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一位名叫孙纬的人，为秦桧写了一首祝寿诗：“面脸丹如朱顶鹤，髭髯长似绿毛龟。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间祭灶时。”一般人若听到自己被比作“绿毛龟”，定会勃然大怒；可秦桧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十分高兴（甚喜之）。（温馨提示，此段建议18岁以上读者阅读，给孩子念时可以跳过）诚然，假若按鲁迅先生的说法，“骂娘”当为“国骂”，那么“wangbadan”“guisuner”等一系列“龟言龟语”，得是仅次于“国骂”的存在。在一众小说或影视作品中，即便是受过良好家教的老实人，被逼急的时候，也会骂上一句“wangbadan”。既然如此，秦桧为何会如此高兴呢？难道说，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表现他听不懂好赖话吗？实际上，孙纬的这首《献寿诗》还真不是在骂人。人们对乌龟的“设定”在元代之前十分受欢迎，上至天潢贵胄，下到走卒贩夫，皆对乌龟充满好感乃至尊崇。这源于乌龟本身的特点，司马迁称它：“寿蔽天地，莫之其极。”王充《论衡》中说：“龟三百岁大如钱，游华叶上，三千岁则青边有距。”任昉《述异记》亦云：“龟一千岁生毛，五千岁谓之神龟，寿万年曰灵龟。”由此可见，乌龟的长寿“龟设”深入人心，就连魏武帝曹操也曾借“神龟虽寿”抒发心志。除了乌龟以外，鹤也有长寿的美好寓意。唐代有著名乐师李龟年、李鹤年，汉代有乐师李延年，有人将三人名字连在一起，谓之“龟鹤延年”。因其构思过于巧妙，千百年来无人能对出下联。这么看来，孙纬把秦桧比作鹤与乌龟，也的确是祝他长寿。这种形容起源甚久。早在远古社会，先民便发现：乌龟非但寿命悠长，还拥有非同一般的忍耐力与适应力。它们长时间不吃东西，却不会被饿死；无论在水中，还是陆地上，都能任意遨游；遇到危险时，乌龟还有坚硬外壳保护自己……在自然崇拜的初始阶段，乌龟顽强的生命力引起先民的羡慕，后逐渐转变为一种崇拜心理。按《礼记·礼运》记载：“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华夏族的四大图腾谓之“远古四灵”，而乌龟正是唯一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物种。这种近距离接触，让古人对乌龟愈发崇拜。伴随着“龟崇拜”的盛行，人们更愿意把一些“神灵祥瑞”往乌龟身上解释。据《史记·龟策列传》记载：“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又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王十二年，张仪、司马错破蜀克之，仪因筑城，城终颓坏，后有一大龟从硎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龟行所，筑之乃成。”乌龟不仅能起到引气、养生功效，还能传达神灵之意，助秦筑城，以至于成都亦得名“龟化城”。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华文明的关键发展阶段，总能看到乌（灵）龟的身影。在女娲补天、伏羲演卦、大禹治水、仓颉造字、商汤伐夏、周公作礼……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灵龟或牺牲自己、或带来神灵意志，发挥了重要作用。受此影响，乌龟“长寿”“吉祥”的“龟设”流传非常久远。俗话说，“千年王八万年龟”，时至今日，闽南等地在过六十大寿时，都要作一次龟寿，唤为“作龟”。中原及长江下游一带，还流行在孩子的后脑勺上留一绺长发，这是对乌龟尾巴的“仿妆”，故称其为“乌龟梢”。显然，人们想通过这种方式祝福孩子们长寿，是以“乌龟梢”也被叫作“八十毛”或“百岁毛”。在“长寿”“吉祥”的基础上，人们又开发出乌龟“辟邪”与“聚财”的功效。北宋名臣赵抃不畏强权、刚直不阿，被誉为“铁面御史”。此君出任地方官时，总随身携带一琴一鹤一龟。“琴鹤意象”一般表示君子的“崇德尚洁”之风，这足见赵抃之志；至于乌龟，既能图一个吉祥、长寿的好兆头，也能将其置于屋宅之内辟邪，或防止小人作祟。接着再看“财神”龟设。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曾提到八大名龟：一曰“北斗龟”，二曰“南辰龟”，三曰“五星龟”，四曰“八风龟”，五曰“二十八宿龟”，六曰“日月龟”，七曰“九州龟”，八曰“玉（王）龟”。时人有云：“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可见乌龟成“财神”的时间，比赵公明、关羽、比干等人还要早。这与乌龟本身的财富属性也有关系。先秦时期，龟甲可作货币，梁启超云：“古代用龟币，以全龟为之者固多。”此外，古代有名的宝石玳瑁，也是用乌龟（玳瑁龟）甲壳制作而成的。综上所述，乌龟的“龟设”一直都非常讨喜，与现代人口中的“王八蛋”大相径庭。那么，被古人视为长寿、吉祥、财富的灵龟，怎么就变成骂人的话了？远古时期，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人们往往将其归结到“神灵”身上。天地万物，从何而来？于是便有了盘古开天辟地、演化万物。四时交替，因何而始？所以又有了四季之神，并分别对应东（春神句芒）、西（秋神蓐收）、南（夏神祝融）、北（冬神玄冥）四大方位。乌龟冬眠不用进食，还能保持长久寿命。对此，远古先民同样无法解释。所以，他们会把乌龟当成神灵的使者，并将其奉为部落的图腾与信仰。上文提到，乌龟是“远古四灵”中唯一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们既然能经常接触到，自然会拿它来做文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龟甲之占卜。人类社会从部落向大一统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龟甲占卜的结果总能影响到国策。据《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上三代（夏商周）君王在发动战争前，常用龟甲占卜。这是乌龟由凡俗转向神权的关键一步。王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与合法权，会大力宣扬“君权神授”思想；乌龟是神灵使者，故而龟甲占卜的结果即代表了神灵意愿；而卦象若是大吉，王者出征便是得天之助。至两汉时期，天人感应、五行、谶纬学说大行于世，龟崇拜也愈发兴盛。彼时，龟与皇权融为一体，朝廷甚至把龟和自家祖宗放到一起供奉，还铸造了象征皇权的龟鼎。据《后汉书·舆服上》记载:“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钮。”除金印外，汉代掌银印、铜印的高官亦用龟纽官印。现已出土的西汉“石洛侯（金）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西汉“刘疆”铜印（现藏于永州市博物馆）等文物便证明了这一点。及至唐宋时期，文化大兴，官方崇龟愈发兴盛，武则天立武周朝，以玄武（龟蛇合体）为祥瑞，后改鱼符、虎符为龟符；北方边陲的都护府后来也更名为龟林府（玄武为北方之神）。李商隐还用一句“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捧红了“金龟婿”一词。此外，凡神灵圣贤、功勋武将、治国良臣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须立碑铭记的，皆为龟形碑座（即龟趺）。时至今日，还能在西藏拉萨的大昭寺前看到龟形碑座的“唐蕃会盟碑”。宋代以降，龟崇拜深入民间，又衍生出与世无争、高洁傲岸的寓意。文人士大夫好用龟纽私印，甚至以龟为名号。当时有著名典籍《册府元龟》《诗话总龟》《言行龟鉴》，大诗人陆游晚年也自号“龟堂老人”“龟堂病叟”。至此，不难看出乌龟成功“上位”的秘密。一方面，人们对乌龟的认识还比较局限，未能窥其全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乌龟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古代统治者才会把它与君权、王权牢牢绑定在一起，用以宣扬“君权神授”。因此观之，崇龟文化早已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当中，中原政权的统治者继续推动龟崇拜的发展，也更有利于王权稳固与社会安定。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各种自然现象的认识也愈发清楚，“白月光”乌龟身上的一些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变得不再神秘。唐代中后期，已经有人注意到了乌龟的胆小。文坛大佬韩愈曾批评“乌龟怯奸，怕寒缩颈，以壳自遮”。宋代郭印亦曾在《咏龟》中写道：“不食本无营，畏人长缩颈。”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时，称玄武为“北方之神，龟蛇合体”。但玄武大帝“人格化”后，龟蛇却不再是玄武神，而是成了玄武大帝脚下的龟、蛇二将。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向北方真武大帝（即荡魔天尊，原型之一是玄武之神）求援时，龟、蛇二将还曾出场亮相过。看来，乌龟的“龟设”早有崩塌的趋向，但因为官方推崇与民间崇龟风气的盛行，它暂时稳住了自己的地位。不过，一旦乌龟失去了它的“大靠山”，其好日子便彻底到头了。以今人眼光，乌龟的羞辱含义主要体现在“缩头乌龟”“绿帽龟”与“乌龟王八蛋”三个方面。若论“缩头乌龟”，可追溯至唐代中叶，就连宋代大文豪苏轼也有“缩颈夜眠如冻龟”的描写。反观恶意满满的“lvmaogui”与“乌龟wangbadan”，则成熟于元明时期。何以见得？不妨从“绿帽子”说起。须知，古代绿色为间色，在正色（青、白、黑、赤、黄）之下。两汉时期，身份卑微的贱者常裹绿头巾示人。按《汉书·东方朔传》：“董君绿帻傅韝，随主前，伏殿下。”颜师古注曰：“绿帻，贱人之服。”唐代李封任延陵令期间，亦曾令犯人头戴碧绿头巾以示羞辱。到了元代，朝廷则用明文规定将绿帽与娼妓之家的男子绑定到一起。见《元典章·礼部·娼妓服色》：“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巾。”青色有时可解释为绿色，故元代娼夫所戴“青巾”便是绿帽。可是，这与乌龟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乌龟背上常附有绿色水藻，故而也被称为“绿毛龟”或“青毛龟”。民间有“龟背上刮毡毛”的谚语，可知人们很早便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于是，难免有好事者把龟背上的绿藻与贱者所穿绿袍联系在一起。更巧合的是，吴地还有一种乌龟，头上生有环形绿纹，犹如娼夫所戴绿帽。所以，人们才把乌龟与绿帽紧紧联系到一起。随着“绿帽”羞辱意味的加深，“lvmaogui”也成了“妻子红杏出墙”的惯用形容。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早已意识到乌龟的形态特征。成书于南朝梁的《南齐书》中，便有“武骑常侍唐潜上青毛龟一头”的记载。既然如此，为什么当时没有人把乌龟和“绿帽”联系到一起呢？正如上文所说：乌龟早就与皇权深度绑定，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拥有官方“背书”，自然鲜少有人去刻意放大乌龟身上的一些缺点。而问题的关键是，元朝是马背上的国家，其代表的草原文明与中原的农耕文明并没有太多共通之处。一方面，蒙古人的图腾中没有乌龟，对其没有崇拜心理；另一方面，元代贵族对中原文化不甚了解，故而在建立国家后，他们更偏向于草原文明的风俗、礼仪与习惯。比如元代官印，便一改往日龟钮形象，用直钮取代了它。刘兆元在《中国龟文化》中还指出：元代以前的“十七史”中，皆有以龟为名的人和事，唯独元史乃至明清史中，没有一个以龟为名的人志和事物。结合官印之变化，他得出结论：元代统治者刻意贬低了龟崇拜。窃以为，这种说法是拿结果来反推理由，稍有片面。明代亦是中原政权，为何不见其对乌龟进行“洗白”呢？只能说，元代贵族确实对乌龟没啥好感；而这，已足以让乌龟跌落神坛了。墙倒众人推。没有“靠山”的乌龟，其身上的缺点便会被无限放大。“缩头”是一方面，“绿帽”是一方面；而“杂交”一说则更为流行，乃至甚嚣尘上，不绝于耳，进而演变成了那句非常经典的“乌龟wangbadan”（参见下图）。
早在东汉时期，许慎便在《说文解字》中提及：“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龟鳖之类，以它（蛇）为雄。”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乌龟无法独自繁衍后代，需要与雄蛇进行杂交才能下蛋。所以，“wuguidan”“wangbagaozi”乃至“hundan”都是骂人“杂种”的意思；在极其看重血统的古代社会，这些形容不可谓不恶毒。但很明显，元代之前几乎无人以“guidan”来骂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乌龟有“龟崇拜文化”保护；另一方面，这还与贞操观尚未成熟有关。南宋时期，程朱理学愈发兴盛，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经元明两代统治者的推动，世俗对妇女之贞操无比苛刻。彼时，兼有“妻外遇”与“杂交”概念的乌龟，彻底沦为极具羞辱性的词汇。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引《败家子孙诗》中，便有“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之语，以此隐喻乌龟“纵妻行娼、乱伦无耻”。陶宗仪是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深受中原礼教与传统文化熏陶。若非世俗对乌龟偏见太深，他又怎会将这首抹黑乌龟的诗歌收录到自己的著作中呢？世俗贬龟已成潮流，故元明之际还有民谣称：“宋后无人敢名桧，入元龟字有恶名。”孙纬当年将秦桧比作“绿毛龟”，竟一语成谶；恐怕秦桧自己都没想到，他会与乌龟享受同样“待遇”。当然，乌龟若能开口，也难免要道上一句“真晦气”。自乌龟“龟设”崩塌以后，各种不好的形容都开始往它身上套，亦如上古时期人们附会的“吉祥”“通灵”含义。比如“王八”，这个词语早有贬义用途，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少时无赖，乡人便称他为“贼王八”。而巧合的是，上文所引《史记·龟策列传》中，有一种灵龟就叫“八王（一说为玉）龟”。乌龟遭到贬低之后，便有好事者颠三倒四，称其为“wangbagui”或“guiwangba”，并由此衍生出了“wangbadan”“wangbagaozi”等带有“杂种”意味的羞辱之语。在此基础上，“王八”还被附会为“忘八”，将其与传统的道德标准挂钩；于是乎，被称“王八”者便缺少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从此沦为“社会败类”。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面对凭空而来的污蔑，今人尚且难以招架，更别提无法言语又无处喊冤的小乌龟了。古人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乌龟的“龟设”崩塌，在所难免。1、司马迁撰，三家注《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2、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3、刘兆元：《中国龟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4、王得温，黄静：《神秘的龟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5、郭孔秀：《中国古代龟文化试探》，《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6、杨琳：《龟、鸭、王八语源考》，《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7、陈益民：《“绿帽子”考》，《寻根》2016年第5期8、刘洁，李丽：《从汉字看由灵降俗的龟文化》，《衡水学院学报》第2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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