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元朝覆亡之后，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退回漠北，仍保持着政权，并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
这个政权，史称“北元”。
北元政权[包括后来的“鞑靼”（音达达）]持续了二百六十余年，北元与明朝南北对峙，最后都统一到清王朝之内。
«——【·蒙古地区的政治状况·】——»
蒙古起自朔漠，官制简朴。
盘踞在蒙古本土的北虏，继承了元朝的地位和称号，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职官仍存，现存北元宣光（1371-1378/1379年）、天元 年间（1378/1379-1388年）的五颗官印和明人记载中的北元职官说明了这一点。
礼仪制度方面，乌斯哈勒汗（脱古思帖木儿）时还保留着郊祀礼仪，上朝着朝服，皇帝还颁布大赦。北元初的三位大汗都有汉文年号，惠宗、昭宗还被溢以庙号。
元廷北徙之后，经历了明洪武、永乐两朝犁庭扫穴式的征缴，以及蒙古内部 各封建主之间争夺统治权的频繁战争，蒙古政权形式发生了变化，仅保留了适合草原游牧生活的社会制度。
元朝大汗自忽必烈（1215-1294年）开始每年巡行于大都（今北京市）和上都（开平府，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之间，再退回蒙 古本土后很快适应了游牧生活环境，大汗的斡耳朵（宫殿）成为蒙古游牧政权的 政治中心。
脱古思帖木儿汗（1342-1388年）死后阿里不哥（约1219-1266年） 系草原诸王篡位，再加北徙汉人的南归，使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汉制衰落，蒙古恢复了原来的社会制度。
大汗、诸王、权臣在楚固兰上共同协商重大事情，如推举大汗、决定对外征伐、解决各部间的属民和领地纠纷、处理政务、审决案件、制定法律等等。
会盟时的各种决定，都具有法律效力，凡参加会盟的各封建主及所属的兀鲁思必须执行。
会盟时记录下有关各方面的规定，形成法令集，我们通常称其为法典。
如《阿勒坦汗法典》《土门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喀的 《白桦法典》等等，以上法典包含宗教方面的规定，明确指出蒙古各部的共同宗教信仰，并以政教二法规严厉制裁。
自清朝初年开始，漠南地区称为内蒙古，漠北地区称为外蒙古。内外蒙古的 一切事务总归中央“理藩院”管理。
“理藩院的职权是'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期朝会，正其刑罚’（大清会典卷六三）。”
《理藩院则例》则在游牧民族自己的法律基础上，扩展了许多章节，大约于1789年生效。
内外蒙古均实行盟旗制度。
外蒙古因在原有各部的基础上建盟，故各部的汗就是盟长，四个盟之下 都分别有“旗”。
内蒙古六盟和外蒙古喀尔喀四盟（四部），均每三年会盟一次， “清理刑名，编审丁籍”。
采取“因其俗以治之”的政策（《清朝通典》卷二六）。
清朝统一全国后，为维持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和保障北部边疆的安定，允许蒙 古王公世袭占有领地和属民，具有相对自主权。鸦片战争后，蒙古贵族的政治地 位下降，随着时势的推移，以满蒙联盟为基础的政权转变为满汉地主阶级联盟为主的政权。
明初期，蒙古地区扰攘动乱，蒙古社会的主要经济方式是畜牧业，仍随草畜 牧而转移、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
纳哈出（约1320-1388年）投降和捕鱼儿海子之役后，北元境内的农业逐新消失，永乐年间（1403-1424年）北征明军在漠北只见到一处农田。
自达延汗（本名巴图蒙克，1474-1517，又译答言汗、歹 颜哈等）统一东部蒙古地区之后，社会安定，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
“俺答封贡” 后，促进了右翼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蒙古地区的牲畜不仅满足了自己生活的需要，还大量用来与明朝贸易，换取所需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交易不绝，胡越一家。”
明中叶以后，在蒙古地区再次出现了农业经济，先在明朝沿边的兀良哈三卫和右翼部落，后来在左翼部落也发展起来。
各部的农耕规模都比较小，土默特部 丰州川一带的农业最为发达。
蒙古地区的农业主要由被俘掠或逃来的汉族农民经营，蒙古人几乎不从事农业生产。
农耕经济的出现是对畜牧业经济的一种补充，丰富了蒙古人的经济生活。
这一时期，在辽阳行省、和林、亦集乃等许多地方还有手工业作坊，可以打造兵器、铸造官印，甚至还铸造货币，名曰“宣光之宝”。
后来随着这些城镇在战乱中衰落手工业作坊也消失了。
藏传佛教传入后，蒙古各部贵族纷纷修建寺庙，在草原上以寺庙为中心形成了一些农业定居村落，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后，形成小村镇；
如土默特部呼和浩特城（归化城）、喀喇沁苏巴城、敖汉城、奈曼城、西拉木伦河北的大汗把都楼子城、喀尔喀弘吉剌特部的暖兔城、宰赛城等。
在经济交往方面，金融业衰退，由于战乱蒙古地区与内陆中断，商业主要是与东西邻国进行易货贸易，互通有无。
高丽重新归附北元之后，高丽商人到辽阳行省和漠北地区贸易。
哈密、吐鲁番以及中亚商人也通过草原至漠北地区进行贸易，明军在捕鱼儿海子之役俘获撒麻耳干商贾数百人，说明北元与中亚的贸易已 有一定的规模。
从明永乐年间蒙古地区与中原的经济贸易开始，蒙古地区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明朝采取分化措施，只允许在政治上臣服明朝的那部分蒙古人来 朝贡贸易。
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明朝在大同镇设立马市，蒙古大汗和权 臣遣使到大同镇与明朝进行贡市贸易，一部分使团成员还可以到京师（北京）， 在沿途及会同馆内与民交易。
“土木堡之变”后一度中断，明英宗返回后又恢复。
达延汗后期大同马市关闭，衅端复起。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俺答汗开始求贡，至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恢复了贡市贸易，化干戈为玉帛，开始明蒙贸易。
这样的状态长达半个世纪，直到明朝灭亡。
清前期，为了巩固政权，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发 展和繁荣，高原牧业发展稳定，保证了生产生活所需的马匹牲畜。
在内蒙古、喀 尔喀、新疆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地农业也得到发展，耕地面积大大增加，蒙古族 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开始杂居。
随着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城镇兴起，商业贸易得到发展。
但是，蒙古族地区的商业主要由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商人以及俄国商人经营。
清代蒙古族社会除蒙古王公台吉及喇嘛上层统治者和阿勒巴图外，随着 商业高利贷剥削和雇佣剥削的出现，产生了牧主和地主阶级，以及受他们剥削的 雇工和农民。
另外，在蒙古社会长期存在着奴隶制残余，一些奴仆生活于社会的 底层。
清后期，蒙地放垦和农区的扩大，但是是以牺牲当地传统的畜牧业经济为代价的。
放垦的土地基本上都是沿河湖地带水草丰美的牧场。
这些优良牧场被放垦之后，蒙古牧民被迫迁往山地、沙漠和盐碱地放牧。
这一时期，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清朝封禁政策的废弛和农业定居人口的急剧增加，推动了内蒙古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北元早期，由于长期的封建战争，蒙古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文 化教育水平也十分低下，“乌有所谓师，然就其能书者名曰榜什……夷人能书则 随酋首往来，列于诸夷上一等……往者书用板或以皮。”
到了明代后半期，随着战争停息，社会经济获得恢复与发展，蒙古族文化才得到了正常发展的机会。
明代，八思巴字已经不用了，通行的文字是经却吉斡斯尔改革过的蒙古字。
汉字仍继续使用。
俺答汗以后，蒙古地区设馆教学的“榜什”（教师）日益增多，延聘本族或汉族教师教授蒙、汉文，因而蒙古族的知识分子较前增多了。
这为吸收各族先进文化和提高本族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首先是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兴旺。元代开始的用蒙古文字翻译藏文经典仍在民间流传。
佛法在蒙古地区再兴时期，佛经的翻译更是风涌潮起，波澜壮阔。十七世纪初，俺答汗主持开始用蒙文翻译《甘珠尔经》， 至察哈尔林丹汗（1592-1634年）时，除军事部分以外，这部一百零八函的百科
全书，全部译成。
《阿拉坦汗传中记载：“那木岱彻辰汗、钟根哈敦、鸿台吉三人翻译甘珠尔经。自黑虎年至红羊年间，将经文译完”。
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不仅推动了佛教向纵深渗透，还培养了大批精通多种语言文字的大译师、大语言学家、大学者。
蒙古建筑艺术，主要受到了汉地和西藏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汉、藏式的建筑物。
阿勒坦汗时代所建筑的板升城的宫殿、第宅是汉地宫殿式的建筑。此外，受西藏建筑术的影响，在呼和浩特城和鄂尔多斯地方修建了许多佛寺、佛塔。
在林丹汗时代，今通辽附近的佛塔遗迹，是这一时代的建筑物。
清代，蒙古建筑师们努力创造了适于蒙古传统形式风格的建筑物，产生了帐幕形式的建筑物。
有些寺庙，上层建成帐幕形式的屋顶，下部借鉴了西藏风格。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大量寺院的敕建，对明清时 期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绘画创作的潮流和倾向产生了影响。
«——【·总结·】——»
纵观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兴起、发展和深入过程，可以看到蒙古各部之间、西藏内部宗教教派之间的矛盾，以及蒙古与明、清两朝关系的影响，经历了曲折 的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宣和画谱（卷一）[M].商务印书馆，1936.
[2][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
[3][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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