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之修道目的是“证道成仙”， 而且从古至今没有几个人能“成仙”，有些人认为武术与这一观念大不同。乍看这一观点似乎成立，实则不然，以武载道的武术，其直接表象似乎只是追求击技能出神入化之境界，但出神入化之境界，其实就是合于道的境界，与道教修道之证道并无不同。表象所不同者，是武术之出神入化与道教修道之成仙，而道教修道之 证道与武术内功之合道，实质上是相同的得道。
道教以清静无为、修道成仙的特质，使现世的人们求得生命的宁谧和圆满，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甚至包括很多渊博学士、文人雅客都对它如痴如醉，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民族的心灵求治良方，是我国古代人民灵魂的精神家园，也正在于此，鲁迅先生认为“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道教的思想源流众多，古代的鬼神思想，如：殷商的鬼神崇拜，巫术和神仙方术，谶纬学和黄老之学。道教教义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秦汉时期的方仙信仰，二是道家祖师老子所倡导的“长生久视”之道的理论。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道教祖师张道陵立教时就将神仙信仰和常道宗理融合为一体，形成了完整的道教信仰体系，认为“生”是道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道教重生恶死，追求长生成仙，故此修道的目的就是求得长生。为了长生，道教弟子们一代接着一代地研究长生方法，追求永生不死之术，并且逐渐研究出众多种修炼清静内养与吐呐配合形体运动的方法，这些方法大致分为方术和道功。
道功指的是修身养性方面的内养功夫，如：清静、寡欲、坐忘、守一、存思等等。道术指的是修命固形的方术，如：吐纳、导引、服气、胎息、辟谷、药饵等等。这些道功、道术的目的就是为了“长生不死”，道教弟子为了能“长生久视”，早日修道成仙，他们四处寻山林修建庙观来祭拜迎送神灵。
在久居高山峻岭庙观修道之中，在人兽同地、物竞天择的严酷环境中，他们面临着两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深山猛兽出没，四处揽食，难免与其相遇，怎样先保性命；二是荒山野岭，难免会招引盗匪侵袭。为了避其猛兽伤害和盗匪的侵袭，他们本能地有意识地强化自身对外的防守攻击技能，逐渐开始学习、摸索防身格斗之术和修身养生之法。经过长期乃至几代人的学习、摸索与实践，结合道家哲学思想，以阴阳、五行、八卦为理论，总结归纳出众多养生术、防身术、格斗术，逐渐成为道教修行的道术之有机内容。《内丹心法》、《抱朴子内篇》、《灵宝毕法》、《云笈七签》、《南无拳法》、《旋峰武道》、《万法掌》等等，这些著作均体现承载着道教修仙思想和炼丹之法以及与武术的融合。
剑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剑就被各国诸侯视为神圣之器，象征着权力、英勇、高贵、祥瑞，常用它驱邪降魔，故此也为百姓所崇拜。秦一统六国后，社会已形成百姓喜剑的风俗，很多人开始练剑，以佩剑为荣，此时的道观、寺庙道士们也以修炼剑术为要，立剑为法器，并采用剑来诛鬼降魔，从此推动了道门习武之风，因此演绎出许多美妙神奇或荒诞古怪之神话传说。晋代著名道士、理论家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博学多才，精通武术，少尝学射，曾手射追骑，有应弦而倒之神功，晋惠帝泰安年间，曾应召入军，后因武艺高强，勇猛善战，获得“伏波大将军”之称号。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字通明，号丹阳，亦文武兼能，精通刀剑之术，善骑射技艺。有铸刀剑之法，曾炼铸宝刀“二口”，一名“善胜”，一名“威胜”；铸剑十三口，各得其名，相继成为中国历史名剑。他精习兵法布阵，著有《刀剑录》流芳后世。他一生历经宋、齐、梁三个朝代，因其文武全才，博学广识，深受几代帝王崇敬，有“山中宰相”之称。
道教在继承“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思想上，遵循“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的理念。这种理念作为道教的精神导向及修身目标，也潜移默化印入道门武术，融入中华武术大家园。恰好与中国武术文化相吻合，形成了一种武术技术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其核心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以柔克刚”等等。这些正是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诸多道门武术流派所运用的指导思想，长期以来一直主导伴随着武术的发展及演化，并且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武术中的“精、气、神”、呼吸之法、气血之说来源于道教，是因为吸收消化了道教吐纳术和导引功法的营养精髓。因此，道教与武术同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也正是这些道教的理论思想及修仙之功法为中国武术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料，而中国武术的发展及演化也推动了道教修仙思想理念的存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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