防治法将有望于2017年底前发布。除此之外，还将会有一些关于农药、化肥、农膜等方面的法规出台。
对于土壤污染治理资金支撑的问题，中央财政整合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设立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用于土壤环境调查与监测评估、监督管理、治理与修复等工作。谷庆宝称，在农用地治理方面，中央财政将会投入部分资金，同时带动地方政府资金投入来共同治理；在工业用地方面，因地块有一定产值，多会使用土地增值的资金来进行治理。
对于当前的场地污染治理市场，谷庆宝称，预计短期内将带动的市场有几千亿，并非像之前所说的上万亿甚至十万亿。
一位证券行业分析师分析称，目前，国内污染场地修复一般由国土储备局控制管理，在环保部确认污染地块后，由国土储备局组织调查修复，确认修复完成后再进行拍卖。
土壤修复的商业模式主要是招投标模式和“修复 开发”模式两种，但这两种场地污染修复的方式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修复时间过久、企业盈利难，或企业为了盈利降低土壤修复标准的时间。
“修复 开发”模式则是土壤修复企业与开发商联合，作为一个整体同时承包污染场地的修复和开发，修复后土地在市场交易中增值部分作为土壤修复企业的收入。
与招投标模式相比，“修复 开发”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入了市场的资本，土壤修复成本费用由开发商承担，减轻了污染土壤修复对政府财政的负担。
然而，不足之处也正是由于埋单者是开发商，目前中国在土壤修复市场尚未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行业准则等硬性制度约束，这就使得开发商有动机将土地修复资金挪作他用，降低土壤修复质量。同时，土壤修复周期较长，可能出现企业盈利困难的问题，甚至会发生开发商急于追求利润而降低土壤修复标准的时间。
上述行业分析师称，“土十条”中的相关规定，比如明确治理与修复主体、制定治理和修复的相关规划，将有望形成新的商业模式，解决企业盈利难的问题，但这也要看后续相关法律法规的推动和执行。
此外，“土十条”中称，要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土壤污染防治。同时，将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推动受污染耕地和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等。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企业发行股票。探索通过发行债券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在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开展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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