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另有金栗山藏经纸非常著名，产地位于浙江省海盐县西南的金粟山，山脚下有金粟寺,寺中藏有北宋质量优良的藏经纸。
从明代董的《续澈水志》1557)中可以找到痕迹:“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两函，万余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类一手所书，其纸幅幅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
宋代与唐代用纸的一大区别在于普及与精美，这与文治社会属性相匹配，也因此对精美小尺幅纸张有了大量需求。
在《民国丛书》中选印的史岩《东洋美术史》言:
“有研光而现布纹、绫绮、人物、花木、虫鱼、鼎非等形，又仿姑苏之制，稍柔薄，而有罗纹之杂色，纸名为苏笺，上印有金银花。
此种笺纸，系采取任何纸张，裁成小幅，染以色泽，然后以术版形成花纹，上刷颜色，再印以染色之纸，加蜡研刷，花纹毕露。或以数种花之版，套印各色笺纸，加印金银线纹者更为美观。”
在宋朝以前,笺纸用途不广,因为整个社会中能书写的人员基数不大。宋起，士大夫书法作品以用笺纸为多。
其隐约的花纹拓印在小品书册、小幅对联、书信信笺上均有。现代所存世笺纸，虽花纹不明显，但小巧精致，在“纸寿万年”的承载下，亦可窥见当时纹样色泽的华丽。
在笺纸上拓印的方法在绢本上就无法执行，更别说小巧的花纹难以印制,就连在绢上用浓厚粘的朱砂印泥都较难清晰《潜确类书》谓:
“宋颜方叔创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羽山水、人物，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珍之。”
据记载，笺纸为士大夫所珍，宋朝文人数量的激增也催生大量制作名手。此时的加工技法日益精进，种类繁多，宋代终于到达纸本制作的高峰。
宋代除笺纸外，驰名于世的还有藏经纸、印刷书籍的竹纸，其精制情形，与笺纸一样成为高峰里程碑。笺纸纸张须薄而匀净:藏经纸则采用厚重纸浆制粗纹纸张。
如今所谓的生宣，较少使用胶矶，而宋代的加工笺纸，其中有胶、矶、梅大水、蜡、槿、黄柴、石灰、粉等辅料，其初衷是因为宋人好古，喜好仿制古纸。
«——【·存在的争论·】——»
纸本的适画性优于绢帛，早在唐代就已经被世人所知，但为何绘画用纸却迟迟难以推广，其重要原因也在于受限于造纸的尺幅狭小。
唐代绢本立轴横超过一米者比比皆是，更别提纵深可以持续地编织。手工抄纸要想纸浆厚度一致，造纸人工、成本降低则必然要减少报废率与共同操作人数。
但这种局限性会在一些身份特殊的人身上消失，比如宋徽宗。
相较于当代书画家，宋人对笔墨纸砚材料的熟悉更甚。纵观宋代传世作品中的纸本花鸟画家大多是饱读诗书、善书法能作诗之人，其中宋宗室成员有:
赵信、赵孟坚:文人士大夫有: 苏轼王庭筠、扬无咎、陈容、郑思肖:僧人有:惠崇、牧溪，还有若干在画院名下的如赵昌等画院画家。
不仅仅是画作本身，这些艺术家的纸本书法作品也值得关注。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宋徽宗草书千字文，整幅作品纵 35.1厘米，横 1172 厘米，宽度是符合人体运动轨迹的标准传统尺寸。
值得注意的是(图1-26)《草书千字文》的这张纸 11 米长，竟然没有接缝，因此成为古代最长无接裱纸。
整张宣纸上用金粉画满云龙图案，与别的宋代信笺纸压印而成的花纹不同，是画工用金粉一笔一画直接描绘出来的。
整整 11 米的繁复花纹，加载在这么长的无拼接宣纸上，难怪得到公认:仅这张纸本身就称得上国宝级文物。
整张纸所用纸浆，经过多次打磨、压实、上蜡，最终质地变得光滑且没有帘纹。
这意味着书写的时候，毛笔与纸面接触的阻力变小，水墨在上面渗透得相对缓慢，书写的线条易呈现出率性、自由的风貌。
这类材料不适合体现艰涩、古朴、老辣的用笔，却非常适合于宋徽宗的草书作品，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音乐旋律在笔走龙蛇地飞舞。
试想一下，这件作品若是创作在绢本上，那么草书中的率性与顺滑依然能保留，但黑白对弈中的浓淡枯湿之变，就难以在一瞬间完成如此丰富的变化。
«——【·宣和殿的考证·】——»
纤维质的颜色不易发生改变，所以纸张的颜色，几百年也不易变在造纸的过程中，给浆料加上一定的防腐防虫材料，也为了它的保质期延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宣纸经过合理的存放，收藏在樟木箱或书柜里，每年夏季和秋季干燥通风的艳阳日拿出来暴晒驱虫，预防霉蛀。
这些措施都让宣纸的寿命大大延长相比之下，绢本放十几年就会发脆，一方面是因为绢上涂抹的胶矶老化变脆:
另一方面，丝绸所制蛋白纤维日久氧化而断裂。它也不能像宣纸那样，时常拿出来过风或暴晒以保持清洁干燥，那些步骤反而会加速绢本的老化与破碎。画轴的保存更为艰难，卷起来容易颜料粘合。
打开来，又容易受潮收缩。阔狭、厚薄、坚实的衡量标准也与现代纸一样，但可惜的是这种材料上的巅峰现在已经无处寻得。
植物原料在变、浸泡洗涤的溪水在变、制纸的时间在压缩，再加之某些秘法已经失传。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当代艺术家的遗憾，古人亦然，所以澄心堂名纸如此稀有珍贵。
为宋代名家珍藏，创作者唯有反复琢磨运筹帷幄后，才敢小心写下字迹，以配得上这一抹“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
明朝董其昌在得澄心堂纸时，视若珍宝，感慨直言:“此纸不敢书。”五代的纸还能被明朝人收藏，这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纸本与绢本在存放与传承上的不同。
五代至两宋，书画用澄心堂纸者，米蒂《画史》与汤屋《画鉴》有文献记载:五代徐熙画花果飞鸟,多用澄心堂纸。
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
北宋李公麟“作画多不设色,独用澄心堂纸为之”;清安歧《墨缘汇观》载:李公麟《醉僧图卷》米友仁《云山墨戏图》、蔡襄《谢赐御书诗卷》及苏轼书《杜工部栏木诗卷》等均用澄心堂纸。
清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载:马和之《魏风葛履编图》亦用澄心堂纸的特展，展览以宋代研花笺纸为核心。
这个主题性的展览是史无前例的，院方通过特殊的拍摄手法，用最清晰的数字化的呈现，让读者得以看到宋代笺纸的各式花纹。
那些隐晦的装饰图案,进一步说明了宋代纸本的发展状况与使用程度之高这些纸本是如此珍贵，与使用他们的大文人之真迹交相辉映。
一一印证了文化在这个时代的发展。研花笺纸的制作工艺是由雕版形成凹凸不平的各式纹样，仅展览中就呈现出 20 多种不同花纹的珍贵花笺纸。
这些尺牍作品在平日的字帖画册中不难见，但未见过真迹原版的读者，因为花纹比较隐晦，没能发现底板上的盛世之景。
在此列举几幅表面装饰低调，实际却精致至极的宋代花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被误认为素笺，不少专家也因第一次发现而大感震惊。
通过特殊摄影技术的还原，有蝴蝶纹样花纹，有牡丹模样花纹，还有装饰满纸的乌龟花纹都一一浮现。
花笺纸有一部分纹饰比较清楚，还有很多肉眼难辨,它的精美纹饰是隐匿于其中的。崇简的宋人在半隐半现之间重现全纸牡丹卷草花纹，低调华丽。
不禁让人联想到宋代瓷器，整体的色泽下，亦是若隐若现花鸟鱼虫，以此可见，含而不露是宋代的美学核心。
«——【·结论·】——»
最为重磅的是宋徽宗的《池塘秋晚图》，这幅名作从作品底板所用材料的研究上，还是可以发现其制作之讲究与珍贵。
全卷纸本不仅有压花，表面再研以典雅的卷草纹饰，上面还涂有云母状的反光物质，最后还要印压一遍，呈现出如同丝织品一般的横斜纹路。
如此多的粉质凹凸花纹，也给画面带来了特殊的效果与斑驳感，与墨趣交相辉映。如此一来,浓墨不会一笔压实到底，局部有些虚，斑驳透气。
这种富含变化的作品呈现，也从另一个角度，为中国画审美的写意性与随机性，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
除了宫廷御用，官绅阶层正是大量运用此类研花纸的另一部分主体。作为宋代社会的官僚精英阶层，集文人与职业官僚于一身，是介乎皇室贵族与平民的纽带。
顶级宋代研花纸从宫廷流出，自然成为文人心头所好，成为他们收藏、把玩、纪念、传世的艺术品。
宋代制造纸张的工艺极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元代文人也视若珍宝。从图 1-35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墨竹图卷》纸本上隐约透露的图案、字迹，以及落墨时候显示出纸张的厚润、扎实，可以推断为宋纸留存至元代用的事实。
这类纸张颇受文豪青睐，看到李行以及这一群元初文人的喜好便可知是承袭于宋代士大夫。宋代皇室历来爱好书法绘画，在翰林图画院，供画师们作画的材料自然是最好的,标准统一的。
“黄家富贵”,这类工整的技法也对于绘画材料有特别的要求:必须要表面平滑，才可以让勾线笔运行流畅:要求三矶九染，所以每一层底色都必须染色均匀，水色与墨色过渡自然，矿物颜料亦能厚度均匀地平染。
所以，宋代宫廷绘画，历来以极其平整的绢本精品为主，能够步入其列的纸本，在材料质感与实践使用中具有颇为接近平整、厚实、不渗化之特点。
宋版书历来被看作是古书中，质量和品相最好的，宋代的造纸业功不可没在当代的收藏市场里，宋版书价格也颇高。
文化事业兴盛，则文人兴盛，也难怪，在这个时代书家辈出。因此对于“笺”的高频率使用，使得这类纸本颇有进一步的发展，在纸面上，映出若隐若现的图案样式。
除了金栗山藏经纸，宋代文人将唐纸用于高规格的创作，这种情况更多出现在书帖中。
“笺”的制造到了宋代已经发展为各式套色图样，用现在的话说是消费升级，士大夫们更愿意在有漂亮花纹的“笺”纸上书写，兴致来时涂涂抹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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