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5年4月3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杭侃教授、徐天进教授、孙华教授漫谈“考古与文化遗产”，徐老师说“我有一个伟大的想法，但一旦伟大它就实现不了”，谈到他曾想办类似《国家地理》类的考古杂志，曾想收编一些杂志，想做类似《发现之旅》类的考古口袋本，但都没成。《大众考古》现在做得越来越好，是一块面向公众的考古园地，理应得到大家的支持。我文笔一般，良渚玉器的话题也是我的同事们和相关研究者很擅长的话题，所以要敬请大家批评指正。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蘋先生阅读本文后，就提出如下很好的意见：“文中指稱：良渚晚期玉料資源出現枯竭。我建議以後再談此問題，要調整一下說法。只能說晚期時，以前在早、中期常用的：可能屬於鎂質大理岩產狀，以透閃石為主要成分的閃玉，其特徵為：晶粒細、顏色淺，合於牟先生所稱「柔潤淡雅」，雕琢繁密神祖面紋後成品比較漂亮，但玉礦量體不大，無論籽料或山流水都不會太碩大，到良渚晚期這種玉礦不易得到了。但是，可能從良渚中期就開採，主要製作玉璧的，可能屬蛇紋石化超基性岩產狀的，以陽起石為主要成分的，因含鐵高而顏色深綠，又成礦時溫度壓力因素，使得晶粒粗大的碧綠玉，因為礦脈量體大，籽料、山流水都夠製作近50cm的玉器，所以成就良渚晚期玉器文化的面貌”。非常感谢邓淑蘋先生一早给我的电子邮件，在今后的正式论文中，我将会引用补充。
给《大众考古》良渚玉器的是系列文章，接下来分别是：《精雕细琢——良渚玉器的工艺》、《惟玉是礼——良渚用玉的等级和身份》（本网已发布，可在网站及微信查看）、《以玉事神——良渚玉器神人兽面的真相》、《琮、璧——良渚玉文化因子的传播和余续》。
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重要内涵。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包括玉器的种类和组合、形和纹样、数量和品质是墓主人身份、等级和地位的反映。玉器集当时顶尖工艺之大成，玉料的获取和控制、耗时费工的雕琢都需要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和有序的社会组织机构来保障，玉器是复杂化聚落等级和规模的体现。作为主要精神信息载体的玉器，玉质玉色、形和纹样反映了良渚社会的观念意识形态，是探索原始宗教信仰的钥匙。良渚玉器也是同时期东亚古玉文化的最高水平者，是中华玉文化的重要基石。良渚玉器的考古学研究包括埋藏的情景分析、琢玉工艺的观察、背后精神领域的探索等。玉料是首先要关心的话题。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玉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的跨湖桥文化，至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时期数量渐丰富，出现了环玦、管珠等，玉料基本为软质地的叶腊石、萤石和硬质地的石英、玛瑙。崧泽文化晚期，也就是公元前3300年前后，玉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出现了透闪石软玉，至良渚文化时期以透闪石软玉为主体的用玉体系完全确立。
最高等级墓地和核心墓葬无疑是良渚玉器的最佳代表，如良渚文化早期余杭反山、瑶山墓地，良渚文化晚期武进寺墩M3等。反山位于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的西北，是一处人工堆筑营建的良渚文化时期最高等级墓地，被誉为“土筑金字塔”，1986年清理了11座良渚文化大墓。M12是核心墓葬，随葬了丰富的玉器、石器、嵌玉漆器等，若以单件计，达658件。玉器中有琮、璧、钺、豪华权杖玉端饰、成组半圆形饰、三叉形器、冠状器、成组锥形器、环镯、各类端饰、多种穿缀形式的管珠等，M12：98琮、M12：100-1玉钺是迄今所见同类器中最大最精美者，M12堪称王墓。
反山M12玉器的玉色甚为整齐，基本为黄白色，就是俗称的“象牙黄”、“南瓜黄”、“鸡骨白”。黄白色玉器是当时高等级墓地随葬玉器的主流色，反山、瑶山墓地，以及新近发掘的良渚官井头墓地中的随葬玉器中，多为这类玉器。反山M12出土的玉器，经过抽样检测均为透闪石软玉。中国地质科学院闻广先生曾指出中国古玉主要指软玉，是致密块状的角闪石组钙角闪石类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矿物，一般具有交织纤维显微结构，具有极高的韧性。软玉的质量取决于其显微结构，显微结构决定了软玉的堆集密度、透明度和光泽感，致密程度愈高，加工之后的润泽感就越佳。闻广先生还指出，软玉颜色的基本常见色调是黄绿色，由于一些微量元素含量的不同，如铁、铜等，才使得玉色呈现出斑驳杂离的情况，或者偏青绿色泽。玉、丝、漆、瓷是古代中国的四大土特产，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出现的玉、丝、漆三者，它们之间的物质形态虽然相去甚远，但都可以共同让人们感受到温润、莹泽、明亮这些以柔润淡雅的光为特征的愉悦和享受，玉既有材料坚硬所体现的刚，又有质地温润所反映的柔，牟永抗先生把“玉”的特性归纳为刚柔共济和温润淡雅。
那么良渚玉料的原生状态是什么样的呢？玉料的产地可能在哪里呢？
从现有玉器的外廓形制上可以发现玉料的体量有一定的局限。传世旧藏的良渚文化复式节高琮，虽然有近50厘米高的体量，但是色泽多墨绿色，与黄白色的主流玉色断然有别。以高品质的黄白色玉器为例，反山M12：98琮是迄今为止所见最大体量的玉器，通高9.8、上射径17.1~17.6、下射径16.5~17.5厘米。上射面基本完整，但下射面及一侧下角有内凹缺，下角凹缺部分特意填刻了纹样，可见作为当时王墓的M12，应是能获取的最大体量的玉料了。
这类有凹缺的玉器在良渚文化中多见，大到一些环镯的端面，小到一些端饰，甚至管珠。早些有研究者认为另有它意，可能是一种契符或刻意雕琢的仪式，实际上误解了。瑶山M3：3三叉形器也如此，一叉正面上角有凹缺，纹样照样琢刻，如果有合适的大料，不会如此委曲求全。
所以当时的玉料应该是“山流水”、“河磨料”之类的形态，不会是开采来的山料。1996~2002年为了确认位于良渚遗址群北部长约4公里“塘山”的性质，我们在金村段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制玉作坊，出土了丰富的玉料。塘山T12（4）：19玉料，除了局部砺磨出内芯的玉色之外，余外表保留了完整的砾石面，说明当时玉料就是河砾的形态。
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中的玉器也是河砾。凌家滩不少墓葬随葬有一定磨圆度的玉料就是明证，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4玉人头顶局部还保留了原河砾的自然面，《牛河梁》考古报告中提到，玉人除了正面外，几乎上下以至玉人背面由头至足底，均可见皮斑（皮壳），推测玉人原来的河砾，最大直径不超过20厘米。
良渚文化晚期出现了体形甚长的锥形器、高琮，以及外径超越25厘米的大璧。青浦福泉山M9锥形器长34厘米，武进寺墩M3最高的琮达26.1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琮49.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高琮47.2厘米，这些玉器的色泽青绿或墨绿，与黄白色的透闪石软玉相比低了一个档次，玉料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取材的渠道或许也会有所不同。
经过四五千年的地下埋藏环境变迁，这类黄白色玉器的外表多有受沁剥蚀。反山M12：98大琮直槽的一些神人兽面像细部已经弥漫不清了。反山M12：100-1玉钺，出土时朝下的一面保存相对较好，朝上的一面沁蚀甚。
为什么同一类玉器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沁？而且出土时朝上的一面受沁剥蚀会厉害一些呢？受沁实际上是显微结构的变松，即堆积密集度显著降低，闻广先生有过通俗的比喻，其原理和水（H2O）固体状态时的冰与雪之差异相似。闻广先生还根据半透明度、颜色、光泽把古玉的受沁程度划分为未沁、微沁、浅沁、中沁、深沁和裂沁五个等级，反山M12出土玉器多在未沁~中沁之间，反山其它诸墓，如反山M14、M23等出土玉器，很多呈粉白色，质地甚轻，若捏之则朽烂，反山14:158带钩是烈沁的代表。
这类堆积密集度遭受严重破坏的玉器埋藏在墓穴中历经四五千年，饱水率已经非常稳定，突然被考古学家重见天日，显得很弱不禁风。《反山》考古报告中记叙，当时因为有领导要来视察，M12不得已保存了几天，恰逢连续下雨，虽然采取了措施，但是雨水还是渗进了墓坑，反山M12：100-1玉钺朝上的一面就沁蚀甚了，另一面则保存较好。野外清理剥剔时也有经验教训，反山M22：20玉璜出土时刚剔去泥土，考古学家用了特意剪去笔尖的新毛笔，并洗去胶，蘸的还是蒸馏水，在非常小心的擦洗过程中，玉器的沁蚀面还是剥落了。《凌家滩》考古报告中也记叙了第一次清理玉器时，一不小心玉器就碎裂，清洗时气泡不断从水里冒出，都要成粉状糊了。这些都是野外得来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反山墓地玉器中，除了黄白色的主流玉色，还有相当数量的一类呈青绿色或墨绿色的玉器，多为玉璧。1938年施昕更先生《良渚》报告中提到“古色盎然，以青绿色俗名鸭屎青者为主”，指的就是这类玉色。反山是迄今出土玉璧数量最多的墓地，反山M23出土54件，反山M20出土43件，反山M14出土26件，除了少量有特别放置部位的玉璧外，绝大多数的玉璧均呈青绿色。反山M23：167玉璧，经检测虽也为透闪石软玉，但由于含铁量明显较高，纤维也较粗，所以颜色就较深。这类鸭屎青的玉璧料远不能与象牙黄、鸡骨白的黄白色玉器比拟，在反山墓地中，这些玉璧制作粗糙，保留了两面的线切割痕、边缘的片切割痕、管钻的台痕，成堆叠放在墓室脚端部位，有考古学家认为是财富的象征，更有考古学家认为仅仅是对于不适宜制作其它玉器的一种玉料的利用和占有。
在近千年跨度的良渚文化中，玉料当然随时空发生变化，良渚古城也不例外，何况周边地区。武进寺墩M3是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墓，随葬琮33件、璧24件，色泽斑驳，有灰白、青褐、黛青、青灰等等，以至于一开始考古学家误以为经过明显的火烧，后来才纠正为“某种物化反应有关”。江阴高城墩距离寺墩不远，是一处良渚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墓地，出土的玉器从材质到纹样与良渚遗址群一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到了良渚文化晚期阶段，支撑社会意识形态的用玉制度中的关键——玉料资源出现了枯竭。
同样，一些区域一直受到玉料获取的制约，如地处平原沼泽地带的嘉兴地区，除了高等级聚落中的核心墓葬，叶腊石、萤石等非透闪石软玉的使用比例相当高，甚至在石英类玉器已经基本消失了的情况下，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墓地中还有玛瑙材质的玉钺。三叉形器主要出土于良渚遗址群显贵墓葬，是男性显贵的头部插件，往东到余杭临平数量就开始减少，到了嘉兴地区数量锐减，过了嘉兴地区就不出这类玉器了，由于玉料的限制，嘉兴地区出土的三叉形器中就有不少叶腊石材质，如桐乡新地里清理了良渚文化墓葬140座，仅M108出土三叉形器，叶腊石材质。青浦福泉山遗址自始至终是良渚文化时期吴淞江区域的高等级聚落，由于距离玉料来源地有相当的距离，同时期出土的玉器中阳起石、叶蛇纹石等非透闪石软玉的比例比良渚遗址群要高的多。
关于良渚玉料的原产地，研究者早就提出就地取材的判断。王明达先生曾陪同荆志淳在良渚遗址群及其西部进行过短期考察，结合地质构造分布图，认为天目山脉有生成玉矿的地质条件，良渚遗址群塘山金村段制玉作坊大批玉料的出土证明了这一推断，推测当时的先民就是在天目山中溯溪捡拾。
那么，江苏溧阳小梅岭出产“梅岭玉”，是不是良渚玉料可能的原产地呢？地质学家曾经比较过武进寺墩M5出土的玉器残件和梅岭玉的化学成分，检测结果基本相同，虽不排除梅岭玉与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用玉资源的关联，但是山料和河砾的获取方式还是完全不同的。
2006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牵头负责，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良渚玉器微量元素的无损测试，我们选取了良渚遗址群、嘉兴地区出土的近百件良渚玉器，结果表明近40件透闪石玉器的微量元素和含量比较一致，说明原料应出自同一矿源或矿区。同时检测发现，梅岭玉含有明显的锶（Sr）特征元素，这是反山、瑶山等良渚遗址群透闪石软玉中所没有的，可见良渚遗址群的玉器确另有源头。201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实验室合作，对西距良渚遗址群约20余公里的余杭玉架山出土玉器进行微量元素的检测，结果分析确认玉架山与反山、瑶山玉器的微量元素种类和数值数据接近，说明紧邻良渚遗址群的余杭临平遗址群，它们的玉料来源很可能来自同一区域。
（本文部分玉器照片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良渚文化玉器工艺研究”课题组拍摄 原文发表在《大众考古》2015年第3期 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非常感谢《大众考古》及作者慨允本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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