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天覆地载
中国可考的最早古建筑距今约8000年历史。
陕西西安市东郊半坡遗址，距今6000年左右，是中国迄今发现较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半坡聚落总面约5万平方米，有密集排列的四、五十座居住房屋，这些住房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面积20-40平方米左右，居住区的周围有一条深和宽各5-6米的壕沟，起防卫作用。壕沟外为氏族公墓区及陶窑区。这种早期的原始聚落是后来中国古代城市的雏形。半坡遗址共发现400多个柱洞，直径20厘米左右，最深的达到70厘米。柱洞是古代建筑痕迹之一。聚落中心有超过100平方米的房屋，是氏族公社和部落的议事中心。柱上有横梁，没有横梁的木屋其柱洞为斜形。
1928年初春，河南安阳西北郊殷墟遗址（距今3100年左右）出土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展现出了31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甲骨文中有不少建筑方面的文字，如家、宅、宫、宗等，殷代建筑有台基（高1-2.8米）。商朝已有柱打技术（小棍夯）。加工木头有金属工具。屋宇可喻为“天覆”，台基则喻为“地载”。殷墟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商代夯土建筑。
商代“高台榭、美宫室”的建筑，到秦朝时得到进一步发展。
汉代未央宫前殿遗址是巨大的夯土建筑。未央宫面积是故宫太和殿的16倍多。
汉代建筑有明堂辟雍。辟雍多指圆形水池，明堂为水池上的方形建筑。明堂最早是天子与天、神交往、交流、祈祷、祭祀的地方。根据推测复原，明堂平面正中的中心建筑，坐落在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台基上，呈亞字形台榭。中心建筑周围，由四面围墙、四向院门和四角曲形配房围成方院。围墙外环绕一圈直径360米的环形水渠。整组建筑形成“圜水方院”和“圆基方榭”的双重外圆内方格局。中央建筑下层四面走廊各有一厅，每厅各有左右夹室，共为十二堂，象征一年的十二月。上层台项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象征金、木、水、火、土，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间的四面露台用来观察天象。明堂辟雍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也是古代天子的明经宣政之处。
建阙是汉朝建筑的一大特点。阙是塔楼状装饰性建筑，通常建于道路两旁，作为城市、宫殿、坛庙、官署、陵墓等入口的标志，以加强整个建筑群的隆重感。四川省渠县冯焕阙建于东汉建光元年（121年）。四川省雅安市高颐阙建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是我国汉阙中保存最完好的仿木构型阙的实例。
古人有一种概念叫“阙然为道”。阙有“缺”义，即不可或缺、缺少。在一个建筑物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可以从中间穿过去，是一种标示性建筑。后来人们把阙连起来，变成五凤楼的形式，现在的故宫午门就是阙演变而来。
中国古代柱梁式木建筑之高层结构，大概在东汉中期已开始出现，从汉代出土的陶楼建筑明器和画像砖中能够见到实例。明器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陪葬品。明器有很多建筑模型，从简单住房到四合院落，从仓楼、望楼、水榭到水井、猪圈之类，无所不包。很多明器还可以看到精雕细琢的建筑细部，包括柱、数值、栏杆、斗栱、门窗、屋脊、瓦饰等。汉代墓葬中，大量使用画像砖和画像石，以代替容易朽坏的传统壁画与木雕。四川出土的画像砖，描绘了汉代人们的生活场景。
河南嵩山嵩岳寺塔，始建于北魏正光年间。山西恒山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
魏晋时期，开凿了若干规模巨大和雕刻精美的石窟寺，在继承秦汉建筑成就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波斯乃至希腊等地的艺术元素，丰富了中国建筑的形式和艺术表现。如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是典型代表。云冈石窟原来有木构建筑在石壁之前。云冈石窟早期以佛像为主开凿石窟，到中期洞窟分前后室，后室洞窟中央雕刻佛塔，再到晚期洞窟外部做成三开间门廊状的石窟形式，可以看到石窟寺建筑逐步中国化的过程。
第二集 唐风咏时
建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时代的缩影。
公元582年，杨坚决定在长安（已有800年历史的古长安破败、污染严重）东南创建新都大兴城。据实测，大兴城外廓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面积84.1平方公里，是人类当时所建最大的城市。
公元618年唐朝建都之后，仍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长安城。唐代建筑是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反映，特点是博大、恢宏、开放，结构技术、功能和建筑艺术高度融为一体。
武则天建造的明堂，据专家推测复原，明堂一层是边长近90米的正方形，整座建筑高达86.4米，相当于现代大厦的20多层。建造只用了11个月。
日本奈良保留有唐代建筑。
唐代大明宫含元殿建于584年（现有遗址）。龙门石窟奉先寺中的卢舍那大佛（仿武则天像）建于唐高宗咸亨四年（672年）。
1924年梁启超给美国读书的梁思成寄了一本宋代的《营造法式》。1931年4月梁思成回国，进入中国营造学社任研究员。梁思成1931年第一次天津蓟县独乐寺考察，其观音阁（始建于唐代初年）重建于辽统合二年（984年），有雄大的斗栱，深远的出檐，屋顶坡度和缓，稳固而庄严。
1932年梁思成到河北正定隆兴寺考察，随后又到山西应县木塔等地对古建筑考察，到1936年发现的都是宋辽金建筑，对《营造法式》中的记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1937年，梁思成在《敦煌石窟图录》第61号窟壁画“五台山图”中，找到一幅唐代风格的建筑壁画“大佛光之寺”。7月，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莫宗江、纪玉堂共四人到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五台山由五座山峰（称五台，即东台、西台、南台、中台[西北方向]、北台、）环抱，当中是盆地，五峰以内称为“台内”，以外称为“台外”。东面有一个小镇叫台怀镇，是五台山的中心。台内的寺庙因明清两代皇帝赐建时拆除旧建筑，没有发现唐代建筑。
梁思成从《清凉山志》中知道佛光寺在台外。南台村佛光寺正殿面阔7间，通面宽达34米，大殿的屋顶坡度缓和深远，斗栱宏大，广檐翼出，比例严谨而硕壮，笼罩着豪迈的气象。佛光寺中梁上的叉手、斗栱做法是当时现存于国内木制结构中的孤例。简单重叠的木结构组合，不用铆钉，不用凿孔开洞，承载了千年的风雨考验。
根据经验，房屋正脊下面一般都有建造年代记载，佛光寺因有一个平闇，看不见正脊，梁思成爬上去全是蝙蝠，看不到是否有字。几天后，林徽因发现大殿横梁上有淡淡的墨迹。横梁离地面两丈多高，搭好木架上去发现“佛殿主女弟宁公遇”八个字，正好与大殿前的石幢上的字是相一致的，幢上记录的明确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857）。大殿内又发现唐代雕塑30余尊，唐代壁画一小横幅，外加宋代壁画几幅。
据说在梁思成之前，日本人关野贞和长盘大定曾经找到过佛光寺，带着大型相机和厚重底片，但没有拍下大殿的照片，只拍摄了其中的佛像，他们认为五台山的建筑全部建于明代以后。
佛光寺大殿是殿堂型构架的典型代表，其梁架穿插交织，精密劲健，内构简单，却造就了庄重雄浑的外观。
梁思成在论文中写到佛光寺整个屋架的总举是1：4.77，佛光寺两根下昂斜度约略23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后来派人实地考察测算，1：4.77的比例折合成角度是22.75度。佛光寺的下昂斜度和屋架总举的设计可能是一套相似三角形，其进深设计和45度转角过来那个边间的设计，其设计尺寸是根据三角形的相似关系最后确立的。古代匠人可能利用算数比例关系来进行构造设计。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贵祥：唐代建筑雄大，孔武有力，有藐视天下的感觉，屋檐比较深远、飘逸，斗栱比较大。宋代建筑过多的装饰，过多的曲线，没有唐代的雄大与质朴。
中国木结构古建筑中，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山西平遥镇国寺大殿始建于五代时期；福建泉州开元寺大殿始建于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明代崇祯十年（1637）重修。
第三集 卯木春雪
宋朝经济总量占全世界一半。
坊，是居民住宅区。市，是商品交易区。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居住区内禁止经商。
宋代不再实行坊市制，商业扩大到里坊（前代三鼓以前的夜市是合法的），因循千年的宵禁制度取消。由于大兴土木，北宋朝廷颁布《营造法式》，是世界上印刷刊行最早的建筑学著作，总结了隋唐五代时期的建筑技术，详细描述了宋朝长期大兴土木的建筑理念和施工经验，以及对构建比例、建筑用料等技术的规范。书中准确地画出了建筑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彩画的图案。
现存的宋金辽木结构建筑，可以看到其醇和绮丽之风。山西晋祠中轴线后部的献殿、鱼沼飞梁和圣母殿堪称三大国宝建筑。圣母殿建于北宋天齐年间（1023-1031），宽大疏朗，屋檐轮廓微微向上弯曲，柔和秀美，造型舒展而庄重；檐柱雕刻盘龙，相传为宋代遗物。
河北正定隆兴寺体现了宋代寺院前殿后阁的布局，摩尼殿、转轮藏阁、慈氏阁和大悲阁等建筑，形成中轴线对称格局。
隆兴寺的摩尼殿（建于1052年）是宋代建筑的典型代表，面积1400平方米，是国内现存宋代建筑中最特殊的一座。屋顶特别复杂，一个大殿当中四边都出小房子，因此有多个屋顶。这种构造打破了方形大殿单调沉重的格局，使整体建筑形成雄伟沉稳的基本风格，同时不失华丽轻巧之美。此种建筑技术后来流传到日本等国，在中国失传，摩尼殿成为国内仅存的实例。
转轮藏是古代佛教寺院收藏佛经的书架，取佛教“法轮常转，自动不息”之意，自南朝以来唐宋各代皆有造立，但保存下来的实物甚少。隆兴寺内的宋代转轮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而且真正可以转动的佛经书架。转轮藏殿是一座两层的楼阁，下层中心置放转轮藏一座，将高大的转轮安置在地面以下，充分运用了室内的空间，烘托出转轮的高大。转轮藏被设计成一个下檐八角形、上檐圆形的亭子，亭子上的梁、柱、斗栱的多处做法，均与《营造法式》相吻合。
随着我国古代泥塑、制漆和冶铸工艺的发展，到宋辽金时期，采用泥、漆和金属制作佛像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佛像的形体也越来越大，体形高大的佛殿建筑出现。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始建于984年，是中国现存双层楼阁木结构建筑中最高的一座，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楼阁。大阁通高23米，分上下两层，中间设平座暗层，28根立柱从里外两圈升起，用梁桁斗栱联结成一个整体，赋予建筑巨大的抗震能力。各式斗栱繁简各异，井然有序，共计24种152朵。
阁内中央的须弥座上，耸立着一尊高16米的泥塑观音像，头部直抵三层的楼顶，其头上塑有十个小观音头像，故又称为“十一面观音”。观音像制作于辽代，其艺术风格类似盛唐时期的作品。观音阁是一座层次叠加的建筑，每一层都有各自的梁柱、斗栱系统。以观音塑像为中心，四周列柱两排，柱上置斗栱，斗栱上架梁枋，其上再立木柱、斗栱、梁枋，将内部分为三层，中部形成天井，上下贯通，容纳像身。观音阁“虚实相间，明暗相济，阴阳相合”的建筑特点，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内涵大、城府深”的“幽明”美学在建筑学上的反映，其建筑风格对后世的楼阁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佛塔作为佛教建筑，从汉代传入中国，到宋金辽时期，已经完全中国化。印度浮图式塔的覆盆式形状没有在中国流行，被中国改造成密檐式塔、楼阁式塔、喇嘛塔、金刚宝座塔。中国古语中有“仙人喜楼居”的说法，中国工匠结合实际将佛塔改造成造型复杂、民族色彩强烈的中国塔式建筑。
山西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始建于1056年，是中国楼阁式塔的代表，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木塔。塔身外观呈平面八角形，二层以上各屋间夹有暗层，外观似乎为五层，实际上应为九层，总高67米，相当于20多层高的现代建筑。全塔装有木质楼梯，可逐级攀登至各层。木塔造型匀称稳重，各层平面逐层向内收缩，层高逐级减少，随之将各层斗栱做法和屋檐的长度进行调整，不但创造了优美的总体轮廓，产生高耸向上的艺术效果，而且通过一层层的屋檐和平座，有节奏而又有变化的出现，产生了优美的韵律感。这种多角形楼阁式的塔，不仅建筑结构优美，显得丰润华丽，而且设计科学，符合结构力学原理。
应县木塔在金代维修时，又增加了周边木柱向中心线的斜撑，使塔身更加坚固。应县木塔的四个暗层，形成四个刚性较大的环，犹如现代建筑中的圈梁，大大加强了结构的稳定性。这四个暗层用现代建筑术语是筒体结构，在高层建筑中经常使用。20世纪20年代，一个愚昧的县长为了通风水，拆去各层塔身外檐的墙和墙内的斜撑，全部改装为木隔扇，成为“玲珑宝塔”，造成各层塔身的柱列不同程度倾斜失稳，甚至出现扭转，现在的应县木塔已经略微向西北方向倾斜。明代记载应县木塔经历过七次大地震，周围的建筑全部倾圮，只有木塔安然无恙。
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体系，经历唐代的粗犷化成熟期后，在宋辽金时期经历了精致化的磨炼，在细节处理上更富变化，在建筑技艺上更为纯熟，呈现出细致柔丽的风格。
第四集 匠心独运
福州市华林寺建于北宋乾德二年（964）。中国古代单体建筑无论规模大小，其外观轮廓均由台基部分、梁柱与木造部分和屋顶部分组成。外形上迥然殊异于其他国外建筑的是屋顶部分，建造技艺上最为成功的是支撑屋顶的梁柱部分（全部木造骨架）。木造骨架是指房屋的木构架结构，基本形式是用木柱立于地面，在柱子上架设木梁和木枋，木梁和木枋上架设用木料做成的屋顶构架，构架上铺设瓦顶屋面。
中国木构建筑从结构上划分为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重要的木构建筑都用抬梁式，民间的木构建筑用穿斗式，一些特殊地区木材很多，没有其他材料而用井干式。
抬梁式构架主要分殿堂型和厅堂型。
抬梁式的做法是沿着房屋的进深方向在石料台基上立柱，柱上架梁，再在梁上重叠数层瓜柱和梁，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构成一组木构架，在平行的两组木构架之间，用横向的枋联络柱的上端，并在各层大梁和屋脊下的平梁之上，设置若干横向的檩（唐宋时称槫），檩或槫上排列椽子以承载屋瓦重量，这样两组木构架之间形成的空间称为“间”。佛光寺大殿是抬梁式殿堂型的最好例证，全部结构按水平方向分为柱额、铺作、屋顶三个整体构造层，自下至上逐层安装、叠垒而成。
河南嵩山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始建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是抬梁式木构架厅堂型的代表。采用横向的垂直屋架，每个屋架由若干长短不等的柱梁组合而成，只在外檐柱上使用铺作，每两个屋架间用椽、礻樊间等连接成间。
抬梁式构架所形成的结构体系，对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为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穿斗式构架是一种简洁轻盈的构架，沿着房屋进深方向立柱，但是柱的间距较密，柱直接承受檩的重量，不用架空的抬梁，而是以数层“穿斗”贯穿各柱，组成一组组的构架。这种构架被中国南方地区的建筑所普遍采用。
苏州市玄妙观三清殿，重建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
西南山区有井干式木结构建筑，其木构架形如古代水井上的木围栏，不用立柱和大梁，而是以圆木、矩形或六角形木料平行向上层层叠置，在转角处，木料端部交叉咬合，形成房屋四壁，再在左右两侧壁上立矮柱承脊檩构成房屋。
中国古建在柱子上端、梁枋与屋顶的构架部分之间，有一层用零碎小块木料拼合成的构件，均匀分布在梁枋上，支挑着伸出的屋檐，这种构件称为“斗栱”。
从汉代出土的明器所表现的建筑上，可以见到早期斗栱的样式，唐宋时期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唐宋时期的斗栱构造十分复杂，需要若干部件叠加咬合而成，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栱端之上再安斗，这样逐层纵横交错叠加，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连接斗栱的还有昂、华栱、枋、散斗、耍头等诸多部件，一组斗栱由许多构件穿插而成。
由于建筑材料的改变和建筑技术的发展，明清时期的房屋出檐没有以前那样深远，屋檐下斗栱的结构作用逐渐减小，尺寸也日渐缩小，斗栱逐渐成为一种装饰性的构件，均匀地分布在屋檐之下。
木结构建筑需要数百至数万个构件组成，构件之间几乎都是利用榫卯结合在一起。榫卯的功能在于使松散构件紧密结合成一个符合设计要求和使用要求的、具有承受各种荷载能力的完整的结构体。榫卯的形式很多，但总特点是榫头与卯眼两构件结合时，越压越紧，越拉越松，因此古代建筑师在建造大殿时往往有意让所有的外围木柱都略微向内倾斜，若遇地震时，榫卯的这种组合，建筑物的主要部件往往只晃动一下，随后又能恢复到原来位置，起到抗震的作用。
现代建筑设计中在柱子梁之间要有一个阻尼装置，类似于斗栱，斗栱可以吸收地震能量（通过榫卯的错动吸收），达到“墙倒屋不塌”的效果。
福建泉州开元寺大殿，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
中国古建的木构架体系，形成优美的屋顶造型，可谓“中国建筑之冠冕”。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大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看似简单的直线和曲线，经过巧妙的组合形成向上微翘的飞檐，构成了稳重协调的大屋顶。房屋的面积越大，它们的屋顶也越高大。有的屋顶不但体型硕大，而且还是曲面形的，屋顶四面的屋檐两头高于中间，整个屋檐形成一条曲线，不仅受力比直坡面均匀，而且易于屋顶合理地排送雨雪，这是中国建筑所特有的，古代文人将它们形容为“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如翚鸟类展翅高飞）。硕大的屋顶变得轻巧，是古代匠人的创造。
古建屋顶主要形式：硬山（两面坡，两边的屋檐不出墙）、悬山（两面坡，两边的屋檐挑出山墙以外）、庑殿顶（四面坡）、歇山（切两刀）。按照等级划分，最隆重的是庑殿顶，次为歇山顶，第三是悬山顶，最后是硬山顶。
中国古建屋顶将结构的重要部分加以装饰和突出，赋予生动的名字。吻兽是屋面上的一种特殊饰件，既是建筑构件又是艺术品。屋脊两端的固定件被雕成动物形状，明清以前称为“鸱尾”，是传说中海中的一种大鱼，尾巴能掀起千层浪，古人以此祈求神兽抗击火灾。明清以后造型改为张嘴的龙头，名称改作“鸱吻”。
除正脊之外，垂脊的端头也有垂兽，最精彩的是位于屋角的戗脊之上，往往列有一串雕刻。这串雕饰按照建筑的规格等级而设，数量越多表明等级越高。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万物皆分阴阳，皇宫上阳性最高数是九个，屋脊上的小兽，太和殿、保和殿这种主要的殿堂九个小兽，前面一个仙人带队，仙人骑个鸡，后面是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等共九个。太和殿更重要，工匠在九个小兽后面再加一个行什（猴）押队，成为10个小兽，成为孤例。这些小兽使建筑更加雄伟壮观、富丽堂皇，充满艺术魅力。
妙应寺塔建于1271年。明清故宫始建于1706年。天津蓟县鲁班庙重修于光绪三年（1877），相传每年农历五月初七是鲁班的诞辰，木工、瓦工、泥工、石匠、油漆匠、裱糊匠等与建筑行业有关的艺人都要来祭拜。
中国古代的建筑师，有名有姓的很少。汉代有阳城延，主持建造长乐宫和未央宫，筑长安城，以功封梧齐侯。隋代的宇文凯用不到30年的时间，先后规划建造了大兴和洛阳两大名都，确立了中国都城的基本制式和格局。李诫编纂《营造法式》一书，成为现代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最重要典籍。元代刘秉忠建造元大都（1272），奠定后世明清北京城的辉煌基石。明代木匠蒯祥以双手执笔画双龙，合之如一，在建筑工匠中脱颖而出。清代的样式雷家族达到了匠人顶峰，他们的设计图纸和烫样模型成为不朽的艺术杰作。
第五集 夕阳凝紫
元代规划元大都时，没有效法宋汴京模式，而选择了更为古老的王都模式，即以儒家尊崇的《周礼》王城图为蓝本，也就是城市应呈方形，每边九里，四边城墙上各设有三座城门，城内有九条直街与九条横街。街道之宽为车轨的九倍。
以《周礼·考工记》的城市规划思想进行修建的元大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奠定了近代北京城的雏形。大都城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采取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垣相套的传统形制。
宋代以来，南方的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北方的许多物资包括粮食、纺织品、木料等都要依靠南方供应，大运河成为南货北运的重要通道。元大都对运河的依赖更大，需要将漕运的船只引向大都城的后市，水量需求大大增加，大都城内太液池的湖水已不能满足城内50万的生活供给和商业贸易，必须寻找新的水源。
郭守敬为元大都寻找水源，在大都以北的昌平一带寻找到新的水源，将城北之水引向城西北之瓮山泊（今天的昆明湖），然后向东南经高梁河流至城内。又在城里开一条河与南来的运河相连，忽必烈将此河命名为通惠河。元大都城遗存不多，马哥·波罗游记中有一些记载。
1368年明军占领大都城，1422年朱棣迁都北京。永乐时期，营建紫禁城与营建都城的工程相结合进行，主要工程有：把皇城从元大都的位置南移一里；将元大都的南城墙往南迁移二里，即从长安街一线移到今天的前门一线；完成北京城大城墙壁的修建；在修建都城的同时，还修建了用于镇压元代“王气”的镇山土堆建筑“万岁山”（今天的景山）。
“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皇宫中的建筑以多、高、中为贵。古代以紫微星象征帝王居所，皇宫历来又属禁地，因此得名紫禁城。紫禁城按前朝后寝的制度，分外朝和内廷，外朝占紫禁城的大半面积，是皇帝和大臣们举行大典、朝贺、筵宴和行使权力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皇权威严和紫禁城建筑艺术的部分。外朝以中轴线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文华、武英两殿为两翼。内廷是皇帝处理日常朝政和后妃、皇子们居住、游玩之所，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六宫为两翼，布局严谨有序。
午门是紫禁城的大门，午门主体分为正楼、钟亭、鼓亭、东观、西观五部分，用廊庑连成“凹”字形平面，建在同形的墩台上，这种建筑形式在古代称为“阙门”，是大门的最高等级，皇帝发布诏令，战争后接收战俘，都在这里举行仪式。午门的中门为皇帝专用。此外，科举殿试考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可从中门出宫；皇帝大婚时皇后从中门进宫。按清代规制，平时上朝，文武官员走东偏门，宗室王宫走西偏门。
太和门是前朝三大殿的大门。
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共同座落在“土”字形布局的汉白玉台基之上，每层皆作须弥座形式，四周装饰以汉白玉栏杆。每根栏杆的望柱头上，都雕有精美的云龙和云凤纹饰。望柱下则伸出一枚称作“螭首”的兽头吐水口，每到雨天，螭首即呈现“千龙喷水”的壮丽奇景。
太和、中和、保和三殿的台基，本来是防潮功能，后来成为一种等级。三个台阶的建筑只有四处，除故宫三殿之外，另外三处是：天坛祭天的圜丘、祭农业的祈年殿；太庙（祭祖宗）的大殿；皇陵中长陵的祾恩殿。
太和殿从地面到屋脊共高26.9米，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取“九五之尊”之意。太和殿（金銮宝殿）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初名“奉天殿”，嘉靖四十一年（1562）改名为“皇极殿”。明代时被毁三次，重建三次。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修缮三大殿时，改名为“太和殿”。太和殿内“建极绥猷”的匾额，寓意有“君临天下、承天建邦”以顺应大道之意。
天坛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与紫禁城同时完成。天坛是明清皇帝祭祀上天祈祷五谷丰登以及在大旱之年祈雨的场所。天坛占地面积4148亩，相当于紫禁城面积的4倍，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
祈年殿是天坛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最为独特的建筑。明代初建时，三重屋檐最上层用青色琉璃瓦，中檐用黄色琉璃瓦，下檐用绿色琉璃瓦，以象征天、地、万物。乾隆十六年（1751），改成三檐全部覆青色琉璃瓦。
圜丘为三层汉白玉圆台，是祭天的祭坛，其所营造的空间，成为北京城最具神性的场所之一。它与太和殿构成的空间（象征皇权），共同构成建筑空间艺术的两大巅峰。圜丘是“天人对话”的巧妙构思，赋予了独特的东方文化意境。
天坛是中国古代建筑象征手法的杰出代表，设计思想是要在艺术上展现天的崇高、神圣以及天子与天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建筑师卓越的空间组织才能和高超的设计手法。
封建皇权思想中，皇帝处于自然的两个根本力量（阴与阳、天与地）之间，被赋予使两者和谐的责任。
第六集 庭院深深
1976年，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一座大型西周建筑遗址（公元前12世纪），复原推测为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中轴线上依次为影壁、大门、前堂、后室，门、堂、室的两侧为通长的厢房，前堂与后室之间有廊联结，将院落围合封闭空间。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四合院建筑，说明合院住宅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
汉代画像砖、唐代敦煌壁画、《清明上河图》中的开封，都有院落。古代四合院的布局，坐北朝南，大门在东南角，大门前有两块“门枕石”（或抱鼓石、门墩）。
1799年乾隆驾崩，和珅被咸丰赐死，其府邸赐给咸丰十七弟永璘，称庆王府，咸丰后来又赐给恭亲王奕訢，称为恭王府。“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北京现存的所有王府建筑中，恭王府保存最为完整、最有特色。恭王府占地3.1万平方米，分中、东、西三路建筑，由严格的轴线贯穿的多进四合院落组成。中路最主要的建筑是银安殿和嘉乐堂，殿堂屋顶采用绿琉璃瓦。东路前院正房名为多福轩，是恭亲王的会客厅。西路院落小巧精致，锡晋斋属于精品之作，大厅内有雕饰精美的楠木隔断，和珅仿紫禁城宁寿宫式样设计，也是和珅被赐死的“二十大罪”之一。
王家大院位于晋中盆地南部灵石的静升镇，始建于康熙三年（1664），是一大片建筑群，包括六座古堡、五道深巷和祠堂院、当铺院等其他院落，还有五里长街上的一些店铺，总面积25万平方米以上。王家大院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是红门堡、高家崖两组建筑群。高家崖建筑是王家大院中最具代表性的院落群，有养正私塾、桂馨书院。
福建南部的土楼，是客家闽商建造的用夯土夯筑的巨型民居建筑。永定县的承启楼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历时三年完工，为客家人江姓氏族所建。承启楼由四个同心圆的环形建筑组合而成：楼中心是祖堂；内环一层，有房21间；中环有房40间；最外环共四层，底层为厨房，二层为谷仓，三四层为卧房。全楼共有房间300余间。学者称为“点线的围合”，“点”指祖堂，“线”指居住用房。
第七集 湖山品园
孔子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观。园林“虽有人作，宛自天开”。康熙时（1703年）始建承德行宫避暑山庄，历时89年，在乾隆时建成。外八庙始建于康熙五十二年。
乾隆时建造了清漪园（现在的颐和园），1750年始建。山无水不活，水无山不灵，水是园林脉络气韵的根源。乾隆：“层楼雅号画中游，四面云窗画景收”。清漪园以“衔山抱水”的形态建园，“山不能动，以水缭绕之”。水的环绕，则能伏脉龙蛇、势通万里，尽造化之真意。清漪园中有中国园林中最长的长廊，全长728米，亭273间。清漪园中南湖岛的廓如亭，号称中国园林中最大的亭子，八角重檐，由内外三层二十四根圆柱和十六根方柱支撑，登此亭，可以“控御众景”。“廓”者，空也；“如”者，敞亮，通透。中国园林所追求的“奥旷兼如”的境界，体现在“廓如”之中。佛香阁是清漪园的标志性建筑。慈禧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
文人以“山色因心远，泉声入目凉”的避世情结，形成了“壶公天地”“芥子世界”的赏园、品园的园林文化。
拙政园为明代弘治进士御史王献臣所建，文征明为其设计蓝图，形成以水为主、疏通平淡、近乎自然风景的园林，文征明表达了园主“以物寄志、以史寓志”的意象，“人在山林，志存高远”，筑室种树，灌园鬻蔬，逍遥自得，享闲居之乐。中轴线上的建筑是远香堂。小沧浪为园中奇特之景。园林艺术强调“景露则境界小，景隐则境界大”，园林在“无一笔不曲、无一笔不藏”中增加了含蓄。回廊形成“游者步步移，景色步步改”的妙境。“云卧一丘，疏全艺石，消其胸中块垒”“解臆骋怀，抚慰现实人生”。“山河眺望云天处，台榭参差烟雨中”。
第八集 营造传承
1919年，朱启钤在南京图书馆发现李诫（明仲）的《营造法式》，影印后由藏书刻书家陶湘修整此书。1925年，陶湘版《营造法式》出版。朱启钤组建营造学会，随后得到中美庚款中的一笔研究经费。1929年，朱启钤创立中国最早的建筑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回国后加入营造学社。1932年春，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脱稿。4月，梁思成开始第一次野外调查。梁思成在河北宝坻发现辽代建筑广济寺三大士殿，现已不存。
抗战后营造学社迁到昆明，先后在云南四川调查。1940年昆明受空袭，营造学社迁到宜宾附近的李庄。梁思成在李庄撰写《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恢复了停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因经费问题，营造学社1945年解散。
中国营造学社社员最多时近百人，以朱启钤（1872-1964），梁思成（1901-1972）、刘敦帧（1897-1968）、林徽因（1904-1955）、刘致平（1909-1995）、莫宗江（1916-1999）、陈明达（1914-1997）为代表，还有鲍鼎、鲍希曼（德）、陈垣、陈植、费慰梅（美）、郭葆昌、李四光、荒木清三（日）、徐世章、叶恭绰、朱家骅、张学良、叶公超、吴泰勒、唐在复、胡笔江、翁初白、瞿孟生、彭济群、许宝骙、章元善、关祖章、夏昌世、王荫樵、关冕钧、徐敬直、张学铭、钱馨如、徐新六、张万禄、李庆芳、宋华卿、叶揆初、孙壮、马衡、赵深、艾克、陶湘、叶瀚、卢毅、何遂、庄俊、李济、荣厚、温德、华南圭、金开藩、杨延宝、李书华、江绍杰、袁同礼、林是镇、卢树森、周作民、林行规、刘嗣春、周诣春、陆根泉、关颂声、张文孚、钱新之、杭立武、任鸿隽、任凤苞、胡玉晋、吴延清、赵世暹、黎重光、吴其昌等。罗自福（罗哲文）是最后的健在社员。
中国营造学社共调查190个县市2783处古建筑，测绘重要古建筑群206组，完成测绘图1898张，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建筑史》和用英文撰写的向西方介绍中国建筑的《图像中国建筑史》。
北平解放后，营造学社和清华大学提出《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后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以此为基础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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