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篇文章，不是案子，也不是神秘事件。
它是一场航空灾难，是一场悲剧，更是一场对人性的深刻探讨。
事件起源于1972年10月12日，乌拉圭的一支业余橄榄球队租用了空军571号机，打算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
出发的前夜，队长告诉队友们，飞机上还有十个空座位，如果有人愿意携带家人或朋友，可以同行并且免费。
于是，队员Nando Parrado带上他的母亲和妹妹踏上了旅程。没想到，一场残酷的生离死别正等待着他们。
Parrado与母亲和妹妹
当这架满载着45名球队队员及亲属的飞机飞到安第斯山脉附近时，遇到了糟糕天气。
10月13日下午三点，飞机突然开始颠簸，逐渐偏离航线。
由于安第斯山脉上空云层密布，飞机最终撞上了山峰，机尾被撞飞，机身的前半部分从山体滑落，停在厚厚的积雪上。
5名乘客当场死亡，另有7名下落不明，包括两名飞行员。
来自Parrado的回忆：
在坠机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我几乎没有什么感觉，随着意识逐渐清醒，我慢慢伸手去摸自己的头，发现头发与干了的血块黏在了一起。
我最好的两个朋友、我的母亲都死了，19岁的妹妹已经奄奄一息。
在空难发生的第八天，Parrado的妹妹停止了呼吸。
当时，Parrado仅有22岁，队友们也大都是18-22岁左右、前途无量的学生。
准备1参加橄榄球赛的他们，还未来得及体味人生，就与死神展开了一场较量。
坠机后，幸存的球队队长召集起伤势较轻的人员，将被困在机身中的乘客解救出来，医学生Roberto和Gustavo负责照顾伤员。
当时，一名队员被一根6英寸的钢管刺穿腹部，当Gustavo将钢管从他的身体里猛拉出时，连肠子都被拉出几英寸……
安第斯山脉终年积雪，到了晚上，最冷的时候要到零下30度。坠机当夜，又有5名重伤者在极寒天气中死去。
幸存者们没有携带御寒服装以及登山鞋，更别说是登山护目镜；为了防止“雪盲”，24岁的Strauch用飞行员机舱遮阳板制作了简易太阳镜来保护大家的眼睛，他也是最终生还的16名幸存者之一。
人们将尸体搬至机舱外，将撞击后的机身作为容身之处。他们用破碎的木椅、行李箱堵住飞机的破洞，再用雪将缝隙填满。
他们把飞机座椅套全部拆下来连在一起，裹在身上保暖；到了晚上，就挤在一起脸对着脸睡觉，让呼出来的热气温暖彼此。
有人携带了打火机，但他们找不到可以燃烧的物体，不得不烧掉随身携带的近7500美元纸币用以取暖，可仍然无法阻止同伴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死去。
除了极寒天气，饥饿对这些幸存者来说同样是致命的。
在空难发生的第10天，剩下的27名幸存者在飞机上找到的收音机里听到“已经停止搜救行动”的消息（由于机体是白色，与雪山融为一体；尽管幸存者们用仅存的口红试图在机舱顶部写下SOS，以及用行李箱摆成SOS字样，仍然没什么作用……）。
而此时，他们随身携带的沙丁鱼罐头、巧克力等食物早就吃光了。
最开始，他们将行李箱上的牛皮以及飞机坐垫下的稻草啃下来用以果腹；用机舱座椅上的金属板盛放雪，在阳光下溶化成水后止渴。但很快，便没有可以食用的东西。
在绝望中，他们意识到，只有人肉，才能让他们继续活下去。Parrado回忆：“有人看着我说，我想把飞行员吃掉”。
当天傍晚，这些幸存的27人双手连成一个圆圈，立下了一个“恐怖协议”——“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
就这样，幸存者们开始以尸体果腹。最初，他们从陌生且没有关系的飞行员尸体入口，但是吃光了飞行员，就只能开始吃死去的亲人、朋友。
食物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死神的考验却再一次让这些幸存者们感到绝望。
在空难发生的第17天，一场雪崩当即夺走了8个人的生命，也同时摧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机舱残骸。
另外19人在机舱中被困3天后爬出雪堆，11月15日，空难发生后34天，又有3名体弱和受伤者死去，幸存者只剩下16人。
Parrado想起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心有余悸:"等待充满恐惧，从某种角度来说，等待就意味着被判了死刑。我一直对自己说，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12月12日，空难发生后第61天，包括Parrado在内的3名幸存者决定走出最冒险的一步，也是唯一可能的一步：翻越西边的高山，寻找救援。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一直走下去，直到自己停止呼吸。
经过9天的艰难跋涉，熬过了极度疲惫和深夜严寒，Parrado和他的同伴终于走出了高山雪线，走进了河谷地带。
12月20日，他们看到一个骑马人的身影;3天后，12月23日，救援直升机救出了所有幸存者。
16名幸存者的获救，被称为"安第斯奇迹"。
这16位幸存者，能够在空难的两个月后活下来，本应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当世人知道他们是靠吃人肉得以生存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人们称他们为“食人族”“恶魔”，这让原本因为食人肉内心备受煎熬的幸存者们更加痛苦。
1974年，《活着:安第斯空难幸存者的故事》一书问世，书中讲述了幸存者在安第斯山72天的生存经历。
幸存者卡内萨在书中说:"靠吃人肉活下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我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答案是值得。这样做是为了活着的人继续生存，如果当时地上是我的尸体，我也希望你做同样的事情。"
Parrado：“我的母亲和妹妹都死了，父亲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对于吃掉同伴的尸体，Parrado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人类社会的规则不再属于我们，山中的规则由大自然决定，我们为了生存必须适应这一规则。”
Parrado之后还曾多次重回安第斯山脉，向母亲、妹妹以及朋友的坟墓献上鲜花，并在34年后写下《安第斯山脉上的奇迹》一书
“食人”一事给Roberto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折磨，但身处险境，他同样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为了见到母亲和女友，我不后悔吃人肉。看着身边接连死去的朋友，我没有办法。或许是学医的原因，我知道朋友身体其实就是能量，是蛋白，是脂肪……在思想上，我觉得是我的朋友想让我们继续活下去，我把自己当做朋友生命的延续。”
2012年的10月13日，16名幸存者在圣地亚哥相聚，与前橄榄球队员们打了一场“迟到40年”的比赛。
在仪式中，包裹着乌拉圭和智利国旗的跳伞人员从直升机上跳落在球场，当官员们为死难者的照片揭幕时，幸存者们失声痛哭。
四十年之后的赛场
当年意气风发的橄榄球队员合影
当年的幸存者在与死神的不期而遇中奋力抗争，如今，这场空难已经过去50年，幸存者们走到了生命的暮年。
回首过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说，这件事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的认知。
他们认为，生命是残酷的，但也正是这种残酷，让其更加热爱生命的美。
在《活着:安第斯空难幸存者的故事》一书中，这种观点被总结为——在死亡的底色上，生命更具雕刻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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