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韩知许
编辑︱韩知许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有文字的社会和无文字的社会有根本的区别。文字改变了人类的交流方式和信息的传播方式。
使人类可以更好地积累已有知识，并生产出更多新知识、发明出更多新技术。
可以说，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一种元技术，它支撑着文明社会的运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如果没有文字，很难想象人类文明可以实现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印刷时代直到信息时代的演进。
中国古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是人类文明早期的两颗灿烂明珠。
它们都很早地摆脱了原始状态，发展了农业、畜牧业、建立了城市和国家，还有我们最为关注的事件一一独立发明了古汉字和古埃及圣书字。
这两种独立发明的自源文字，如同化石般凝结着人类文字技术成熟时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人类的文字心理。
本论文所要做的研究就是比较这两种古老自源文字的“表词方式”，并探讨自源文字的表词方式与它们所记录的语言。
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人类的认知心理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分别从古汉字与古埃及圣书字的说明，表词方式的内涵，涉及两种文字表词方式比较的以往研究。
以及本文的目标、方法与格局等四个方面，来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说明：关于论文中所涉及到的古埃及王朝及年代。
请参考文前“古埃及文明与中国古文明时间参照简表”，涉及到的古埃及地名请参考文前“古埃及地图”。
第一节古汉字与古埃及圣书字的说明一、古汉字目前出土的最早成体系汉字是殷墟甲骨文，时间约在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
但汉字的成熟时间肯定在殷墟甲骨文之前，只是由于考古材料有限，我们还不能准确断定。
汉字在殷墟甲骨文之后，经历了西周春秋文字、战国文字、秦代文字、汉代以后的隶楷文字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
我们所说的古汉字是指从殷商到秦的汉字发展阶段，时间跨度是看，殷商文字以甲骨文为主，西周以铜器铭文(金文)为主。
战国文字的载体相当繁多，主要的有铜器文字、石器文字、货币文字、玺印文字、陶器文字、简牍文字、缣帛文字等。
秦代的文字主要指小篆。
古埃及圣书字古埃及历史分为新石器时代、前王朝时代、早期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晚期王朝、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等几个大的阶段。
其中从早期王朝到晚期王朝又可总称为王朝时代或法老时代，分为30个王朝。
迄今出土的最早古埃及文字，是前王朝晚期阿拜多斯地区(Abydos)u-j号墓的骨制和象牙制标签上的文字，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150年。
这些标签都系于物品上，标签上的字符标明物品的数量、产地等信息。
但是目前考古发现的第一个埃及文字的句子在第二王朝字材料，主要是零散的标签字符。
陶器刻划字符、印章字符和纪念物上的字符，如那尔迈调色板上方正中的王名框内的王。
文字为“埃及象形文字”，因为它使用的字符都是图画。
但是这些图画并不都表示它们所描绘的事物，很多是音符，并不表意。所以，周有光先生认为称之为“圣书字”更合适。
古希腊人之所以称圣书字为“神圣的刻符”，是因为他们与古埃及发生接触时所看到的圣书字主要是刻在神庙墙上或者公共石碑上。
其实，最初圣书字使用于多种场合和多种目的，并不限于庄重和神圣的场合，而且既可以手写也可以雕刻。
起初手写体和铭刻体也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手写体多用芦苇笔蘸墨第三节前人对两种文字表词方式的比较研究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释读圣书字。
埃及学诞生。而国人对埃及古文明的了解，则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当时清代一些驻外使节和旅外人士在去欧洲路经埃及时。
目睹了古埃及圣书字，在游记中多有记述。他们谓圣书字如古钟鼎文、如鸟篆、如蝌蚪文等等。
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人们开始了解古汉字的更早形式。20世纪以来，逐渐有些学者开始对古汉字和古埃及圣书字进行比较研究。
但是这种比较研究只是零星散见，而且不够深入。
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埃及学发展滞后，国人对古埃及文字的研究非常不足。
而外文资料的获取和理解又不便，所以大多数汉字学者对圣书字的了解非常有限。另一方面，西方的埃及学虽然发达，但是西方学者对汉字又不甚了解。
这两方面的情况必然导致比较研究的困难。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以往涉及两种文字表词方式比较的研究，并对它们进行评析。
前人的比较研究我们所见到的与汉埃文字表词方式有关的比较研究，主要的有下面一些。
黎东方先生的研究1937年s月，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前中山大学研究院导师黎东方为刘麟生译的《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写了一篇中译本序言。
这篇序言用很大篇幅将古埃及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作了比较。圆黎先生特别说明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想证明中国文化西来说。
而是尝试依照埃及文字解决中国文字学上六书的次序。黎先生首先分析了古埃及文字的发展过程：最初，一切文字只是图画。
第二步，便有省笔，以一部分代替全部。第三步，拿原因代表结果，拿象征代表李长实际。
第四步，拿两个字来合成一个新的意思。第五步，便是拿这一个字的音，代表同音的另一个字义。
第六步，不仅只采取某一图画而放弃其原来的字义，并且连它的声音也不全部采取，而只采取其第一音节，于是便有许多所谓全音字，成为字母的前驱。
第七步，便是字母，除了全音字母以外，它还包括有若干的“判别符号”，以判别若干音同义不同的字，本身没有声音。
黎先生最后根据古埃及文字演化的过程，对中国文字学上六书的次序作了判断，认为应是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谐声、转注。
假借所以应该列在谐声之前，因为两者均是窃取他字的声音，以代表自身的意义。在假借的时候社会幼稚，字少，无须偏旁，即“判别符号”，足见时间是在前，而谐声的时间在后。
黎先生所勾勒的圣书字发展过程的七步有些值得商榷之处，但通过圣书字的发展过程认识到汉字中假借先于谐声是值得肯定的。
黄尊生先生的研究1942年6月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二期上发表了黄尊生写的专文《埃及象形文之组织及其与中国六书之比较》。
黄氏在阐述古埃及象形文字演变过程及其结构特点的基础上，比较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组织原理与中国的六书。
他指出，依文字进化之公例，最初文字大都起于象形，古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初见者均为象形文，其绘物成文均起于一种表意之需要。
此两民族相距万里，然其表意方法则不约而同，不特表意方法同，即其描绘有时亦同。
指事会意①两类字埃及与中国大致相同，六书中形声字在埃及文为音缀字②与义符之配合。
至于转注假借，无论依何种解释，在埃及象形文字均有其例。由此可知中国之六书可通于埃及之象形文，而埃及象形文字之演进律亦可适用于中国文字。
关于中国六书的次序，黄氏主张先有假借而后有形声。他指出，文字之产生先有表意(象形，指事，会意)，紧随表意而产生的即为表音(假借)。
至于形声字的产生，则因表音字离形而独立，而同音之义太多，一音数义(亦即一字数义)易滋纠纷，乃于后来添入一“义符'，以为辨别，此即所谓形声字。
此种现象在埃及文字中也显而易见。
氏还指出了汉字与古埃及文字极不相同之处。
他认为差别最大的是埃及文已产生出字母，形成一种拼音文字，而汉字则停滞于“音缀”(即音节)阶段。
同时他还认为，尽管埃及文已产生出字母而演变成拼音文字，但从大体而言埃及文仍为一种极繁难、极离奇、极神秘而无理性之文字。
而独存音缀字；繁则过繁，省又过省，使人无从捉摸，读之如疑谜。而且文与字又混而不分，第一字与第二字前后相连，绝无起迄之界限。
”他认为汉字尽管象形文之描绘远不如埃及文之工巧，而且始终停滞于音缀阶段，但却是一种比较简单而比较有理性之文字。
因为汉字造字之最高原则为形声，以义符配音缀，合之而成一字，这种方法最简单又最便利。
而且汉字中无重重叠叠之音符与义符，只以一形配一声。其次，汉字每一字构成一方块，界限井然。
与黎东方先生一样，黄尊生先生也认识到了汉字与圣书字在结构原理上的一些共通性，主张中国六书中假借应早于形声，这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黄先生对两种文字差异的认识有不恰当之处。首先，认为埃及文(圣书字)已经演变成拼音文字不妥。
其实本质上圣书字还是一种意音文字，依然使用表意方式，而且其音符都是借表意字表音的，与拼音文字的字母有本质不同。
其次，黄先生将圣书字中的单辅音音符称为“字母”，将双辅音音符和三辅音音符称之为“音缀字'(即音节字)，这也有些不妥。
单辅音音符具有准字母的性质，但本质上还是借音符(借表意字表音)；双辅音音符和三辅音音符是表示辅音骨架的，并非音节字，这与古埃及语词根的辅音结构特点有关。
其三，认为圣书字极繁难、极离奇、极神秘而无理性有些夸大其辞。其实黄先生所指出的繁难无理性之处正是和埃及语的特点以及埃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
其四，汉字中的音符表示音节而不像圣书字中的单辅音音符表示辅音音素，这是与汉语的特点相适应的，并不是“停滞”。
其五，认为汉字比圣书字简单、有理性也是渗透着民族情感的不确切论断。(---)周有光先生的研究周有光先生是国内真正从学科意义上研究世界文字发展史和比较文字学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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