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北宋官场的精英翘楚，王安石与苏轼虽说有着年岁差距，但互动的机会自然也不会少。嘉祐五年 （1060）苏轼被正式授予官职，朝廷颁给他的任命文书 《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出自王安石的手笔。制书中写道：“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可不勉哉。”博考群书，才能志力足以观，此语或可视为官场套话，但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云云，则透露作为前辈的王安石对苏轼确是相当器重。毕竟，从王安石的角度来看，苏洵的攻击无非就是一个进士都考不上之人的无能狂怒，爱才惜才如他，自不会以此小事敌视苏轼、苏辙。
虽然王安石尽量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对待苏轼，但苏轼却未必如此想。转眼到了隔年，已中进士的苏轼、苏辙报名参加了“贤良方正能直极谏科”试，也就是宋人常说的“制科”“大科”试。在北宋，“制科”试难度极大，但合格者提拔极快。自负其才的苏轼、苏辙想参加“制科”，从此走向官场快速道，也不足为奇。按“制科”试流程，参加者先需获得近臣推荐，向朝廷提交50篇策论，由朝廷组织人员评审，即所谓“贤良进卷”；在通过了评审之后，合格者会被召集到京师，在秘阁完成六篇论文，即所谓“秘阁六论”；通过“秘阁六论”之后，才能参加“御试对策”，回答有关当前政治的一系列问题。全部通过合格后，即获得“制科”出身。
苏轼也不例外，呈交了25篇 《进策》和25篇品评历史人物 （《论》）的“贤良进卷”，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见。他的 《进策》分为5篇 《策略》、17篇《策别》和3篇 《策断》。《策略》类似总论，第一篇开宗明义，指出方今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他所谓的可忧者，也是民生不安、财用不足、上下不通、边患不息。在讲述完总论之后，苏轼在 《策别》中针对四大可忧开列了救治措施 《课百官》（6篇）、《安万民》（6篇）、《厚货财》（2篇）和 《训兵旅》（3篇），另有3篇专门谈兵的 《策断》。
如果不看内容光看题目，人们十有八九都会以为全是王安石撰写的改革纲领。其实，在北宋面临危机，亟须改革的问题上，苏轼同王安石英雄所见略同，但要命的是苏轼一边表达同样的改革希望，一边又掺入了大量的私货，不断夹枪带棒地攻击王安石。在《策略三》中，苏轼写道“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变化，以惑乱世主⋯⋯而天下之所以大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在《厚货财》中，他又写道：“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
腐儒小生是谁？最下而无谋者又是谁？任谁读了策论，都能强烈感受到就是在不指名地抨击王安石。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患在不知法度故也”，认为法制才是长治久安的关键，而苏轼偏偏就要大讲特讲要加强吏治，光谈法制没用；王安石要讲“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那苏轼就要讥讽他“最下无谋”，主张“节用以廉取”，一个关注点在“开源”，一个在“节流”，针锋相对得明明白白。
此时苏轼尚未在地方主过政，可以想见，他 《进策》针对王安石的种种含沙射影，多半只是在照搬苏洵的政见。换言之，苏轼和王安石在嘉祐年间的第一次冲突，还是苏洵同王安石冲突的延续罢了。实际上，苏轼文中攻击王安石的论点，大都可以从苏洵的文章中找到。吏治胜过法制，见于他的 《衡论》（“政之失，非法之罪”）、《上皇帝书》（“法不足以制天下”）；开源与节流的关系，苏洵则在 《上皇帝书》中表达的清清楚楚 （“费出之无节”）。不仅是吏治与经济，苏轼和苏辙在自己的“贤良进卷”还大谈人情。凡有议论，无不是从人情入手，诸如“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宜先其实而后其名，择其近于人情者而先之”（分别出自苏轼 《中庸论上》《策别·安万民一》）；“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善治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情，而后得御天下之术” （分别出自苏辙 《诗论》《君术策第一道》），如是等等。放在老苏骂王安石不近人情的大背景下，他俩文中左一个右一个人情，就显得十足别有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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