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徐州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龙飞之地,将相之乡”。自古苏轼与徐州有着不解之情。秦少游曾有著名诗句：“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这里的“苏徐州”指的是苏东坡。1077-1079年苏东坡在徐州当太守约两年左右，不仅留下很多德政、善政和美政，还留下了300多篇诗文，相当于每两天写一篇，可谓文思如涌、诗兴大发。1082年他才自称东坡，后世也叫他苏东坡居多，而苏徐州，是在他自称东坡之前另一个最典型的代称。
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仁”这一儒家精神是烛照人生的信念，也是持之以恒的追求。
熙宁十年到元丰二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苏轼的为官生涯中几乎短暂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从个人成长到文学成就的角度来看，却又是极为重要的。太守工作的开始可谓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苏轼极其果敢冷静地带领徐州百姓成功抵抗了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之后，徐州便修筑了一座“黄楼”，既是取“土能克水”之意；又是对苏轼于危急中挺身而出、无私勇敢地拯救古城壮举的感谢。元丰元年九月，当黄楼建成之日，苏轼登楼欢饮并作《九日黄楼诗》一首。在诗中，苏轼面对新筑的黄楼充满无限感慨，一面回忆起前年洪水袭城时可怖的景象以及自己和众人忙于抗灾无暇赏花饮酒的紧张情形；一面表达了自己为刚刚落成的黄楼成为古城新景而异常欢快的兴奋之情。
除了抗洪，苏轼还在元丰元年的春夏之交率领徐州百姓抗击了一场极为严重的旱灾。“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面对严峻的旱情，苏轼忧心忡忡，却又无计可施，率属下同去徐州城东的石潭祈雨。许是被苏轼的诚意所感，徐州普降甘霖。在面对同僚道贺时，苏轼不仅没有贪功，反而保持了一如既往地淡然：“君看大熟岁，风雨占十五。天地本无功，祈禳何足数”。旱情得到缓解后，苏轼又一次前往石潭谢雨，并在沿途深入乡间考察民情，由此创作出五首脍炙人口的《浣溪沙ˑ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这一组词不仅是苏轼继密州词作后的又一次大胆创新，也真切地表达了苏轼对于底层民众最直接最诚恳的关爱之情。
熙宁十年的冬天，成功击退了洪灾的苏轼并没有因为神宗的嘉奖而沾沾自喜，恰恰相反，他深入到徐州百姓的生活中去，为底层群体常年的悲苦困境而呼号：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稠，日暮敲门无处换”。
寒冷也许不会让人失去生命，但是无尽的寒冷却会泯灭人的希望，曾经目睹过巴蜀农民“衣食常苦艰”的苏轼，怀着一颗“悯农心”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寻访到了石炭。这一发现不仅改变了徐州百姓苦寒饥冷的严冬生活，而且因为煤炭炼铁的技术革新“提高了铁炉温度,加速了冶炼进程, 同时增加产量,提高质量”[1]，进一步巩固了徐州作为传统冶铁重镇的地位。苏轼在《石炭（并引）》中也禁不住表达了自己喜出望外的激动心情：
“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磬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链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
苏东坡问路百姓白土寻煤
两年的太守生涯，虽然奔波忙碌、费尽心血，但是苏轼却为自己得到百姓的认可感到快乐和幸福。离任之际，徐州百姓集体自发为他送行，面对此情此景，苏轼也是难舍难离，用《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的前三首记述了自己彼时对徐州的留恋之情。
“不惑”之年的苏轼早已洞穿了人生的真谛，他完全可以选择从红尘中抽身而去，不问世事，但是“职责”却让他无法放任自己的率性。正所谓“宦游无远近，民事要更尝”（《次韵子由送赵屼归觐钱塘遂赴永嘉》），苏轼终生都背负着这样的信念去对抗多舛的命运。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轼在密州未能完成和弟弟苏辙团圆的心愿，却意外地在徐州赴任的途中得到了实现。兄弟情深打动了苏辙的长官张安国，特许苏辙陪伴苏轼共赴彭城。兄弟二人得以在颍州之别后的第六年共度中秋，喜出望外的苏轼提笔又书写了一首《水调歌头》：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因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除了和弟弟苏辙短暂而美好的团聚，苏轼在徐州还迎来了诸多故交旧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王巩。王巩虽然是官宦世家子弟，为人却“跌宕傲世”。他和苏轼不仅性格投契，而且有着共同的政治主张。苏轼在黄楼落成之后邀请王巩赴徐州一游，王巩以“恶客”自谑，兴致盎然地回应了好友。苏轼高兴万分，并为此创作了数首幽默精彩的诗歌。美好的相聚之后总要面对伤感的离别，苏轼恋恋不舍之余在大醉中写下了《王定国自彭城往南都时子由在宋幕求家书仆醉不能作独以一绝句与之》：
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无人霜月寒。泪尽粉笺书不得，凭君送与卯君看。
在徐州，苏轼还结交了许多徐州当地的朋友，比如自号云龙山人的张天骥。张天骥是一位才学俱佳却选择遗世独立的隐士，对隐逸生活一直充满向往的苏轼在听闻了他的事迹后便主动登门拜访。在看到张山人甘守清贫却能自得其乐的状态后，苏轼不由得心生敬佩，对比自己深陷世事、烦恼不断的生活，张山人成为了苏轼笔下理想君子的寄托。从此，苏轼不仅在公务闲暇之时与其悠游唱和，并且对其旷达自在的思想境界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和深刻的阐述。著名的《放鹤亭记》便是苏轼在与张天骥交往过程中书写的一篇文学经典。
云龙山放鹤亭
徐州阶段的苏轼虽然饱受变法派的批评和攻击，却依然对于国事保持着强烈关注。
首先是奖掖后进，提举贤才。苏轼一生都有爱才惜才的美名，这固然有他早年被德高望重的前辈如欧阳修等人的提携经历有关，也和北宋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有关。范仲淹曾对人才选拔问题有过非常深刻的阐述：“夫善治国者，莫先育材。”[2]徐州自古乃南北战略要地，人才辈出，比如王子立，苏轼称之“贤而有文，喜怒不见，得丧若一”、“有类子由者”（《王子立墓志铭》），常与之“吹洞箫饮酒杏花下”（《忆王子立》），还荐其与苏辙之女联姻。可惜此人三十五岁便因病离世，苏轼为此伤心不已，特作一篇墓志铭悼之。元丰元年苏轼曾在黄楼主办了一场“鹿鸣宴”，这是在乡举考试放榜次日宴请主考﹑执事人员及新举人的仪式。在这场宴席上，苏轼创作了《徐州鹿鸣燕赋诗叙》，鲜明地表达自己对于人才选拔的态度。
文章用西汉韦平父子、晁错、董仲舒等人的典故说明北宋人才选拔方式的特点；借用“离垢先生”——南朝时徐州人刘慧斐的事迹，指出隐逸并非其初衷，而是受友人张孝秀影响的结果，间接表明了自己对于知识分子入仕行为的肯定；而后对于自己在徐州太守任上，能够为新举人主持“鹿鸣宴”感到鼓舞和振奋，因此要用诗文记录这场群贤聚集的盛会；结尾部分，作者谦虚地回忆了自己昔日参加科考的经历，也表达了对新进的一种热切期冀。
其次，体恤弱势群体，整饬法令制度。《乞医疗病囚状》作于元丰二年正月，彰显了苏轼悲天悯人的个性。对于被囚禁的罪犯，寻常人往往是避之不及，甚至欲除之而后快，但是苏轼却以一种超越常人的境界提出囚犯的医疗救治权。就一般传统而言，囚犯服刑期间若因量刑过重而死，施刑者是要受到处罚的，但若有囚犯在狱中因病而死，往往不会被人关注。对此，苏轼不禁发出了质疑：“若本罪应死，犹不足深哀，其以轻罪系而死者，与杀之何异？”苏轼认为囚犯病死往往并非狱官主责，而是由于狱医制度的不健全所致。建议一方面要从政府财政收入中拨出专项经费聘请狱医，一方面对狱医也要进行量化考核和奖罚。正所谓“人人用心，若疗治其家人，缘此得活者必众”；“感人心，合天意，无善于此者矣。”生命不分贵贱，不分尊卑，体恤弱势群体并非反对公正，恰恰相反，这是对于生命的珍视，也是人类生存延续的必要前提。
作为一个生性放旷自达、向往人间美好的文人，苏轼对自然之美的追求是其天然本性的释放，也是日常生活的组成，更是思考人生的法门。在徐州这样一座富有人文历史和自然山水资源的城市里，繁忙的公务并不能阻挡苏轼热切的步伐，在山水中自得，在天地中悠游，酝酿动人的诗文。
云龙山风光
苏轼常常出入于云龙山，对此间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深情，并将之诉诸于笔端。有时是单纯摹写云龙山的风景，比如《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鱼龙随水落，猿鹤喜君还。旧隐丘墟外，新堂紫翠间。野麋驯杖履，幽桂出榛菅。洒扫门前路，山公亦爱山。
万木锁云龙，天留与戴公。路迷山向背，人在瀼西东。荠麦余春雪，樱桃落晚风。入城都不记，归路醉眠中。
张山人的故居因大水被毁，后在故居之东重建，此诗应该是为友乔迁新居贺喜而写。新居与旧居相隔不远，但是风景更好，草木葱茏，令人心旷神怡。更有“野麋”、“幽桂”等富有象征意义的动植物出现。面对既幽深又秀美的云龙山，苏轼不禁艳羡起好友的生活，发出“天留与戴公”的感慨。
《枯木怪石图》苏轼任徐州知州时亲往萧县圣泉寺时所创作
除了歌咏风景之美，苏轼诗文中还有深刻的哲思之美。《游桓山记》写于元丰二年正月，是一篇简短精炼的妙文。桓山之称是因山上的桓魋石室而来，桓魋，春秋宋国人，阻挠孔子与宋景公交好，后因谋逆事败逃亡他国，还曾经因为孔子批评他耗费巨资在桓山修建石室、石椁而派兵追杀孔子。苏轼与朋友游览桓山时，朋友中有一个叫做戴日祥的道士携带了著名的雷氏古琴并演奏了古曲《履霜》，有人担心墓地之旁奏乐不符礼节而提出异议。苏轼却不以为然，引用了季武子丧礼上曾点倚门而歌的例子，并指出桓魋“愚人”的本质，风趣地说明“鼓琴而歌”可以达到“使魋而有知也，闻余鼓琴而歌知哀乐之不可常、物化之无日也”的目的，从而降低桓魋愚笨的程度。游记的最后，朋友们也为苏轼的解说而释然。
苏轼的人生是一幅生动的画卷，徐州的太守生涯也许就是这画卷上的一方净土、一抔清泉、一弯明月、一簇幽兰，它为苏轼的文学生涯增添了无数传唱后世的佳作，也为中国文学空间塑造了多样化的审美范式。生命是流动的，对美的追求是永恒的，苏轼的坚守和灵动正是在一篇篇流传千古的杰作中构成了壮丽的景观，给人以无限启迪。
END
注释：
[1]程民生.宋代徐州述略.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七辑)——中国古都学会2000年学术年会暨中华古都徐州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研讨会论文集.2000.
[2]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卷四.中华书局，1985.
作者：石艳艳
简介：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中文系，博士，副教授。长期从事地方文化传播研究，曾发表论文数篇。同时担任南京财经大学普通话测试员，致力于普通话推广宣传等工作。
审核、发布：张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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