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业谘商关系的前提下，谘商室的经验似乎成为求助者的“天堂之旅”。谘商室的谘商员刻意经营一种关系（气氛）----温暖的、亲切的、没有危险的、没有威胁，没有一般社会规范，没有任何压抑而绝对安全的情境。求助者在充满危险与限制的人间——生活场'受伤'了，再进入毫无危险与限制的天堂——谘商室'疗伤“。然后结束“天堂之旅”，又回去面对不像天堂那么'好'的生活场。这样子的谘商过程中，会有所谓的依赖、转移、反转移；谘商该结束时，求助者会一拖再拖，原因都在于此。当精神医学已从“生病—住院—出院”传统医学模式中破茧而出，积极开发“医疗小区”、“生活治疗”等更健康而具体的治疗取向时，任一个热心而且有实力的谘商员，是否仍高踞守护神的角色，一再地在人间举办天堂之旅呢?
谘商室是人间的天堂，而非与人间睽违的天堂。谘商关系，是最美好的人际关系。谘商室的经验，必须与求助者的生活融为一体。当我们寻觅新的、更理想、更健康的谘商关系时，我们必须对谘商关系所依存的场域——谘商室空间，对于谘商员与求助者个别的意义，以及行为上的影响，有完整而具体的认识。否则的话、谘商关系只是不知其所以然的空论，只是“徒知其然”的空中楼阁罢了。
谘商员常苦心孤诣的，甚至忧心如焚、语声如雷地一再告诉自己———平等，不要控制求助者，保持求助者与我平等的地位，可是，却很少有谘商员真愿意把眼睁开，看看谘商室中必然的限制，以及无可避免的行为倾向，在传统的谘商室理念下，谘商室那扇门，有如经过魔咒一般，门里门外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这是每一谘商员和求助者都可以真切感受到的。门里门外，究竟有如何不同的语言与行为?说得夸张些，如果谘商室中的谘商员师资出卖“色相”的话，求助者就是在出卖“灵魂”。
无论参与哪一种游戏，都必须遵守那种游戏的规则。谘商员与求助者，一旦要建立谘商关系，就“必须”遵守谘商室中的定律，否则谘商行为就无法运作。谘商室是一个特定的空间，由于谘商员与求助者的进入，在开始—运作—完成谘商历程的目的下，赋予了谘商室的某些空间属性。对于此空间属性的认知(有意识或非意识的)，使得谘商员与求助者的语言与行为，都规范在谘商室空间的“外在”压力之下。谘商室时空对行为的影响如下：
此空间由“求助者”以“助人者”两个单位所结构而成。就人性本体而言，助人者是施予，求助者是接受，当个体无以自解，而向其他个体求助时，个体本身即可意识某种无能的、卑微的理念（心境）。当其他个体向其求助时，个体本身即可自识某种“我能”的优越感(能力的优劣，是个体有无存在之能力与价值的展露)。事实上，至少在求助者所求助的范围内，或者是求助者求助之时的状况，助人者必须优于求助者，否则也无从援助起。因此，两者一接触，谘商员领取了谘商室中的杖力体系的上位(掌权者、强者)，成为天堂的守护神(不论谘商员是否意识到，事实上他已经是，就是）。他随时可以说“这边走，请跟我来”。也随时可以亮出“游客止步”的指示牌。
此空间对谘商员而言，是熟悉的，是主人，是拥有者。对求助者而言，却是陌生的，是客人，是侵入者。基于人类对陌生、不熟悉空间的本能反应，任何人都可从日常的生活经验中，预知求助者的心理与行为会有如何的转变。可预期的是：缺乏安全感的、畏缩的、自我保护的、试探的，或者有以上现象的反向言行出现。
此空间对于外界，是绝对封闭的，而对求助者而言，又是开放的，在此空间之内向谘商员开放。
此空间内的活动，对于外界是秘密的。但对于求助者而言，却成为秘密的曝光者——在此空间之内向谘商员公开。
求助者于此特定空间（被）期待，甚或要求“必须”开放自己，解剖自己。展露一个赤裸裸的人于“陌生人”（谘商员）之前。
求助者必须接受谘商员的鼓励、暗示或询问，重复地述说自己（对求助者而言确为重复）。而所要叙述的“自己”，却往往是他所不愿再看到，再提起，再想到的。
封闭的谘商室里面，相对于求助者的“我”而言，谘商和谘商室时间与空间，就成为求助者的'我世界'。谘商员成为来者之我世界的焦点与代表，而谘商室时空即谘商员与我，运作予其求助者世界的舞台。在谘商心理学的本体论基础上，每个个体都有差别的认知世界（指对于现象界、生活场与意向界）。亦即，每一个“我”，都配对有一个“我世界”。个体的生命历程，可视为人一世界交涉的历程，个体于我世界中展露其能力，以自识其存在与继续存在。并寻求世界的回馈与承认(其能力)，而肯定、支持与保证其存在与继续存在的价值。因此，谘商室时空内，谘商员也就成为求助者之我世界的代理人。
谘商员的回馈、接受与肯定，对求助者而言，即为整个世界对其回馈、接受与肯定。谘商员的拒绝，就成为整个世界对求助者的否定。
谘商室时间，为求助者所拥有。
谘商员必须确认，他只是“求助者之我世界的焦点与代表”。谘商员在谘商室中先天的权力优势，只能运作在上述的位格(或角色)结构之内。
谘商室内，求助者于其我世界的运作，仍然要求：人(我一求助者)之展露，我(求助者)的能力的证明，以及人(求助者)于世界(谘商员)的被接受与被支持。而非求助者之“事件”，或“人”的讨论与解析。
事件与人“客观的”讨论，以及自我陈述或解析，虽然具有“净化”，以及“客体化”的功能。但相对于谘商员的存在而言，则成为人(求助者)之秘密的发掘与暴露。这种单向“研究与解决”的过程，将导致求助者的不安、焦虑、防卫、反抗或攻击的本体(自发的)反应。
具体的界定与了解谘商室中谘商员与求助者的(角色)关系之后，谘商员的行为即包括三种成分：一是允许或引导求助者，在谘商员所提供的谘商室内——求助者的我世界、展露其“此时此地”的我。谘商员必须戒除和求助者抢地盘的行为，把谘商室的“主人”让还给求助者(即以求助者为“形”，谘商员为“基”)。二是恰如其分地善尽求助者之我世界的代表(代理人或焦点)的功能。在绝对无条件的尊重下,适时而诚意地提供正向或负向的回馈。三是肯定我世界有拒绝的权力，而求助者面对世界所提供或回馈的信息时，也有(选择性的)接受与否的权力。
独自思考，以及把思考的内容告诉别人，在本体上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求助者在非谘商情境，对其难题的自我解决，于其“我世界”而言，仍停留在个体之内的“我”。求助者于谘商员情境的思考与叙述，则使谘商员成为求助者“我世界”的代理人：并与求助者的“我”相互呼应，成为其于我世界之展露的焦点与回馈。上述1～6，将谘商室中的活动，视(还原)为求助者此时此地的生活场之后；继以7～13，则将自发的力动行为，定位在具体的角色关系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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