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顔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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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人中药治病知识的来源，现代医学教材和绝大数的学术论著都是持“实践起源说”[1]，即劳动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逐渐积累起来的。仔细思之，这种解释虽然不能算错，但其价值却很小。因为这种解释模式几乎可以套用到人类的所有认知领域，如农业知识是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商业知识是在商业活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军事知识是在战争活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等等。
我们知道，所谓“实践”是指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三个基本特征和生产劳动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或精神生产实践三种基本形式。其中，直接现实性是实践最重要的特征，是区分认识和实践的关键，生产劳动实践是最重要的实践形式。此处要注意的是，“认识”是指人类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基本形式。可见，认识和实践是相对应而言的。但由此一来，我们发现，作为实践的第三种形式——“精神生产实践”是指以脑力劳动为主、提供精神产品的实践活动，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类大脑（心）[2]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理应属于“认识”的范畴，所以才有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指导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样一来，精神生产实践既是认识，又是实践，相互矛盾。另一方面，不管学术界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习惯，也基本上将精神成产这一人类高级思维活动作为认识的范畴而与实践相对应来使用的。基于此等认识，也就有了把古人关于中药的药性认识来源归于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的提法，如有这样表述的：“上古时期，由于'人民众多，禽兽不足’……我国先民……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 抓到什么吃什么。于是吃到稻菽菜蔬而腹饱体舒，劲力增强，而吃到藜芦则出现呕吐，吃到麻黄则出现汗出， 吃到大黄则出现泻下，吃到车前则出现尿多……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二重性。有人吃了藜芦而胸膈呕之证去，有人吃了麻黄汗出而肌肤寒热之证退，有人吃了大黄泻下而腹胀便秘之证已，有人吃了车前尿多而尿少涩痛之证除……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先民们逐渐意识到：藜芦有涌吐作用，可以消除胸隔满闷呕；麻黄有发汗作用，可以消除肌肤寒热：大黄有泻下作用，可以消除腹胀便秘；车前有利尿作用，可以消除小便淋沥涩痛……于是有意识地分别将各物用于消除各自适应的人体病证，从而发明了原始医药。”[3]有的则表述为：“真正创造历史的是劳动人民，这句话也同样可以用到医学历史的起源。当然，最早人类已能从动物那边学会了本能的治病方法。……在原始石器时代的采集生活时期，往往有中毒危险，尤其植物中毒机会更多，许多治病药物又大多有毒的。因此他们如吃到与病对症的毒性食物（一般是具有催吐、发汗、下泄等毒性植物），并就好了，这样反复的经验，就把它铭记下来；那时他们都是聚族而居，这种治病经验就能有条件保存和流传下来。”[4]类似的表述方式尽管多样，但其核心意思却基本一致：认为古人对中药药性的认知都是直接来源实践。
但是，这种观点仅仅指出了中药来源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因为原始先民在找寻食物充饥的过程中能够试到可以治病的中药的概率是非常低的，而且正如中国科学院廖育群先生所指出：“这种改造'神农尝百草’而成的'中毒识药说’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首先，'饥不择食’虽然确实客观现象，但'食’的内涵是指可食之物，其外延包括人或动物平时爱吃与不爱吃的食物，'饥不择食’仅仅是为了形容人或动物在饥饿时，不再挑剔而已，并没有包括各种有害之物。……经过中毒而将其作为药物使用，需以人类对于有毒物的特殊性质与治疗效用间的特定联系已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为前提。对于早期人类来说，从'中毒’得到的经验知识首先应该是'此物不可食’！”[5]廖育群先生的观点甚是中肯。动物学告诉我们，当“动物得到一块食物时，首先要用嗅觉加以辨别，对有特殊气味者，绝不放入口中，这种现象也能见于婴儿。大部分的中草药都有不被人喜爱的特殊气味，天南星科的植物更有强烈的麻嘴棘喉之感，只要尝一下就会使人永远记住此物不可食。人与动物在极度饥饿时都会违背平时的伦理观念，以同类充饥。正是由于生物具有这种残酷的自我保护本能，才导致了种的延续生存。”[6]当然，动物自我保护的天然本能使得人类与动物在一些特殊情况——生病或受伤状态下会违背平常的进食习惯而选择一些诸如草根、树皮之类的天然物来进食或外敷，这是因为“在特殊生理、病理条件下，动物对特殊的'气’、'味’产生了不同于平时偏嗜与好恶。这种现象在当代人类中仍有所见。不仅常识告诉人们胎儿可以影响孕妇的口味，而且医生也可以根据病人对气、味的好恶来推断内在器官的病变。”[7]但显然，这种通过偶然误食或动物本能发现的中药数量定是极其有限的，而即便在生死边缘的非常情况，盲目试药的过低概率也会使人类对这种盲目的医疗实践敬而远之。
然而，随者社会的进步、食物的剩余和人类意识思维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分工，作为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巫医便集从事原始宗教活动和医疗治病实践于一身，其地位在当时极为显赫。我们还发现，“医”字在篆书中有两种写法：“”和“”，“医”字底下从“酉”表用酒治病，“医”底下从“巫”表明医巫的同源性。《论语·子路》记载：“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8]可见到春秋时期“巫医”的双重身份还存在。《灵枢·贼风第五十八》也还有“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9]的记载。而也是在春秋时期，“巫”“医”开始逐渐分化，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医”者专职身份已经确立。根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周朝已经出现了食、疾、疡、兽四个医学分科的医政制度：“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食医掌和王之六食……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兽医掌疗兽病……”[1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载虽冠以周代名，但实际上特指东周，特别是针对战国时期而言的。对此，张效霞先生经过考证指出：“《周礼》所载'医官’系统是战国时代医事制度的反映。”[11]东周时期出现了医和、医缓、扁鹊等著名的专职医家，其中医和提出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学说更是证明当时祖国医学已初具雏形。同时也表明，先秦时期我国医家已从早期的靠经验用药脱胎出来，进入了以较为系统的理论思维指导用药的阶段。而正是这些诸多医家较好地传承和发展先前的医药知识，包括对诸子学说的采纳吸收，才使得祖国医药理论较快地走向成熟，从而直接推动了汉代《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两本对先前医药知识系统整理汇编的经典的产生。可以说，杰出的医家人物可谓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直以来，我们秉承“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观。这固然没错，但是词语“劳动人民”是个集合概念，其是由每一单独个体的劳动者所构成；且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集体成果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每一单独的个体身上。其中，杰出人物个人高超的智慧和贡献有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正如廖育群先生所说“不管个人的成就如何需要客观的因素，但任何一种划时代的创建、从实践经验象理论的飞跃，终究要通过个人来完成，这种工作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如果说经验医学的发展有赖于人的智慧，那么体系化的成就非需要'英雄人物’不可了。……社会的变革或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需要这样的人，医学也不例外。没有他们，医学只能有量的发展（例如历代本草药物的总结、方书的扩展），难于（'于’字有误，当为'以’字——笔者注）以出现质的变化。特别是原始医学从建立在相同生活基础上的'同’，向各民族建立在不同文化基础上的'异’转变之时，影响人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否则，在世界范围内就应看到基本一致的发展模式。”[12]廖先生此段论述可谓精辟。的确，把人类认知的具体学科理论都笼统地归为一句“劳动人民的伟大实践”既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也对本学科的发展没有多大的推进作用。当然，此处笔者不得不指出廖育群先生的一点点小错误，这就是“经验医学”的提法有失妥当。因为“经验医学”由“经验”和“医学”两个语词构成，而能够称为“学”的，就表示其已经具备独立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科理论。而“经验”显然只是零散、不成体系的知识或认识的积累，将其与成体系的“医学”二字相并，显然违背了逻辑的严谨性。因此，笔者认为，“经验医学”应该称为“医疗经验的积累”比较妥当。不过，瑕不掩瑜，廖先生的整体阐述还是很精彩的。
综上所述，可以用张效霞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是就知识的总体而言的。”[13]对于如何“总体”的内涵，张效霞先生指出：“'总体’的意思至少需要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把某个理论放在历史长河中看，二是从人的总体，从人类活动的总体去看。”[14]也就是说，具体到中药知识来说，中药理论来源于“实践”也只能是从整个中药知识理论的整体来看的，其含义主要有二：一从纵向历史看，中药知识的确是无数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实践中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二从横向上看，中药理论是无数医家在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但是，后世医家所认识的那些先前医辈已经临证总结得出的药性知识，我们不能说还是直接来源于后世医家的实践，而是直接来源于理论的继承，然后再在临床实践中加以验证而已。另一方面，在医学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的条件下，一些中药新品种的发现或旧品种新药性的开发已经更多的不再是直接来源于实践了，而是先在原有医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思考推理，然后再在临证中加以检验修正，如果证实疗效可靠，则表明原来的推断正确，于是再总结成理论，使得原有的医药知识得到补充和完善。可以说，数千年来中药品种的不断丰富和医药理论的不断完善，大多是杰出的医门中人不断思考领悟和临证验证总结出来的，如“童子尿”的发现就是其中之一。尿液乃人体排泄物，骚臭之物，很难想象是哪位先民突发奇想或误喝了尿液而病体突然痊愈而与之联系起来的，所以应是某位医家先经过思考推理，认为童子阳气充足、气体洁净，尿液虽然恶臭但还保留有童子气纯的特点，故应该能够治病，然后再求证于临证，发现果然有效从而总结出来的。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道：“尿，从尸从水，会意也。方家谓之轮回酒、还元汤，隐语也。……热头痛，温气，童男者尤良。……小便性温不寒，饮之入胃，随脾之气上归于肺，下通水道而入膀胱，乃其旧路也。故能治肺病，引火下行。凡人精气，清者为血，浊者为气；浊之清者为津液，清之浊者为小便。小便与血同类也，故其味咸而走血，治诸血病也。”[15]此外，《本草纲目·人部》还记载有人屎、小儿胎屎、人中白等令人难以下咽的中药[16]，这些更足以说明某些理论之于实践可以起到先导作用，而中药炮制[17]的复杂多样也往往是先有医家的思考推断，然后才有行动上的实践。这些都说明，古人的药性知识不是都直接来源于“实践”，而是更多的是先思考、后实践、再思考、再实践总结出来的。显然，我们并没有反对实践对于知识理论的决定和检验作用，而是强调在人类理性思维已经较为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对于活生生的单个生命个人来说，正确的知识理论和合理的思考推断无疑可以大大提高实践的价值，而也只有这种实践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学术研究。而且正确的理论可以传承、合理的思考可以借鉴，进而由一人到多人，由点而及面的从理论落实到实践，其意义对于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就更大了。
[1] 本小节中对于中药是否来源于“实践经验”的分析有部分参考了廖育群先生《岐黄医道》和张效霞先生《回归中医》。见廖育群：《岐黄医道》，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83-300页，后文会分析。
[2] 根据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人的思维活动主要在大脑中进行，但祖国医学认为是由心脏生化的心气来完成的，因为大脑是先天元神所在，无思无虑。大脑主先天元神、为体；心脏主后天识神、为用。前文第二章已详述。
[3] 李今庸：《从实践的观点看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湖北中医杂志》2003年第5期，第3页。
[4]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页。
[5] 廖育群、傅芳、郑金生：《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4页。
[6] 廖育群：《岐黄医道》，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3页。
[7] 廖育群：《岐黄医道》，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页。
[8] （民）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32页。
[9]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灵枢译释》（第三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421页。
[1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67—668页。
[11] 张效霞：《周代医官考析(二)》，《中医药管理杂志》2008年第9期，第711页。
[12] 廖育群：《岐黄医道》，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13]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
[14]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
[15]（明）李时珍著，柳长华主编：《李时珍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1604页。
[16] 张效霞先生在《回归中医》举了人中黄等特例来说明，见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99页。
[17] 张效霞先生举了酒剂炮制黄连、黄芩、地黄等例证来阐释。见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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