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室故事前篇：夜班救护车的生死疲劳

原创 徐凝 真故研究室 昨天

 

急救车有时空车而返。

 

这是一件好事。晕厥的病人有一百种濒死的可能，但只要他醒过来了，神志清爽，就只是虚惊一场。急救小队也松了一口气，得以幸免一次和死亡的对峙。作为跟车医生，徐凝仍然会劝说对方去医院检查，一般都会被拒绝。“不急着跑这一趟。”他们对医院总有难言的“顾忌”。徐凝无法，只好原路返回。返程的急救车不再鸣笛，难得安静、松弛，缓缓汇入晚高峰的车流中。

 

但夜班急救才刚刚开始。

 

201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在《柳叶刀》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心脏性猝死的人数每年约55万，每日至少1500人心脏骤停，其中八成的病例发生在医院之外。与此同时，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普及率不足1%，除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之外的急救体系尚未完善，纪录片《人间世》指出我国的急救员配比是1:25000。可见急救工作之“急”。

 

从晚5点30到次日早8点钟的15个小时里，急救中心涌来整个杭州市最狼狈而恐惧的电话求救。车祸、醉酒斗殴、孕妇突发腹痛、老人昏迷不醒等等突发事件像冰雹一样砸穿了城市在白日的体面，暴力和血腥中纠缠着混沌的幸存希望。徐凝所在急救小队每晚保持着90分钟出车一趟的紧密节奏，她慢慢习惯了夜行动物般敏锐的感官本能，每一次抢救动作的协调都精确到秒。

图 | 纪录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

夜班工作开始之前，徐凝和老家的母亲简短地打了个电话。她学医十年，却眼睁睁地看着躺在病床的父亲身上插满管子，不能动弹。电话里，母亲说转进ICU的父亲意识不太清醒，可能就这几天。两人沉默了一阵。

 

120医生不便带私人手机，她安慰了母亲几句便挂机，心神不宁地换上工作服，检查车上的设备。旋即接到了简促的报警信息：30岁，男，在某岸边被人发现溺水打捞后呼之不应。

 

以下发生在仅一个夜晚的生死疲劳来自徐凝的投稿。

 

“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因为担心扰民，急救车只有在交通拥堵的时候才会鸣笛。急救车和警车的都可以叫警笛声，我跟车之后发现两者其实是有细微差别的。警车的笛声尖锐、短促，是严厉警告市民前方有危险。急救车的笛声会拖长一点，呜呜的，像是痛苦的呼救。

 

夏天的溺水事件高发，而且常常是多名青少年溺水。但这次的信息里是一名中年男性，我们都隐隐感到一些不寻常，但是不说。司机对杭州很熟，尽量抄近道，避开晚高峰，很快就到了河边。车一停稳，我就拎起几十斤重的抢救箱和监护仪，拼尽全力冲下车，直奔现场。两个担架工也跟着跑过去。

 

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看热闹的人群围了好几层。有人喊：“救护车来了！”人群应声而动，仿佛在等待戏剧的最后一幕，给我们让出了一条过道。

 

泥地上躺着的男人嘴唇发紫，心电监护提示无脉性电活动、肢体僵硬、瞳孔散大。但我还是抱着渺茫的希望开始了心肺复苏。这时，一个发颤的女人声音从背后传过来，“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我没有直说他已经不在了，一边试图唤醒他的心脏，一边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解释：“照现在的情况，存活的可能性不大。”然后我就没再多说了。在这种情况下，沉默也许可以是一种安慰。

 

担架工和我交替着抢救工作，整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男人的生命体征依旧没有变化，双目紧闭，渐渐冰冷。持续高强度的按压动作让我的双臂和膝盖感到阵阵酸痛，白袍沾满了污泥。我艰难地站了起来，向面前的家属宣告了死亡。

 

其实我一直学不会怎么宣告死亡，这是工作中最残忍的一面。我是转达死神的来意，还是解读空白的体征？有时想不明白为什么是我。120医生撞见死亡的概率更高，有人说这个岗位就是“捡尸体”，非常无力。我什么都做了，直线静止的心电图却告诉我什么都没做。我默默地撤离设备，感觉像是胸口被打了一拳。

 

另一边，刚才那个女人恍然反应过来，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小声说：“这就是你所谓的决定？从始至终，你的心里从来没有过我的位置啊 。”她像个陌生人一样畏缩在角落里，面如死灰，干枯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男人一动不动的尸体，似乎要将这个画面刻进身体里。像是在道别，又像是憎恨或者遗憾着什么。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闷热的空气里一丝风也没有。人们的议论声时高时低，对这次陌生的死别场景，他们的好奇多过不安，猜测多过哀悼。

 

图 | 徐凝工作的急救车内部

救护车返程的路上，那个陌生死者湿冷僵硬的触感仍然停留在我的手掌心。我忍不住一直回想躺在ICU的父亲，想象他的呼吸，他的脉搏。眼圈一阵发热，我揉揉眼睛。旁边的司机瞟了我一眼，欲言又止，也是不知从何问起吧。我一个医生竟然如此感性，看起来不够专业。

 

人并不是天然会呼吸的。婴儿刚出生时脐带还连着母亲，并不会呼吸。而脐带一旦剪断，婴儿就不得不启用肺叶，被迫学会自主呼吸。做医生也有这样一个过程，被迫学会所谓“冷酷的专业性”，急救车和急诊室一样，是速成这一点的绝佳地方。

 

“救救她！快救救她！”

急救车的院前急救是抢时间，我们要求一分钟内出车，去妥善处理患者的伤情，把他们踏进鬼门关的那一脚拉回人间，然后转送最近的医院做后续救治。担架工负责抬着患者跑来跑去，而我提着几十斤重的设备跑来跑去，基本是很繁重的体力活。

 

120轮岗医生往往是年轻力盛的青年医生，除了因为常态化的力气活，必要时还得跑得快，或者打得过（开个玩笑）。可能你们看新闻也会看到出车的医护被醉汉袭击、殴打。

 

从河边回到医院之后，我们陆续出了两趟“扑空”的急救，晕厥后醒来的患者都不愿意上车。本来以为这个晚上将和平度过，半夜11点时却收到了一个关于弃婴的报警，位置在老城区。

 

小巷街口几乎没有路灯，我们带齐设备下车，眼睛一时间甚至都不能适应这样黑的地方，看不清环境，也看不到求救者在哪里。一只受惊的野猫从荒草里窜出来，转瞬又不见了。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摇摇晃晃扑过来，散发着浓烈的酒精味。我心里有点慌，准备做好最坏的打算。

 

然而那个醉汉上来就是焦灼地喊着：“医生，救救她！快救救她！”

 

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踉踉跄跄地走到我面前，自顾地开始解释情况：“刚刚，我在附近……正准备回家，听到有哭声，然后就发现她躺在垃圾桶旁边。当时孩子哭得很厉害，很厉害，现在也许是累了，哭声变得断断续续。”

 

我赶紧接过孩子，她赤裸地被包裹在看不出颜色的旧毛毯里，小脸都哭皱了，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物件。我半蹲着飞快地测了孩子的生命体征，眼见着她呼吸越来越弱，不排除呼吸衰竭的可能，再加上体温39度，浑身皮肤因缺氧而变得青紫，随时有生命危险。

 

路都走不稳的醉汉不仅叫了急救，还报了警。但我们不能再多花一分钟在这里等警察来了，我简要地跟他说明了情况，他严肃地点点头表示明白。

 

然后我们在车上给孩子做好基本的监护和生命支持，一路鸣笛飞奔前往最近的儿童医院。不久后警员赶过来了，他说现场附近没有监控，暂时还无法查明婴儿信息，这孩子即使活下来，以后的路也只能看运气和造化了。

 

孩子交接给医院之后，我无从得知她的未来，甚至都不会知道她能否活下来。我不能想太多，也没有力气想太多。

 

图 | 记录片《人间世》

回到值班室已经凌晨1点，我和衣在床上躺着，努力闭上厚重的眼皮，听觉却变得异常敏锐，耳边总能传来似有似无的警报声，连自己的心跳声也格外清晰。恍惚间，我站在散乱着无数伤者的灾难废墟，哭声、喊声、爆裂声、警鸣声更像是来自地狱的钟声，沸腾地撞击着我的耳膜。所有人痛苦而疯狂地扯住我的脚，“救救我、救救我！”我拼命地想要逃离这恐怖的一切，可又像是被绳子绑住了手脚，动弹不得，我用尽全身气力却无力掌控自己的身体，我害怕极了。

 

这时，值班手机的铃声和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从梦境拉回了现实。

图 | 徐凝的“急救”手机，一部接收出车消息，

一部与接收医院沟通

“我在家等他回来。”

我蹭地坐直了，庆幸刚才的一切只是梦境。值夜班不可能有完整的睡眠，我要学会把疲惫揉碎了塞进更加零碎的歇息缝隙里。可能是父亲的情况让我难过，所以逼仄的缝隙里又塞了噩梦。这一次的消息提示是一名80岁老人上厕所时晕倒，“80岁”这个信息点远比任何危、急、重症都要让人紧张。

 

我担心又一次去面对死亡，打开车窗吹吹风，想要保持清醒和镇定。路上打电话询问病人的基本情况和既往病史。接电话的是个中年男子，语气又急又重：“求你们快点到，我妈只说摔倒了人昏迷了，我现在已经从上海赶回去了。”

 

报警的住址是一个老小区的6楼，没有电梯。楼层其实也不高，但跑了一夜实在很累，我还提着医药箱，每一步都艰难得像在攀登珠峰。患者的家门提前敞开着，房子里堆满了瓦楞纸箱和和塑料瓶，凝滞的空气里混杂着草药味、饭菜味、霉味。

 

老爷爷瘫坐在马桶旁，大概陷入了昏迷。我大声贴在他耳旁呼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奶奶看起来很健朗，焦急地踱来踱去，想为他做些什么，却发现什么也做不了。我紧急做好基本的生命支持工作，确认老人还有呼吸心跳，我告诉奶奶需要抓紧安排老人入院排除心脏、颅脑疾病以及有没有外伤。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老奶奶低声喃喃，两手发颤，转来转去给老伴找盖毯和衣服。

 

我安慰她说：“你儿子马上就到了，问题总有办法解决的。”然后例行询问，“奶奶，要不要一起去医院？”

 

她似乎是愣住了，没有回答我。我又问了一遍，她想了好一会儿，一字一顿地说：“我不去了，我在家等他回来。”

 

离开之前我又问：“您自己在家没事吧？”

 

她淡淡地点了点头，大概还是老人家的执念，觉得医院这种地方少去为宜。

图 | 徐凝当时工作的急救中心，现已调离

 

安顿昏迷的老人之后已经凌晨三四点，后半宿没有其他报警了。我浑身酸痛，游魂似的飘回值班室，完全瘫倒。但是无法完全睡着，半梦半醒，大脑失灵。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这样的，生物钟不适应就很痛苦，活像一种酷刑折磨，怎么形容呢？就是把你的迷走神经反复地抽出来揉皱之后又塞回去。

 

我没有怨言，决意做医生那天开始我就不会有任何怨言。小时候觉得穿白大褂的大人很酷，所以学了医。我不知道怎么概括或者捕捉这份工作的具体意义，也许是在急救车飞奔的速度里吧，也许是我双手交叠在患者胸前用力唤醒心跳的那一瞬间。

 

在急救车里跟死亡争分夺秒给人的体验是鲜明而切身的，你会感觉到死亡的胁迫指着你的鼻尖。人们的生存意志时而强烈、时而微弱，每一分钟你都要迅速思考、判断。你紧握着无数人的命门，绝不能轻易松开。

 

我们在科室思考疾病的隐喻，在病房思考生命的意义。在急救车上，这个生与死之间的裂缝根本没有思考的余地，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就是思考的结果。急诊室也是一样。

 

等到白班的同仁进来值班室交接，连续15个小时的守望才暂告一段落。我打开衣柜，拿出自己的手机。家里打来好几通电话，短信说父亲没熬过今晚，叫我抓紧回老家一趟。我揉揉眼睛又读了一遍短信，大脑嗡地一声，像是恒星在我体内塌缩成一个黑洞。没有眼泪，没有情绪，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很困，很困，感觉能睡上一个世纪。

— END —

撰文｜徐凝

编辑 | 吴荣欣

部分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