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刘一达
老北京人，笔名达城，著名京味儿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
“能咂摸出味儿来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本文刊载于《北京纪事》2023年1月刊
原标题《 “八不语”和拾掇门脸儿》
老北京人卖东西讲究吆喝，北京的吆喝作为“市声”，现在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但是在老北京，并不是所有买卖都得吆喝，由于行规和行当的特殊性，有的买卖不能吆喝，所以有“八不语”一说。
所谓“八不语”，就是八种行当不能吆喝。
哪八个行业？首先说是修脚的。修脚的怎么吆喝?站在店门口吆喝:“哪位把脚伸过来，我给您拾掇拾掇。”您说这像话吗?也不好听呀?
还有卖鸡毛掸子的。当年北京人家家都备有掸灰尘用的鸡毛掸子，掸子是常见的日用品。
卖掸子的怎么吆喝?举着鸡毛掸子吆喝:“好大的掸子!”或者吆喝:“卖大掸子嘞!”好嘛，这还不把人给吓着?
除了这两个行当，还有绱鞋的、锔盆锔碗的、行医的、剃头的、粘扇子的、劁(音敲)猪的等等，是不能吆喝的。
这些行当里，有的是压根儿就没有吆喝的，有的是用响器代替吆喝的。比如行医的大夫，从前也叫“郎中”，虽然他上街行医不吆喝，但是他们有响器，也就是手里拿着串铃。串铃一响，人们就知道走街串巷的江湖医生来了。
剃头的虽然不吆喝，手里有唤头。粘扇子的也有响器，即身上挎着，随时手里摇着的“挎铃”。
其实，这“八不语”概括得并不全面，很多行当没有说到，比如老北京“打小鼓的”，也就是收旧货的，也不讲究吆喝。能吆喝，还打小鼓干吗?
人不语，响器代替，规矩最多的得说剃头的。在老北京，人们戏称剃头的是“低头斋”。您别看这个行当不起眼儿，但因为他能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地位特殊。
这儿捎带着给您聊两句“太岁”，有人以为“太岁”是皇上或神人，其实这是一种在地下25米深生长的菌类生物，因为在土里能生存，在水里也能活，而且生长缓慢，被人们视为奇物，尊为“太岁”。
剃头，就是后来的理发，老北京人戏称“拾掇门脸儿”，现在改叫“美发”和“造型”了。说起来，剃头这个行当，是清朝以后才出现的事儿。
清军入关(山海关)之前，中国的男人是不理发的，也没有剃头一说。因为，从老祖宗那儿就讲究“身体发(头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男人的头发从生到死是不能剪的。
头发长了怎么办?拢起来呀!您看过去的老戏，男性是不是都“拢发包巾”?
到了清朝，把汉人的老规矩给破了。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皇上进北京，金銮宝座还没坐热乎，便下令，男人一律剃发留辫。
剃发留辫，您别以为剃发就是把脑袋上的毛都剃光。敢情清朝说的剃发是有“发型”的，即把脑袋上四周的头发都剃了去，中间只留下一小撮儿，用这小撮儿头发编成辫子，这就是所谓“削平四方，保留中央”。
原来这剃头是有政治含义的。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人，清军入关后，汉人肯定不服。于是清朝政府玩了这么一招儿:“剃头”。把“四方”都削平了，维护我大清帝国中央的统治。
当年，汉人对剃头是非常愤怒的，您想把受之于父母的头发给剃了去，谁心甘情愿呀?但清朝政府对待剃头这件事极为重视，把它当作确立皇权的一个标志。
这一“标志”，麻烦了。拿京城来说吧，那会儿，大街小巷贴满了强迫剃头的告示，要求男人一律剃头留辫。您要不剃头，好办，杀头!
据说当时摄政王多尔衮亲自下令，派旗兵持刀把守各大路口，在路口搭起席棚，凡是路过留发的男人，一律强制拉进棚子里，由剃头匠当场削发。有不从者，立马儿杀头，然后把脑袋挂在席棚的柱子上示众。这就是所谓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谁不知道头比发重要呀?留发还是留头?甭琢磨，还是留头吧!于是大清帝国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中国的男人都是脑袋后面拖着辫子过来的。当然，由此也诞生了一个行业，那就是剃头的。
由于汉人怀念当年留发的岁月，所以约定俗成，在每年正月祭祖的时候不剃头，说剃头死舅舅。这个民俗一直流传至今。其实“死舅”，是“思旧”的谐音，是那会儿的汉族老百姓怀旧的一种“俗礼儿”，跟死舅舅没有一毛钱关系。
由于剃头这一行当，是在“不剃头就杀头”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所以在老北京，这一行最初是没有门脸儿的，主要是走街串巷，充其量是在桥头搭个棚子。
为什么在桥头呢?因为过去赶车的拉脚的都要从桥上过，上桥下桥往往要站一下脚，打个歇儿，剃头匠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招揽生意。
除了剃头棚，剃头还有下街的，就是前面说的打着唤头，走街串巷为人剃头的。老北京剃头匠有一套家伙什儿，走街串巷也好，桥头搭棚也好，不能就带一把剃头刀呀?
这些家伙什儿包括剃头刮脸的一套用具，磨刀的一套用具，还有脸盆、毛巾，此外还有板凳、烧热水的小火炉子，等等。怎么拿这些东西呢?用挑子来挑吧。这个挑子特殊，因为小火炉要占挑子的一头，所以老北京留下了一个歇后语:剃头的挑子，一头热。
由于能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剃头的属于特殊行当，这个行当规矩特别多。在早，这行的业内专门有《净发须知》，师傅带徒弟的时候，未曾学艺，先学做人，要牢记《须知》才成。
过去，剃头的担着挑子走街串巷，除了上面说的不能吆喝外，还有“三不鸣”，也就是遇到三种情况不能打唤头。
哪“三不鸣”呢?一是路过寺庙和道观不能“鸣”，怕惊动了神灵;二是过桥的时候不能“鸣”，怕把龙王给惊着了;三是路过剃头棚不能“鸣”，怕把同行的生意给搅了。《净发须知》里有“行对行不响唤头”的规矩。什么意思呢?俩剃头的走个对脸儿，打老远就听到唤头响了，这个怕影响对方的生意，不打唤头了;那个也是怕影响对方生意，也不打了，这不就是“不响唤头”了吗?
您从这些老规矩里，不难看出老北京的剃头匠是多么讲仁义。
老北京人讲究“一招鲜，吃遍天”。剃头虽然算不上有什么高深的技艺，但作为一个熟练的剃头匠，功夫却在剃头刀外。
老事年间的剃头匠讲究“整容十六法”，这“十六法”包括:梳、编、剃、刮、捏、拿、捶、按、掏、剪、剔、染、接、活、舒、补。
“梳”，是梳头；“编”，是编辫子；“剃”，是剃头；“刮”，是刮脸；“捏”“拿”“捶”“按”，就是现在的按摩的基本功；“掏”，是为顾客掏耳朵；“剪”，是给顾客剪鼻孔里的汗毛；“剔”，是清眼；“染”，是染头发；“接”，是接骨，现在是正骨术之一；“活”“舒”“补”，是活血、舒筋、补碎骨，都属于正骨术的手法。
选自《北京民间风俗百图》
通常老北京的剃头匠都会捏骨正骨，我记得小时候，胡同里的孩子谁摔了扭了，伤筋动骨，一般不去医院，而是直接找胡同理发店的师傅。这些老师傅几乎都有两下子，孩子摔着扭着，找他们捏几回准好。都是老街坊，找他们捏骨正骨，从来不收费。
辛亥革命后，取消了梳辫子。剃头匠的“十六法”也就自动没了“梳”“编”二法，但其余的技法一直流传下来。您现在找老北京的剃头匠理发，没准儿还能享受到几“法”，比如捶、按、掏、剪、剔、染等。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式、发型的变化，老北京剃头匠的技法已经所剩无几了。
当然，有些技法换了其他形式，比如捏、拿、捶、按、接、活、舒、补，这些属于捏骨、正骨的技术在理发行业早已失传，人们扭着伤着，直接去医院找骨科大夫了，谁还去找理发师呀?理发师如果会这些，属于不务正业了。
北京理发业的脱胎换骨，是在解放以后，过去那些走街串巷和路边支棚的200多剃头匠，被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
到1956年，又实行公私合营，过去多少年单打独斗的剃头匠，被编入到“国营”序列的修理服务公司，从此，这些剃头匠成为国企的正式职工。当然，到这会儿，剃头匠这个词儿也进了历史博物馆，改叫理发师了。
辛亥革命取消帝制后，剃头匠头上的活儿也变了，不仅做剃头刮脸的男活儿，也做剪发等女活儿，甚至还把西方流行的烫发引进过来。
京城最早有门脸的理发馆之一“美白”的创办人何永禄，民国以前，是只会剃头刮脸的剃头匠，后来在理发馆才学会了使推子，给客人推平头、分头、背头等发型。民国十七年(1928年)，何永禄在王府井大街开办了“美白”理发馆，这种新式的理发馆很快就引领了潮流，从标新立异到逐步普及，使京城的理发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城除了“美白”，还有“中央”“万国”“鼎新”“仙宫”“粹华”“中国”等6家，他们并列被称为京城理发业的“七大家”。
虽然京城的新派理发馆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尤其是演艺界的名伶和政界、商界人士，成了理发馆的常客，这会儿，剃头匠也改叫理发师了，理发业可以说春风得意。但老北京城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使京城的理发业依然没有摆脱剃头刮脸的套路，理发业的整体水平跟那些发达城市还有差距。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共和国的首都和国际交往中心，国家领导人每年要迎来送往许多国家的元首。在国际舞台上，国家领导人当然要注意形象，形象当然离不开美容美发，而当时京城理发业的落后状况，适应不了这种需要。
那会儿，京城理发业的形状，一是像样的理发馆少;二是理发馆的师傅多以剃头刮脸为主，理不出其他发型，更对国际流行的发型不摸门儿。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与上海市的市长陈毅协商，请上海的理发业支援北京。上海是什么地界?十里洋场，毋庸置疑，上海的理发师要比北京牛。
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公司关于上海迁京的四家理发馆开始营业的启事
陈老总接到总理的指示，不敢迟疑，马上下令，不但把上海最好的理发师调到北京，连理发馆也一并迁来，支援首都。于是，在1956年，上海有名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馆的108位师傅，以及后勤人员整体迁到了北京。这四家理发馆合并后，更名为“四联”理发馆，于1956年7月27日在北京正式开张营业。
“四联”的进京，使京城的理发业上了一个新台阶，如果说“四联”来北京之前，京城的理发业还是处于剃头刮脸的“毛茬儿”阶段;那么，“四联”进京之后，京城的理发业就进入了“洋范儿”的理发时期。
老北京人剪了辫子以后，流行的发型是一水儿的寸头、平头和光头。由打“四联”进京，北京人的发型样式多了起来，爱时髦的年轻人开始流行分头、背头等多种样式发型了。
与此同时，理发馆的设备也越来越先进，理发师也告别了剃头刀，手动推子。到上世纪80年代，京城的大小理发馆都已经有了电推子、电吹风机了。
不过，那会儿北京人的消费水平实在有限，像王府井“四联”“美白”，西单第一理发馆、第二理发馆这样的高级理发馆，一般老百姓平时理发，还是望而却步。
首先，这样高级的理发馆京城只有四五家，理发馆人满为患，理一次发，别说等“老点”了，就是一般的理发师，起码要排半天队。所谓“老点”，就是手艺高、级别高的理发师，因为顾客来这儿理发，都是慕他的大名，所以点名让他理发的人多。
70年代的“四联美发”
当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京城的理发馆都是统一价格，找谁理发都是一样的钱，那谁不找“老点”呀?找“老点”，您就得搭半天、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许多人搭不起这些时间，便不愿登门了。
其次，虽然当时理发是统一价格，但“四联”“美白”这样的高级理发馆的价位还是比一般理发馆要略高一些，比如男同胞到一般理发馆，“洗剪吹”是2毛6分钱，“四联”“美白”要五六毛钱。当时的五六毛，相当于现在的一二百块钱，一般的工薪阶层理一次发，舍不得掏这么多钱。
我记得参加工作后到结婚前，平时连理发馆都不去，理发基本上由单位的同事给包了。结婚前，领结婚证要照片，结婚是人生最光鲜的一件大事儿，我妈劝我去一次“四联”，理完发再去照相馆。我这才平生第一次进王府井的“四联”。
我当时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的青年，平时都舍不得进“四联”这样的高档理发馆，更别说那些拉家带口的中年人了。至于说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依然留恋几十年一贯制的寸头，胡同里的小理发馆就能解决问题了。
当时在职职工每月都发澡票和理发票，通常是一个月两张，一张2毛6，既可以洗一次澡，又可以理一次发，洗澡票全市通用，只有“四联”这样的理发馆要单加钱。
您想老北京人谁舍得把喝酒的钱，“贡献”给理发师呀?再说不就理个寸头吗?2毛6能解决的事儿，干吗要另外再花钱呢?所以，当时一般老百姓去“四联”理发，属于“烧包儿”。
这也许就是老北京人对待自己脑袋上的毛儿的态度。难怪当改革开放，“国营”理发馆改制，京城理发业变成个体户的天下后，许多老北京人一时脑子转不过弯儿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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