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的肇始：1800年清朝设置长春厅

你能想到么，一个城市的兴起，却源自一个人的非法开荒行为。

长春厅设立于1800年，起因是大量汉人流民涌入郭尔罗斯部蒙古地区开垦农田，清朝官方几度犹疑，最终承认既成事实的结果。

长春厅是内蒙古哲里木盟内陆化的开端，也是清朝承认既成事实，在柳条边外蒙古盟旗内设立的第一个内陆型建置，在闯关东大移民史和蒙旗内陆化、农耕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从长春市区乘车，一路南下，大约经历半小时车程，就来到了长春厅旧址。这座有着200年历史的的吉林省省会城市，就是从这个小聚落开始，逐渐演变成一个区域性的大都市。

下了车，一条柏油马路直通长春厅旧址。与市区相比，这里显得格外宁静，道路两侧草长莺飞，不时有游人骑车路过，感受着这里的片刻安定。而此处在200年前，曾经是官府的中心地区，理事通判衙门处理着周边百姓的各种纠纷以及官府的公示文书，那时的长春，可以想象到就是一个北方小镇的风貌。

长春形成一个集镇，还得从清朝初期说起。为了保护满清统治者的“龙兴之地”，同时防止汉族流民进入蒙地，几代清朝皇帝修建了柳条边，将蒙古地区与吉林、奉天分隔开。但是，到了清朝末期，政府治理能力降低，加上中原地区的饥荒产生流动人口，百姓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向东北地区迁移。这是当时的大趋势，再具体到一个事件上，根据嘉庆年间的公文和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恭格拉布坦因早年借用了张立绪等民人的数千两白银无法偿还，于是向债主“出放印信合同”，让他们“私招民人聚集，盖房开垦”。张立绪于是前往关内招募农民来到长春这片土地，并向耕者收取押荒银，蒙古王公也可自行收取，以抵偿欠款。蒙古王公地多租少，对农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大量流民经赤峰等地，绕开柳条边门的检查，来到长春一带。流民的乡亲们听说他们“在此租种地亩，年来历获丰收，度日甚易”，于是纷纷“携眷投奔前来”。

恭格拉布坦去世后，他的儿子继续招纳流民。由于这种私垦行为属于“违例妄行”，因此被蒙古官员上报到理藩院。嘉庆四年（1799年）十月，皇帝下了一道上谕，要求吉林将军秀林就近查办这一事件。一个月后，秀林奏报称，已经查明“郭尔罗斯辅国公恭格喇布坦私招民人垦种事件，共查出流民2330户，开垦土地为265648亩”。同时，秀林又建议，在“郭尔罗斯地方设置通判、巡检，设官弹压，管理种地民人”。而军机处、吏部等多位朝廷重臣也认为，已经定居10年的流民“难于驱逐”，不如在这块蒙地上设官进行管理，这样对于蒙古贵族的生计“亦大有裨益”。嘉庆皇帝同意了秀林的建议，于是在郭尔罗斯地方设立理事通判，其衙署就建在长春堡附近，取名“长春厅”，由此长春正式形成。

厅本来是管理专项事务的机构，但在清代的边疆地区，特别是东北、西北、西南一些人口不多、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朝廷为便于管理，在这些地区设厅，行使府州县才有的行政职能，厅的主官叫做理事同知、理事通判。边疆地区涉及管理少数民族，往往情况复杂，所以对同知、通判的身份和能力是有特殊要求的。

站在长春厅遗址向南眺望，可以看见碧波荡漾的新立城水库，水库截取伊通河的水而修建，为长春市的城市用水提供水源。长春厅选址在伊通河的河漫滩上，只有短短25年，衙门便不再使用，此后便渐渐荒芜，热闹的小镇也被农田取而代之。

关于长春厅衙署的地理位置，在《长春县志》中载：“长春厅之设非在长春堡，乃在堡东隔伊通河十里地方筑土城设治，因谓之为新立城。”

1800年长春厅建立时，朝廷实行的是不多添一人、不多开一垄的封禁政策。道光七年（1827年）开放蒙荒，算得上长春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级政策支持。此后，这里的土地大量开发，人口繁盛，村屯增多。长春厅是吉林将军境内第2个建治单位，是清代东北地区建立的第14个行政单位。辖境相当今吉林伊通河、饮马河流域。长春厅初辖怀惠、沐德、抚安、恒裕四个乡，43个甲。

长春厅隶吉林将军，礼部铸发“吉林长春厅理事通判之关防”，首任通判是蒙古镶蓝旗人六雅图，正六品。长春厅只管理民人事务，“弹压地方，管理词讼，承办命盗案件”，地租由蒙旗自行收取，长春厅署协助。长春厅境内的蒙古事务归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管理。长春厅境内的满洲八旗事务与长春厅无涉，归吉林将军辖理。长春厅因为是在蒙地上“借地设治”，所以这个地方政权称之为“厅”，印信为“关防”，长官为“通判”，以示与当时正规的地方政权－“县”“州”“府”“道”相区别。

长春厅建立后，随着流民的不断进入，土地开垦的持续扩大，长春厅人口快速增加，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时，长春厅已有农户13877户，人口6万多人，开垦土地接近40万亩，每年交给蒙古王公的地租银达到8200多两。清道光二年（1822年），清政府又设农安乡，划归长春厅。道光五年（1825年），长春厅署移址于宽城子（长春旧城的名称，位于今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路以东，伊通河以西，长春大街以南，解放大路以北一带），厅署修筑于今四道街，厅名依旧，厅之所在地名宽城子与长春并用，长春之名正式使用于此。

在清代，移建衙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要花费大笔银钱。长春厅衙署的移建，适应了长春厅的发展速度，化解了人口增加对于治权带来的压力，又增加了周边的辐射能力，有利于日后长春厅向西、北、东3个方向的开发与扩张，为蒙古王公持续推行开放政策提供了行政管辖能力上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衙署移建奠定了今天长春城的基础，是长春城市史的真正开端，也是长春发展史上的首要历史事件。

由于长春发展迅速，人口增加，蒙民交涉日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盛京将军禧恩就曾奏称，“长春厅本属蒙古。民人交杂，公事繁多”。进入咸丰年间，大量无业游民随流民进入东北，扰乱治安，甚至化身为匪。到了咸丰末年，维持治安、剿匪缉盗已成为长春厅通判的重要工作，这也成为他们获得奖叙或受到惩罚的重要原因。进入咸丰年间，大量无业游民随流民进入东北，扰乱治安，甚至化身为匪。光绪八年，吉林将军铭安对吉林官制实行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把长春厅理事通判改为抚民通判。1882年（清光绪八年）3月17日，长春正印官理事通判改为抚民通判加理事衔，首任抚民通判为直隶清苑人孙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